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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历史》第八卷的评论
  从文气上看,《历史》的第八卷和第七卷几乎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这是源于七、八两卷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就是连贯的、不可分的。所以,第七卷、第八卷是《历史》所有九卷书里联系最紧密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姐妹卷”。


1.第八卷概述
  第八卷可以分成3个logoi。L23:月神岬战役;L24:萨拉米战役;L25:薛西斯的撤退。先分别简述如下:

  L23(八1至八39):关于月神岬海战,希罗多德先介绍了希腊联合海军的兵力(八1、八2)。海战的具体过程(八6至八18)我将在下面专门介绍。由于希腊人在月神岬海战中没有取胜,温泉关又已经失守,他们于是撤退了。波斯海军现在控制了这一段海岸线,于是波斯陆军开始从温泉关南下(八31至八35)。本logoi的末尾是一段故事,讲述了波斯军在进军德尔菲时的遭遇(八36至八39)。对于这个故事,我也将专门进行分析。

  L24(八40至八96):希腊人的海军从月神岬撤回来之后,雅典人马上开始疏散城市(八41)。随后,希罗多德对于希腊抵抗者的联合舰队,按照所属城邦依次做了介绍(八42至八48)。同时,波斯军进入了雅典,把留在城里没有走的人全部杀死(八51至八53)。这一边,希腊联军内部却发生了分歧。伯罗奔尼撒各城邦的人们觉得应该在科林斯地峡坚守,毕竟那里的通道非常狭窄,可以采用和温泉关之战类似的策略防御(八56)。雅典海军的主将地米斯多克利这时站了出来,说服联合舰队的主帅、斯巴达人优利比亚德(Eurybiades),让大家在雅典城外西南不远的萨拉米岛驻守了下来(八60至八63)。波斯海军这时也到了雅典城外(八66)。随后就是萨拉米大海战(八67至八96)。对于此役,我将在下面作仔细的分析。

  L25(八97至八144):萨拉米海战以波斯人失败而告终,薛西斯王决定返回波斯。他留下了30万陆军主力,交给曾力主攻打希腊的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他本人则率领其余的部队沿陆路向赫勒斯滂海峡撤退(八97至107)。希腊方面发现波斯主力已经离去,他们不准备去破坏赫勒斯滂海峡上的那两座浮桥——无法回到亚洲的波斯王肯定要在希腊作“困兽之斗”——而是开始围攻帮助了波斯人的安比多斯岛(八108至八112)。波斯人这边,玛多尼奥斯陪同薛西斯到了帖撒利,波斯王随后以全速穿越欧洲。一路上波斯人损失惨重,不光没有给养,还爆发了瘟疫(八115)。而且赫勒斯滂的两座浮桥这时已经被暴风雨毁掉了。最后,波斯王和残余的部队是坐船渡过海峡,到达阿比多斯,最后返回萨尔迪斯的(八117)。波斯王既然已经离去,希腊暂时没有危险了。于是希腊各同盟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庆祝(八121至八125)。同时,在希腊北部、色雷斯和马其顿之间的卡尔启底斯发生了反波斯的起义。护送薛西斯撤退的一位波斯将军阿塔巴佐斯想镇压这次起义,却遭到了失败,只好和正在帖撒利过冬的玛多尼奥斯汇合去了(八126至八129)。海军方面,萨拉米之战以后,波斯人的海军不敢越过萨摩斯岛以西,希腊人的海军也不敢越过提洛岛以东,双方开始了对峙(八131、八132)。在帖撒利过冬的玛多尼奥斯也没有闲着。他派臣服于波斯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去招降雅典人(八136至八140),结果却遭到了雅典人的严词拒绝(八143、八144)。


2.到希波战争时为止的希腊海军发展过程
  在评论第七卷时,我已经总结了古希腊陆军的发展,下面我将相应地简要归纳一下古希腊海军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最可以信赖的记载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译本的4页至14页)。在那里,修昔底德简明扼要地追溯了自“荷马”时代(即迈锡尼文明晚期)一直到他生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希腊海军的发展、变化情况。本项札记就是在他的记载的基础上写成的。
船舶结构名称示意图  另外,要研究海军,当然核心就是研究战舰、研究船。而在下面的叙述里,我不可避免地要用到一些船舶结构方面的术语。为了不给那些对此不熟悉的网友造成困难,我在右面以一艘普通的帆船为例,画了一张“船舶结构名称示意图”,大家可以参考。

  1.起源
  关于古希腊海军的起源,修昔底德说过:“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米诺斯是传说中的克里特岛国王,著名的“迷宫”神话就是关于他的。我们不能肯定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也不能肯定他的具体生活年代。但,如果我们想从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发现一些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可以把修昔底德的那句话理解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希腊地域之内)第一个组织海军的文明。
  这样的理解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克里特本身就是一个岛屿。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米诺斯文明不可能在东地中海建立自己的霸权。对米诺斯文明的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在克诺索斯(Knossos),这个传说中米诺斯的王宫所在地,有大量来自埃及、西亚的商品。这都说明米诺斯文明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否则不能保证大规模国际海上贸易的畅通。
  但是,这种武装力量是否就等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海军,还需要分析一下。修昔底德点出了一个问题:“(在当时)不只是希腊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岛屿上的异邦人,都把海上劫掠作为共同的事业”。换句话说,所谓的“海上武装力量”,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海盗。海盗作为一种职业,在后来的历史上一直是为人所不齿、憎恨的。但在最初的时候却不是如此。修昔底德举例说:古时候的人们遇见海上来的陌生人时,经常会问“你们是海盗吗?”,而不觉得是一种冒犯。对方也不觉得被冒犯了。比如在《奥德修纪》三卷73行以下,特洛伊战争后回到派罗斯的老将涅斯托尔,遇见了渡海外出寻找父亲奥德修斯的忒勒马科,是这样打招呼的:“你们是谁,陌生的来人?……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忒勒马科回答时依然是毕躬毕敬的。这说明海盗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职业。
  最早的海军,其实就是海盗。这和我在前面回顾陆军的起源时所归纳的:最早的士兵只是猎户的第二职业、最早的战争只是两个部落之间的械斗,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一切形式的战争,最初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直接延伸。航海是人类很早就有的习惯了。只要是居住在海边的民族,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都或早或晚地发展出了航海技术。而第一个带着武器出海的人,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打劫别人。当时也没有法律告诉他:“这是犯罪行为”。久而久之,像这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海盗就是所谓“海上武装力量”的起源。
  海盗多了起来之后,人们为了自卫,出海时经常会带上武器。这种防卫性的武装,就是后来海军得以建立的基础。前面修昔底德说米诺斯“第一个组织海军”,并不是在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海盗头子。相反地,他是在强调米诺斯组织海军,有着和以往那些海盗不同的目的。他是要用海军“镇压海盗,以保障他自己的税收”。这就是防卫性的武装力量。
  米诺斯的海军和那些海盗的不同之处,除了功能主要是防卫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海军是由国家出面来组织的。以前各人自备武装、各自为战的情况,现在变成了全国的海上武装力量由政府来统一指挥、训练、部署。这种“国家性”是海军和海盗最根本的区别。
  所以说,真正的、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海军,应该这样来定义:由国家组织的海上武装力量,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虽然都是“海上武装力量”,海军和海盗的根本差异就是: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为了个人利益。只有打上了国家的印记,真正的海军才算诞生了。
  然而,即使打上了国家的印记,海军和海盗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很模糊的。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一直到古希腊文明有了长足发展的年代,当时的海军和海盗其实仍然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比如米诺斯手上的这支海上武装,当他们在“镇压海盗、保障税收”时,是海军;当他们去攻打别人的岛屿、城市,劫掠别人的财物时,其实还是在干海盗的老本行——当然,在国家的层次上,后一种情况可以被视为“海上进攻战”,是一种战争,是国家行为。但是如果海盗们也成立了国家,那又该怎么区分海军和海盗呢?他们的行为现在也是国家行为哦!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前三头”之一的庞培,曾经在地中海各地征剿海盗。这些海盗其实就是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管理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这个时候,还把他们称为“海盗”,似乎就不太合适了。
  这其实可以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比如匈奴人进攻汉朝,汉朝总视之为“入寇”,是一种强盗行径。但匈奴人自己则认为这是正大光明的战争,他们就是这样打仗的。再比如,在宋朝政府看来,水泊梁山上的那些人肯定都是“草寇”、“江洋大盗”。但宋江他们肯定不这么认为。说到底,入寇也好,劫掠也好,战争也好,实质上都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从道德上说,大规模的战争和小规模的抢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军事上说,名将的兵法和大盗的狡猾也只是智慧程度上有高低。之所以庞培可以说自己是在征剿“海盗”,宋朝可以说自己是在讨伐“乱贼”,只是因为他们是强势的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就把对方称为“盗”、“寇”、“贼”,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这些“盗”、“寇”、“贼”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历史记载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历史上这样的这样的例子已经太多,我就不枚举了。理解了这一点,我想对于理解海盗和海军之间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最早的古希腊海军是怎样的。
  和修昔底德一样,我们需要回溯到《荷马史诗》,即回溯到继米诺斯文明之后兴起的迈锡尼文明。史诗中直接描写迈锡尼时期的海军、战船的段落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伊里昂纪》二卷那一大段介绍希腊联合舰队的“船名表”里。这里把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引用如下:
  希腊联军里的波奥提亚人“带来五十条海船,每船载坐着一百二十名波奥提亚人的儿男”(《伊》二卷509、510行)。有七条船由“菲洛克忒忒斯率领,每船乘坐五十名划桨的兵丁,战阵中出色的弓手”(《伊》二卷719、720行)。
  按修昔底德的理解,这两段诗说明当时的船有大有小。最大的船能载120人,最小的船能载50人。而且他注意到希腊联军的总人数是10万零2000,而船只总数是1200,所以平均下来每条船能载85人。这个数字并不算很大。
  有一点值得注意,荷马在这里所说的“船”,原文是“naus”。这个词在后来的古希腊人那里用来泛指所有的船舶,包括民用的普通船舶以及各种战船。而在当时,naus船可能是有特定的形制的。另外,这个“naus”就是英文中“nautical∕航海的”(比如“nautical mile∕海里、浬”,约合1852米)的词源。
  对这种naus船,荷马经常用的一个修饰词是“乌黑的”(比如《伊》二卷710行)。现在一般认为这是指船体外侧涂有一层黑色的沥青,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从船体木板的间隙中渗进来。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还比较落后。
  另外,像桅杆、船帆、绳索这样的航海用具,在当时的船上还比较简单,甚至可以随时拆卸下来。比如前面引用的忒勒马科去访问涅斯托尔的故事里,忒勒马科一行人上岸之后就“取下风帆……卷拢收藏”(《奥》三卷10、11行)。泊船之后把帆卸掉,可能是担心会有风暴来袭。张着帆的船在风暴中会被吹得无影无踪的。一旦要出发,当时的人会“首先,他们拽起木船,拖下幽黑的大海,在乌黑的船身上竖起桅杆,挂上风帆,将船桨放入皮制的圈环,一切整配得清清楚楚,升起雪白的帆面……”(《奥》四卷779至783行)。
  Naus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奥德修纪》五卷237行至259行。这是一个著名的段落,描写的是奥德修斯造船的过程。这里引用如下:“……梢树、杨树和冲指天穹的杉树,早已风燥枯干,适可制作轻捷漂浮的筏船。……奥德修斯动手伐木,很快完成了此项工作。他一共砍倒二十棵大树,用铜斧剔打干净,劈出平面,以娴熟的工艺,按着溜直的粉线放排。其时,丰美的女神卡鲁普索折返回来,带给他一把钻子,后者用它钻出洞孔,在每根树料上面,用木钉和拴子把它们连固起来。像一位精熟木工的巧匠,制作底面宽阔的货船,奥德修斯手制的航具,大体也有此般敞宽。接着,他搬起树段,铺出舱板,插入紧密排连的边柱,不停地工作,用长长的木椽完成船身的制建。然后,他做出桅杆和配套的桁端,以及一根舵桨,操掌行船的航向,沿着整个船面,栏起柳树的枝条,抵挡海浪的冲袭,铺开大量的枝干。其时,卡鲁普索,丰美的女神,送来大片的布料,制作船的风帆。奥德修斯动作熟练地整治,安上缆绳、帆索和升降索,在木船的舱面。最后,他在船底垫上滚木,把它拖下闪光的大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1.当时的船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造船应该从安放龙骨开始,而这里没有这一工序;2.当时的船没有甲板。
  平底船和尖底船在航海的效率上有很大不同。尖底船在水线下的船体,可以被看成是一条纵向的刀刃,这种船其实是在海面上“切”着走的。而平底船,相比之下,更像是在海面上“漂”着走。所以这两种船体在行驶的稳定性、行驶速度上都有本质的差别。
  Naus没有龙骨,我们可以从荷马对希腊联军营寨的描写里找到佐证。因为他说希腊人的船可以被拖到海滩上。希腊联军在特洛伊城外海滩上的营寨,就是围绕着海滩上的船而建造的,目的就为了保护这些船(比如《伊》十三卷167行)。船可以被拖到岸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的体积还不是很大,重量也不是很重,而且肯定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拖到海滩上之后就只能侧放着。久而久之(特洛伊战争毕竟打了10年),船自身的重量就把船体压垮了。只有平底船才可能长期地放置到岸上。
  Naus没有甲板,我们可以从一些考古发现里找到佐证。比如在爱琴海南部的锡拉(Thera)岛出土的一幅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桨手和乘坐者被画在同一高度上,这说明当时的船确实没有甲板,他们都是直接坐在船体内侧的。而且船吃水很浅,明显是平底船。
锡拉岛壁画,约1600 BC,迈锡尼文明鼎盛期的作品
维京“海盗船”  另外,壁画上的船都是两头高高翘起的。对古代船舶比较熟悉的网友马上能联想到西方古代史上另一种非常著名的船——古代维京人的“海盗船∕Viking Longship”。事实上,维京“海盗船”也是平底船、没有甲板、两头翘起的,唯一的不同是“海盗船”有龙骨,虽然还不如尖底船的龙骨那么明显。有上面那幅锡拉岛壁画作为佐证,即使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发现一艘“荷马时期”希腊海船的实物,但我们大致可以说古希腊海军的早期战船和后来维京人的“海盗船”形制差不多。
  对于当时希腊人的战船大致是什么样子的,以上就是我们能从《荷马史诗》中推断出来的内容了。
  至于当时海战的战斗方式,虽然两部《荷马史诗》里描写战争的场面很多,但海战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即使是以海上的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奥德修纪》也是如此。似乎当时的海军的主要功能只是运输。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海战的情形。比如前面引用的《伊》二卷720行,提到船上的桨手同时也是弓手。再加上当时的船没有甲板。这就暗示我们当时的海战主要是双方互相射箭。士兵们平时负责划桨,战斗时就用弓箭来杀伤对方船上的人员。正是因为当时的桨手∕弓手们是暴露在船舱之外的,所以才易于被弓箭伤害。
  由于naus船的速度较慢,而当时的导航技术很落后,所以这时的海军一般只会沿着海岸行进,或者是在比较密集的群岛中行进。目的是保持视线之内始终有可以辨认的陆地,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从奥德修斯的旅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宽阔的、没有岛屿的、无法辨认方位的海面,比如“赫拉克勒斯之柱”外面的大西洋,当时的人们是不敢去航行的。而希腊所在的爱琴海上,有着星罗棋布的小岛屿。这是希腊人在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航海活动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2.发展
  自从希腊人从“黑暗时代”走出来之后,航海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种全新的船出现了,这就是我们在以前的札记中经常见到的“五十桨船”。
后人制作的五十桨船模型  “五十桨船”,希腊文作“pentèkonteros”(源自“pentèkonta∕五十”),英文作“penteconter”。从名称就能看出这种船有50位桨手,船的两舷各有25人,1人负责1根桨。前后两位桨手之间大约相隔1米(和今天的赛艇差不多),船的长度约为35米,宽度约为4米,有一面帆。和以前的naus相比,五十桨船的特点是船身比较细长,所以得名“长船∕makra”(可以参考一2)。相应地,naus就被称为“圆船∕stroggula”,并从此退出了海军,成为纯粹的民用船。由于船身细长的特点被以后的各种希腊海军战舰继承了下来,所以“长船”到后来就成了“战舰”的同义词,不再仅限于指五十桨船。
  五十桨船的长度是35米左右,因为这是当时所能加工的木材的极限长度,超过40米的木材一是难以找到,二是不能保证加工后木材笔直。
  五十桨船最早出现的时间,某些学者认为是在“荷马时代”。因为有人从《奥德修纪》的叙述推断奥德修斯的船似乎就是载50人左右的。不过这种证据还是太单薄了。现在一般认为五十桨船最早出现在希腊“第二次大移民”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最早使用五十桨船的可能是《历史》第一卷中出现过的弗凯亚人。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航海者之一。著名的马塞利亚(Massalia,即今天法国南部的马赛)就是他们建立的殖民地。
  仔细地看五十桨船,可以发现它已经有了龙骨,不过船体基本上还是平底的。船艏出现了一个尖突,就像鲨鱼的嘴,主要起“切割”水面的作用。这时的桅杆、索具等已是船体的组成部分,已不能随便卸下。前面引用的模型图片中还可以看到五十桨船上装备了甲板,即桨手现在是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划桨的。桨手和负责控制船帆的水手现在不在同一个高度上了。圆船naus所没有的龙骨和甲板,长船penteconter都有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五十桨船都装备了甲板。古希腊人管那些没有装甲板的叫做“afrakta∕开舱船”,有甲板的叫做“katafrakta∕闭舱船”。开舱船主要用来运送货物——因为它有更大的载物空间。闭舱船主要用来海战,因为它能为桨手提供更好的保护。
  这时的海战,依然是双方互相射箭为主。由于这时的桨手,特别是闭舱船的桨手,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张弓,所以这时的桨手不再兼任弓手,只负责划桨。战斗的任务则交给了在甲板上专门负责射箭的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是负责操控船帆、索具的水手,一旦进行海战就把船帆放下,开始射箭。由于对方可能也是“闭舱船”,所以这时的主要攻击的目标不是对方的桨手,而是对方的弓手。只要把对方甲板上的弓手消灭掉,对方就失去了武装和战斗力,只能投降或者逃走。
  战斗时船的动力不靠船帆,完全靠桨。这主要是因为战斗时随时要准备变换行驶的方向、速度和节奏,这时还依靠帆就不可行了,不如靠桨手划桨来得更为可靠。
  综合起来看,五十桨船相比以前的naus,主要优势是:1.它有龙骨,更类似于尖底船,可以通过“切割”水面带来更好的稳定性和速度。船体也更细长,更符合流体力学的要求。2.如果装备了甲板,成为闭舱船,那么桨手可以得到比以前更好的保护。3.专门负责划桨的桨手可以提供更稳定的动力。
  和五十桨船类似的还有“三十桨船”(triakonteros∕triaconter,源自“triakonta∕三十”)。这种船的特点和五十桨船差不多,只是要小一号,桨手只有30位而已。

二列桨舰  比五十桨船更进一步的是“二列桨舰”——希腊文作“dieres”(“di”源自希腊文“dύο∕二”,“dieres”即“装了两排”),英文作“bireme”(原为拉丁文,“bi”在拉丁文中有“二”的意思,“reme”源自拉丁文的“rēmus∕桨”)。
  从外形上看,二列桨舰和五十桨船很相似,长度、宽度都差不多,也有一面帆,也有龙骨和甲板,船艏也一样,也是1人负责1根桨,桨手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变化。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二列桨舰有两排桨,即桨手增加为100位。上一排的桨手使用更长的桨,在更靠外的水面划行,这样就不至于和下一排的桨互相干扰。之所以安排两排桨手,很明显,是为了在行驶时提供更大的动力,获得更快的速度。
  二列桨舰的具体出现时间不可确考,但估计比五十桨船晚不了太多,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不过还没等二列桨舰站稳脚跟,一种更新的船型就出现了,并最终就取代了五十桨船和二列桨舰,成为古希腊海军的主力舰种。

  这就是沿着二列桨舰的思路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三列桨舰”。
后人制作的三列桨舰模型  “三列桨舰”(也有译为“三层桨舰”、“三段桨舰”的),希腊文作“trireres”(“tri”源自希腊文“treis∕三”,“trireres”即“装了三排”),英文作“trireme”(即“三排桨”)。顾名思义,这种船有三排桨手,主要目的仍然是想获得最大可能的动力。从外观上看,三列桨舰和二列桨舰差别不大。一般的三列桨舰,长度大约是37米,宽度大约是5-6米,甲板到龙骨的高度约为4米,总重量约为45吨。甲板上和五十桨船、二列桨舰一样有一面主帆,不过在船艏附近还加了一面辅帆。安排两面帆,主要目的是让主帆提供前进的动力,而辅帆在船需要转弯时提供转向的动力。
船舶稳性示意图  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三排桨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能允许的最大层数了。如果要放置四排桨,虽然可以增加动力,但船体会变高,从而不稳定。这需要考虑物理学中的“稳心”问题(可以参考左图)。当船体高出水面太多、船的重心太靠上的时候,只要船体倾斜到一定程度(比如有大风的情况),船自身的重力所产生的力矩就会把船倾覆[1]。如果想增加动力、增加桨,加到三排就是极限了。
  如果把船身加长,不就可以容纳下更多的桨了吗?但是不要忘了当时所能加工的木材,长度最多不能超过40米,所以船身不能超过40米长。而且太长的船,转弯的时候也不方便——开奇瑞QQ的司机和开加长凯迪拉克的司机,对于转弯肯定有不一样的概念。
  三列桨舰的三排桨手是怎样布置的,自从中世纪以后西方人就一直在猜测。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稳心”问题。后来的西方人从自己的航海实践出发,认为三排桨手仍然太多了。如果垂直地布置三排桨手,甲板到龙骨至少需要5-6米高,这样仍然是不稳定的。这个问题一直到1940年代才告解决。对雅典附近的古代港口的考古发掘,最终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是如何在4米的空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
三列桨舰的桨手配置  左图是三列桨舰的桨手配置情况示意图。注意这三排桨手,无论在左右方向,还是在前后方向,都是相互错开的。这样就能保证在原来只能容纳两排桨手的4米高的船舱内,容纳下三排桨手——正是由于trieres的桨手并没有分出清晰的“层次”,所以我把它译为“三列桨舰”,而不是“三层桨舰”。
  这三排桨手都有各自的名称:最下面一排称为“thalamites∕底桨手”(源自他们坐在“thalamos∕底座”上)、中间一排称为“zygites∕梁桨手”(源自他们坐在“zygos∕舱梁”上)、最上面一排称为“thranites∕外桨手”(源自他们坐在“thranos∕外架”上)。一般来说,一艘三列桨舰每舷有27位底桨手、27位梁桨手、31位外桨手,两舷总共是170位桨手。
  仔细看上面的桨手配置情况示意图,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最上面的外桨手,他们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的。所以,在行进时,外桨手还担负有协调下面两名桨手动作一致的责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2章(中译本445页)说雅典人在出征叙拉古时,舰队中的外桨手会得到“额外的报酬”。
  三列桨舰有这么多桨手,能提供的动力当然是五十桨船、二列桨舰不能比的了。三列桨舰的速度一般比五十桨船要快大约30%。对一组训练有素的桨手来说,以10节(1节=每小时1海里,即1.85公里/小时)的速度持续巡航6-8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在需要短途冲刺的时候(比如海战中),他们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4节。另外,在长距离行驶时,为了保证桨手的体力,一般会让三排桨手轮换着休息,即轮换着让两排划桨,另一排休息。
  关于三列桨舰的速度,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3章(中译本215页)提到这样一件事:雅典把列斯堡岛上的米提林城的暴动镇压下去之后(427 BC),在野心家克莱翁的鼓动下,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残酷决议:将米提林城的全体人民处死,并当即派了一条三列桨舰去传达这个可怕的命令。第二天,雅典人发觉昨天的决议太过血腥,于是通过了第二项决议,内容就是取消昨天的命令,并派了另一条三列桨舰把这个决议火速传达到米提林。当时在雅典的米提林代表团为了让第二条船尽快追上第一条,许诺给桨手们一大笔钱,并在给桨手们吃的大麦饼里面混上酒,以提高他们划船的速度。而且到了夜里也不像往常那样停船休息,而是轮流着让两排划桨,另一排睡觉。“幸而没有逆风”,结果第二条船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走完了这段将近350公里(约合184海里)的路程,把决议及时传达到了。这条船在24小时内的平均速度大约有7.5节。要知道,今天的渡轮走完这段路程也需要大约16小时。
  由于速度比较快,再加上当时的水手们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辨认星座的位置确定自己所在的方位,三列桨舰时代的希腊海军已经可以在视线之内没有陆地目标的情况下,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远距离的航海了。

  按修昔底德的说法,三列桨舰最早是由科林斯人阿美诺克利(Ameinocles)发明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8世纪末。不过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前,三列桨舰并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因为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关三列桨舰的瓶画、诗歌、壁画等等,没有早于公元前6世纪的。让三列桨舰得到普及的关键人物,就是在《历史》第三卷中多次出现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底,他生活的年代就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
雅典卫城山上发现的三列桨舰浮雕,约作于公元前4世纪  按希罗多德的记载,波吕克拉底在当政之初,手头拥有的海军力量是“100条五十桨船和1000名弓手”(三39)。等到后来他投靠波斯人之后,他派出了40条三列桨舰去帮助刚比西斯攻打埃及(三44)。可见三列桨舰在古希腊海军中开始流行,就发生在波吕克拉底治下的萨摩斯。
  另外,据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6节说:在波吕克拉底的时代,萨摩斯人造出了一种叫“萨迈那∕Samaina”的船身较宽、速度较快的战船。这个“萨迈那”可能就是三列桨舰最初的名称。因为外桨手坐的外架,是原来的五十桨船、二列桨舰所没有的,所以才会有“船身较宽”的说法。而“速度较快”,更可以理解为是源于多加了一排桨手。
  正是这个波吕克拉底,他的海军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一视同仁地加以劫掠”(三39)。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盗头目;他所谓的“海军”是一群明目张胆的海盗。但在当时,海盗这种职业并不犯法。而且波吕克拉底治下的萨摩斯人是有自己的政府哟!

  在《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26节和《历史》三59,都记载说最先在萨摩斯流行开的三列桨舰,有一个主要的特点:船艏像猪头一样。观察前面三列桨舰的图片,我们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联想。而这种“猪头”,其实是和三列桨舰的战术有关的。
  在三列桨舰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当时的海军战术仍然沿用了五十桨船“用弓箭射击对方的弓手”的战术。前面谈到波吕克拉底的海军时,希罗多德把五十桨船的数目和弓手的数目一起说,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修昔底德说在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前,希腊各城邦的海军仍然“主要地是由一些五十桨船组织而成的”。三列桨舰由于建造难度大,造价高,所以虽然各地的海军都在造,但数量还不多。
  直到雅典的著名海军将领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524?-460? BC)的出现,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善。雅典于公元前6世纪末在城市西南郊发现了著名的拉里昂银矿。当时的雅典公民大会原来打算把银矿的收益平均分给所有公民,每人10德拉克玛。但地米斯托克利说服他们把钱用在装备海军上。正是由于雅典现在有了雄厚的财力,才得以建造起一支200艘三列桨舰的海军[2]。在当时的希腊诸城邦里,这绝对是“无敌舰队”级别的海上力量了。自从雅典建立了这样的舰队,其它城邦才纷纷下血本跟上这一轮军备竞赛。和以前的naus船一样,五十桨船从此让出了海军主力的位子,成为辅助船只。希罗多德在七184计算波斯军总兵力时,认为每条五十桨船上有80人,那么除了50位桨手之外的30人,就主要是水手和弓手。再到后来,五十桨船逐渐变成纯粹的民用船,特别是商船和运输船。
  在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是:希腊的雅典人、科林斯人、西西里的叙拉古人、北非的迦太基人。他们都是以三列桨舰为主力的海上霸主。
“顶”三列桨舰的进攻战术  雅典人不光是改变了海军的舰种组成,他们还改变了海战的战术。在海军由五十桨船主导的时代,由于双方主要是靠弓箭来交战的,所以双方一般会在相隔30-50米左右的距离上并行行驶,让本方甲板上的弓手在侧舷向对方射箭。而三列桨舰由于速度较快,所以雅典人想出了更有效的战术:在舰艏的“猪头”前加上一块由青铜制成的“顶∕embolon”。这样,可以让三列桨舰直接冲向对方的侧舷,用“顶”去撞对方的船身。由于“顶”是在水线附近的,所以一旦对方的船身被“顶”撞破,马上就开始进水,当然也就失去战斗力了。“顶”最早可能在五十桨船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一直不是海战的主要战斗武器。这是因为五十桨船没有足够的速度。据测试,要想把一般的船体撞破,攻击者的速度至少需要有10节。所以这种战术是随着三列桨舰的流行才流行开的。
  这种“顶”战术要求船既有速度,也能灵活操纵、快速变换行驶方向,以求在海战中随时寻找战机。这就是当时海战的诀窍。事实上,一组训练有素的船员,能够让一艘三列桨舰在1分钟之内完成180°的转弯,且转弯半径不超过1.5个船身长度。
考古发现的一个“顶”  由于“顶”长期和水接触,所以希腊人没有用更硬的铁来铸造它,而是用了比较不容易生锈的青铜。而且他们故意没有把“顶”的前端铸成一个针尖,而是铸得比较钝。这是为了避免撞上对方的船之后,“顶”被嵌在对方的船身上,自己的船也动弹不得了。毕竟我们需要的效果是“撞破”,而不是“扎穿”。
“飞翔的胜利女神”雕像,它的底座其实就是按照船艏的样子雕刻的,注意船艏的锋利程度  除了用“顶”去直接撞击对方之外,三列桨舰还有一种进攻方式。即在非常近的距离上从对方的侧舷掠过,目的是让锋利的船艏像剃须刀一样把对方舷外的桨全部“剃”掉。没有了桨,对方自然也丧失了作战能力。不过这种战术一般不经常使用。因为如果两船靠得太近,对方甲板上的士兵有可能直接就跳到本方的船上来了。
三列桨舰的防御战术  在防御时,三列桨舰会围成一个圆圈,把“顶”对准外面,保证自己比较脆弱的船舷不会暴露在对方面前。圆圈中间一般有几艘随时准备补上缺口的后备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9章(中译本165页),伯罗奔尼撒舰队就是用这种战术来防御雅典舰队的进攻的。
  由于“顶”在这时是三列桨舰的主要攻击武器,所以船上的弓手自然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一般的三列桨舰上有200人。除了170位桨手之外,弓手大约只有10名,还有10名投枪手,负责在近距离上杀伤对方甲板上的士兵。剩下的10人是负责操控船帆、索具的水手(作战时船帆依旧会被放下)。船上的军官大约是这样几位:船长(trierarchos),此人通常是出资建造此船的一位富裕公民,他一般没有什么航海经验,所以只是偶尔会在船上出现。舵手(kybernetes),负责操作舵桨或者侧桨,来控制行驶方向[3]。他通常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即使船长在场,他也是全船的实际最高指挥官。计时员(keleustes),负责指挥桨手以一致的频率划桨。
  从地米斯托克利建议用银矿收益建造海军,到“顶”的普及,再到新战术的产生,大致就在493-480 BC这十几年之间,就在薛西斯入侵的前夜。这种海战方式的革命,毫不夸张地说,“拯救”了希腊。

船板的拼合  接下来简单说说和三列桨舰有关的一些技术问题。和以前的naus船不同,三列桨舰已经不再用在船体外涂沥青的办法来防水,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船板拼合技术。不过,长时间在水中浸泡,船板还是会变软或者腐朽,所以三列桨舰需要经常靠岸“大修”。虽然,三列桨舰从整体上说应该算尖底船,但船艏的部分还是平底的。所以船艏可以像naus船在特洛伊城下那样被拖到岸边——这也是为什么保持船艏平底的原因:便于在任何合适的海滩靠岸[4]
Diolkos遗迹  不过,想把一条三列桨舰整体拖到岸上,则需要有专门的设施。毕竟船身中间是尖底的,直接在地面上拖船会把龙骨刮坏。古希腊人专门为在陆地上拖船而建造了“滑道∕diolkos”,其实就是相距1.5米的两道石沟。一种专门设计的小滑车在石沟上运行,类似于今天的铁路上的平板车。拖船时将船架在小滑车之上,然后用马或者奴隶来拉动小滑车,这样就能保护龙骨了。早在科林斯僭主配里安德的时代(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前6世纪初,可以参考以前对古希腊僭主的介绍),滑道可能就已出现。当时的科林斯海军已经比较强大。而配里安德希望自己的舰队能在科林斯地峡南北两侧进行快速调动,于是他在科林斯地峡上建造了一条大约7公里长的滑道,横穿整个地峡。这样,他的舰队就不必绕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直接从滑道上就能通过地峡了。配里安德的海军可能主要还是五十桨船,但后来科林斯海军的主力三列桨舰在调动时也一定利用了这条滑道。
仿古Neosoikoi  不光是专门的滑道,当时还有为三列桨舰度身建造的专门的“船坞∕neosoikoi”,用来建造或者修理三列桨舰。右图为根据雅典附近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考古发掘情况而重建的仿古船坞。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这些船坞的考察,最终让我们知道了三列桨舰的具体尺寸。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三列桨舰有“萨拉明尼亚号∕Salaminia”和“巴拉洛斯号∕Paralus”[5]。它们都是雅典船,由雅典城邦出资建造并维护。在船上服役的全部是雅典公民(其它的三列桨舰,特别是桨手可能由外地人甚至奴隶组成)。这两艘船被制造得特别轻便,所以行驶速度特别快。它们主要执行雅典官方的任务,其中“巴拉洛斯号”以运送外交使节为主,“萨拉明尼亚号”以运送政府官员为主[6]。战时,它们有时负责侦查,有时负责通讯,有时也投入实际的战斗。它们在雅典被称为“圣船”,能在“圣船”上服役被雅典人视为一种光荣。
  (能和“萨拉明尼亚号”和“巴拉洛斯号”一起被称为“圣船”的还有“提利亚号∕Delias”。这条船不是三列桨舰,而是一条老式的三十桨船。据说神话英雄忒修斯当年就是乘坐它,去克里特岛破解了米诺斯“迷宫”,解救了雅典的童男童女。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执行,就因为这条船当时正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去提洛岛的献祭。而在“提利亚号”返回雅典之前,城内不得处死犯人。这条古老的三十桨船,只要上面有一块木板朽坏,就用一块新木板去替代,所以一直保持着航海能力。这个现象引发雅典的哲学家们争论一个问题:这条船还是原来那条船吗?有人回答“是”,因为它一直叫“提利亚号”;有人回答“否”,因为上面的木板已经都被替换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帮助古希腊哲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三列桨舰纪念邮票希腊1欧分硬币  直到今天,三列桨舰在希腊文化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仍然被视为希腊光荣的象征,有着类似于瓷器、青铜器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左图是希腊邮政部门发行的纪念三列桨舰的邮票。右图是今天希腊人使用的1欧分(1/100欧元)硬币背面的图案,上面也有三列桨舰的形象。1985年,一些希腊学者按照古代记载和考古研究结果,重建了一条“奥林匹亚号∕Olympias”三列桨舰。上文中有关三列桨舰行驶速度、重量、转弯半径的数据,就是这条“奥林匹亚号”提供给我们的。

  最后提一下古希腊海军的发展对于当时希腊社会的影响。
“奥林匹亚号”设计图  关于“公民军制度”、关于军事↔社会的二元互动过程,在回顾古希腊陆军的发展过程时,我已经作了一定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而海军对于希腊社会的影响,一直到三列桨舰时代才慢慢变得显著。原因是在五十桨船的时代,海战相比起陆战来,重要性要差得多。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译本12页)说:古希腊历史上第一次比较重要的海战是大约664 BC爆发的科林斯和科西拉之战。这时候希腊各地的海军还没有进入三列桨舰时代,而希腊陆军已经进入了重装步兵时代。当时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大多是源于土地纠纷,而海军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行驶中的“奥林匹亚号”  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的三列桨舰大发展时期,海军的战斗力才有了本质的提高,各城邦才开始重视海军的发展,海军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才渐渐浮现。古希腊海军最终确立自己的地位是希波战争时期,因为希波战争决定性的一役——萨拉米之战就是海军打的。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组织提洛同盟,建立“雅典帝国”,更是离不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只有到了公元前5世纪,海军对希腊社会的影响才变得显著。
  那么海军是如何影响古希腊社会的?我们可以从海军的主力——三列桨舰入手。1条三列桨舰标准载员是200人,当雅典人组建一支200条三列桨舰的舰队时,整个海军实际上就需要4万人,还不包括后备的补充兵员。而三列桨舰战术的诀窍在于既保持一定的速度,又能灵活的操纵。这需要全体船员密切的配合,还需要很好的体力,特别是那些桨手们。在狭窄的船舱里长年累月地重复单调的划桨动作,对于身心两方面都是很大的考验。所以这4万人并不是随便从街上拉来的4万人,而是经过专门的训练、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吃苦耐劳的4万人。当时的雅典,包括郊区,包括妇女、儿童、奴隶,总共的人口估计也就在10万-20万左右。所以雅典海军的这4万人实际上包括了雅典城里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男子,以及外邦来的侨民[7]
  另外,由于整个雅典海军中,桨手们是工作环境最差的、最辛苦的、最危险的——不要忘记当时海战的主要进攻方式是撞破对方的船身——所以去划桨的肯定都是城里的贫民。比较有钱的人谁愿意去当桨手呢?宁可在甲板上去射箭或者投枪。而桨手,其实是三列桨舰的动力,是海战能否取胜的关键。无论船上有多么好的弓手、投枪手、舵手,只要桨手不努力,一切都是白搭。所以桨手这个海军中最低贱的兵种,反而是最重要的兵种。
  这就显出海军和陆军的不同了。当时希腊陆军的核心是重装步兵,而重装步兵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相比之下,海军的核心是桨手,而桨手都是来自贫民阶级。考虑到雅典海军的庞大,一旦海军全部出动,那么几乎全部雅典贫民阶级都在船上划桨。所以,一旦雅典大力发展自己的海军,一旦海军在雅典的军事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贫民阶级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回报。一如当年重装步兵成为陆军的主力之后,中产阶级要求从旧贵族那里获得更多的权利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雅典人之所以从梭伦、克莱斯提尼开始,逐步把公民权从重装步兵扩展到轻装步兵,并不是因为轻装步兵在陆战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轻装步兵背后的这个阶级——贫民阶级在海战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斯巴达人之所以仅仅把公民权给予重装步兵,就是因为他们不发展海军,只发展陆军。
  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如果我们注意雅典的政治史,会发现:凡是在军事上倚重海军的政治家,全部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地米斯托克利、伯力克利;凡是在军事上倚重陆军的政治家,全部是寡头派的代表人物,比如米泰亚德、阿理斯提德(此人的重头戏在《历史》第九卷)、客蒙。这其实就是海军、陆军的组成、战术对社会产生的不同影响的反映。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寡头派,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寡头派(如第三卷的那场虚拟辩论里的美伽比佐斯)。他们不认为应该由贵族来主宰城邦政治,而是认为应该由中产阶级来主导。这里的民主派,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派(如那场虚拟辩论里的欧塔涅斯)。他们强调的不是让全体人民都来参与政治,而是主张贫民有更多的权利。对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坛上的这两个党派,正确的叫法其实应该是“中产阶级派”、“贫民派”。为了清楚地表示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我在下面采用“新寡头派”、“新民主派”的叫法。
  可以说,自从主张大力发展海军的地米斯托克利之后,雅典的“新民主派”其实已经和梭伦、克莱斯提尼时期的民主派有了一定的区别。在前面的回顾雅典的政治发展时,我提到梭伦的改革,是以财产多少来划分公民等级的,财产多的公民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可以说,梭伦虽然扩大了公民权的范围,但公民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最低的“佣工级”虽然有法庭这样的机制来制衡其它三个等级,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制衡只是一种弥补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四等级之间的“不平等”。而克莱斯提尼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进一步改革,并没有触动这个“按财产多少来分配政治权利”的等级制度,而是采用改变“选区”的办法,加强各等级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希望他们能团结到一起,而不是再次陷入党争。
  但是在雅典海军大发展之后,贫民阶级,即“佣工级”由于在海军中担负了最主要的责任,当然越来越不满于政治上的“不平等”了。回顾“新民主派”为雅典贫民阶级争取权利的过程,其实就是回顾从克莱斯提尼到伯力克利的雅典政治演变过程[8]

  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了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22-28节,以及普鲁塔克《平行列传》中的相关传记。
  克莱斯提尼的改革大约是在506-505 BC进行的。雅典人第一次按他划分的新“部落∕选区”选举新的“500人议政会”和“十将军”,是在501 BC。这个时候,应该说雅典的党争还不太激烈。493 BC,地米斯托克利主张大力发展海军[9],贫民阶级的重要性开始浮现。“新寡头派”和“新民主派”从此在雅典政坛上开始了长期的斗争。3年后,雅典打赢了马拉松战役。领导这场战役的是曾在切尔松内索当过僭主的米泰亚德(Miltiades,550?-489 BC),考虑到他的这个背景,以及马拉松战役是雅典陆军的胜利,是重装步兵的胜利。所以马拉松战役可以认为是“新寡头派”的胜利。对此“新民主派”当然是不高兴的。战后不久“新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桑提波斯(Xanthippus,530?-470? BC,伯力克利的父亲)就控告了米泰亚德,并致使米泰亚德最后死在狱中。这位“新民主派”的克桑提波斯,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就是一位海军将领。后来在479 BC的密卡列海战中率领雅典舰队的,就是此人。
  马拉松战役虽然是雅典陆军的胜利,但雅典海军却越来越得到重视。马拉松战役后在雅典城外出现的波斯海军,一定让雅典人心有余悸。所以“新寡头派”在米泰亚德死后经过了一个低潮时期。而“新民主派”得势的证据之一,就是“新民主派”的首领地米斯托克利,在483 BC利用“陶片放逐法”放逐了在米泰亚德之后领导“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
  “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值得多说几句。这是克莱斯提尼在505 BC的改革中创立的一项很有意思的规定:全体公民可以在每年一次的投票中,用在陶片上写名字的方法,选出他们认为可能威胁到城邦稳定的人。得票最多的人将被放逐,为期10年。如果总票数少于6000,则本次投票无效[10]。雅典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是在488 BC。本来,克莱斯提尼的想法是让任何有可能成为新僭主的人,在羽翼尚未丰满时就被人民以投票的方式放逐,这样就能避免僭主制度的复辟。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到后来简直是只要谁的名气大,谁就可能被放逐。而政党的领导人,不管是“新寡头派”还是“新民主派”,在当时肯定都是名人,所以他们都有被放逐的危险。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两个党的领袖都遭到过放逐的命运。
  “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530?-468? BC)在483 BC被放逐,本来应该到473 BC才能回城。但是薛西斯的入侵让“新民主派”很紧张,担心在外面的阿里斯提德会投敌。所以在480 BC,雅典官方宣布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人。在这一点上,“新民主派”确实是错看了阿里斯提德。此人非但不会投敌,而且在希腊最危急的时刻,他还帮助了自己的政敌地米斯托克利。所以后来雅典人给阿里斯提德起了一个外号“正义”(Aristides the Just),一点也不过分。
  阿里斯提德是“新寡头派”,依前面的分析,他应该是陆军将领。一点不错。在479 BC的普拉提亚陆战中率领雅典陆军的,就是此人。也是他利用自己在希腊同盟军中的影响力,迫使斯巴达退出了反抗波斯的“科林斯同盟”,使雅典得以担负起领导希腊的责任。他是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的实际建立者,虽然他不是海军将领。
  有一点值得注意。普鲁塔克提到:这个“新寡头派”的阿里斯提德,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实际建立者克莱斯提尼的好友[11]。乍看上去很让人不解,因为他们似乎在政治上属于对立的党派,怎么会是好友呢?其实这很自然,因为他们都是陆军将领。而克莱斯提尼和地米斯托克利之间却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就是陆军和海军的区别:一个看重中产阶级,一个看重底层贫民。就这个意义上说,比起“新民主派”的地米斯托克利、克桑提波斯,阿里斯提德更像是克莱斯提尼的继承者(不要忘记“新寡头派”=“中产阶级派”)。如果我们考察克莱斯提尼所属的“阿克门尼德族”[12],那么这种联系将十分明显。当年成立“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就是克莱斯提尼的父亲,而“海岸党”就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或者说代表重装步兵的利益的。阿克门尼德族的后代中,最能体现这种联系的是亚西比亚德。他一方面能随心所欲地操纵雅典公民大会,一方面叛逃到斯巴达后又变成“正是吕库古所期望的样子[13]
写有地米斯托克利名字的陶片  薛西斯入侵被击退之后,“新寡头派”恢复了不少元气。一是因为普拉提亚陆战的胜利。二是因为当薛西斯侵入雅典时,雅典全城疏散,人民都搬到附近的地方去了,而以旧贵族为主体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给那些几乎抛弃了全部家当的贫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救助[14]。这当然让贫民们对他们深怀感激,于是就对“新寡头派”不那么敌视了。“新寡头派”重新得势的标志,就是“新民主派”的首领地米斯托克利在472 BC被“陶片”放逐。
  但是,雅典现在已经领导了“提洛同盟”,而这个同盟的维系完全依赖于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新民主派”的卷土重来只是迟早的事。雅典的两党之争在经历了“米泰亚德 vs 克桑提波斯”、“阿里斯提德 vs 地米斯托克利”这两个阶段之后,迎来了“客蒙 vs 埃菲亚特斯”的阶段。
  客蒙(Cimon,510?-450? BC)是马拉松的英雄米泰亚德的儿子。他是一位陆军将领,不过也精通海军事务。虽然希波战争后期几次希腊人反攻的海战几乎都是他指挥的,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位陆军将领。因为他崇拜斯巴达的政体,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总是把斯巴达人抬高到雅典人之上”。468 BC,斯巴达人统治下的“黑劳士”奴隶举行起义,斯巴达人开始大规模镇压,这就是前后打了10年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15]。这场战争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由于464 BC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全城只有5间房子完好无损,斯巴达青壮年损失惨重。而客蒙就在这个时候率领了4000雅典重装步兵去帮助斯巴达人。
  客蒙这一走,雅典“新寡头派”所依靠的中产阶级力量,可以说一下子削弱了不少。“新民主派”自然会趁这个“新寡头派”的首领及其部分支持者不在城内的机会展开进攻。“新民主派”的首领埃菲亚特斯(Ephialtes,?-461 BC,不是温泉关的那个同名的叛徒)认为要解决“新寡头派”,首先要解除那个富有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的政治权力,以防他们再次用手中的财富“收买人心”。于是他向公民大会建议: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监督执政官的权力,只让它保有审判杀人案件和官员贪污案件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把“战神山议事会”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司法机构,把它排除到了雅典政治体制之外。在雅典陆军主力不在城内的情况下,这个决议被通过了。“新民主派”初战得胜。
  “新民主派”的第二个胜利来得也很快。462 BC,客蒙再次率军去帮助斯巴达人平定“黑劳士”起义,结果却被斯巴达人劝了回来。雅典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轻视,所以“新民主派”乘机鼓动人民在461 BC的投票中用“陶片”放逐了客蒙。不过,当斯巴达人于458 BC结束了“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雅典人担心斯巴达人这时会腾出手来进攻雅典,帮助客蒙恢复名誉,于是主动地在457 BC召回了客蒙,以缓和与斯巴达的关系。而埃菲亚特斯,则在客蒙刚刚被放逐之后就被“新寡头派”找来的刺客暗杀了。
  接替埃菲亚特斯领导“新民主派”的就是伯力克利(Pericles,495?-429 BC)。他和雅典海军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伯力克利比较著名的几次军事行动,比如率领100艘三列桨舰环绕伯罗奔尼撒(453 BC)、远征切尔松内索(447 BC)、远征黑海(436 BC),都是以海军为主的。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也主张依靠海军来作战[16]。至于“新寡头派”,自从450 BC客蒙逝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可以和伯力克利抗衡的人物了。从445 BC到430 BC,伯力克利连选连任“将军”之职长达15年。
  依靠了海军的伯力克利为贫民争取了很多权利。在他的建议下,城邦开始为法庭陪审员发放津贴(445 BC)。因为那些整日忙着糊口的贫民,如果因为参加法庭审判(其实就是参与城邦管理)就不得不放弃一天的工作,还有谁会来呢?城邦提供陪审员津贴,其实是在鼓励底层贫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为他们全力投身政治去除后顾之忧。他还为贫民们争取到了类似的看戏津贴,鼓励他们参与文化活动。也正是由于现在城邦要为公民的社会活动买单,所以他提出了限制雅典公民权的做法——“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可为雅典人[17]”(451 BC)。顾准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六章4节中感叹伯力克利此举“未能免于狭隘”。其实这恰恰说明伯力克利提高了公民权,特别是普通贫民的实际权利。如果不是当时有很多外邦侨民想在这种“政府买单”的政策中渔利,伯力克利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限制。雅典毕竟不是美国,不可能对移民有那么大的宽容。即使是美国,今天不也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么?
  也正是在伯力克利的建议下,456 BC,原来只限于“500斗级”、“骑士级”才能当选的执政官一职,现在也对“双牛级”开放了。“双牛级”其实就是重装步兵对应的中产阶级。伯力克利用这种方法来向重装步兵示好,以缓和海军与陆军的关系,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事实上,伯力克利之所以能够创造雅典历史、甚至是古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始终注意协调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协调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关系。虽然他是“新民主派”,但对于“新寡头派”并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激烈做法。他虽然和客蒙是政敌,但也在客蒙被法庭起诉时(463 BC)放过了客蒙[18]。修昔底德也记载说他和当时的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私交甚厚[19]。这种态度和他的身世有关。伯力克利的父亲是克桑提波斯,是“新民主派”的领导人,是海军将领,政治上倾向贫民;而他的母亲是克莱斯提尼的侄女,是阿克门尼德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和陆军、和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伯力克利始终希望中产阶级∕贫民阶级、陆军∕海军、“新寡头派”∕“新民主派”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而伯力克利之后的“新民主派”首领,比如鼓动杀死全体米提林人的克莱翁,就不再有他那样的胸襟了。后期的“新民主派”已经走向极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411 BC会发生由重装步兵主导的雅典“400人”政变,建立寡头政府;而与此同时,驻守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会反对“400人”政变的原因[20]
  伯力克利之后的“新民主派”,已经变成了“极端民主派”。他们主张一切通过公民大会的投票,九执政官、十将军都是公民大会的下属。而贫民阶级在雅典人口中肯定地占据大多数,论票数其它阶级不可能超过贫民阶级。所以“极端民主派”实际上是把贫民阶级的意志强加在其它阶级之上。这已经失去了“民主”的本意,实质就是“多数的暴政”。梭伦的初衷:“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豪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持一面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21],这时已经完全被抛弃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外,原来伯力克利提出的“陪审员津贴”只是一种补偿,到后来在“极端民主派”的鼓动下,津贴标准被一再提高。结果是贫民中出现了很多不从事生产,每日以参加法庭、参加公民大会谋生的人。这种现象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蜂》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人在法庭或者公民大会里,没有什么标准、政见可言,往往是凭着一时好恶来决定是非曲直。而他们脱离生产、完全依赖城邦的津贴生活,也造成了雅典经济情况的紧张。
  更为重要的,在管理国家这类问题上,贫民阶级必然地缺乏经验,再加上法庭、公民大会中充斥着没有主见的贫民,这就给一些巧舌如簧的野心家们提供了机会,比如克莱翁,比如亚西比亚德。在这些野心家的鼓动和操纵下,雅典的贫民阶级越来越缺乏远见,只是凭着一时冲动来决定国家大事,比如上面提到的米提林事件,比如修昔底德被放逐(423 BC,原因是安菲波利被斯巴达军攻陷,而此事与修昔底德无关),比如取得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胜利的十将军却被审判(406 BC,控告他们没有及时埋葬海战的战死者,而当时风浪太大,无法及时埋葬。审判的结果是十将军中有六人被处死)。
  贫民阶级本身的素质不高,也导致他们对当时的学术界抱有怀疑、抵制的态度。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造成了很多让后世人扼腕的悲剧。比如阿那克萨哥拉被审判(约430 BC,因为这位哲学家宣称“太阳是一块燃烧的石头”,从而被控告“不信神”。他最后逃离了雅典),比如苏格拉底被处死(399 BC,他也被控告“不信神”)。
  对于这种“极端民主派”,或者说“贫民的暴政”、“多数的暴政”,亚理士多德有一段很深刻的批评,这里引用如下:“第五种民主政体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他们的命令代替了法律,这种情况是蛊惑家(demagogue)造成的。……在这里民众成为集体的君王,他们不再在法律控制之下,成长为君主专制,佞臣得势。这种民主政体和君主制的僭主独裁相似,二者都对好的公民实行专制统治。平民的命令相当于暴君的诏令,蛊惑家之于平民相当于佞臣之于僭主。……蛊惑家将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用群众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因为群众是听他们的,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左右国政。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摘,因为在那里法律没有权威,可以说没有宪法”(《政治学》1292a4以下)。在亚理士多德看来,这是最坏的民主政体(是的,民主也有坏的)。而雅典贫民阶级的退化,最终也反映在雅典海军战斗力的退步上。405 BC,正是雅典海军在羊河(Aegospotami)海战中败于斯巴达海军,最终迫使雅典向斯巴达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随之结束(404 BC)。而雅典海军在此役之后再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战绩了。
雅典的政治演变进程图  以上我已经粗略归纳了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海军在古希腊政治,特别是雅典政治中的影响。核心问题就是雅典贫民阶级如何借助海军的重要性而逐渐取得政治权利。随着海军和贫民阶级的崛起,克莱斯提尼的“民主派”(强调各阶级互相制约、保持合作),也就逐渐变成地米斯托克利、伯力克利的“新民主派”(倾向于贫民),最后出现了克莱翁的“极端民主派”(强调由贫民来主导政治)。总结第五卷第6项札记和本项札记的内容,对于从梭伦到克莱翁的雅典政治演变,我在下面画了一张雅典的政治演变进程示意图,大家可以参考。当然,对于雅典政治发展史的这个分析,只是我个人的浅学之见,仅供大家参考。
  关于古希腊海军在希波战争之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可以参考附录中的《古希腊海军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发展》。

  希波战争时的古希腊海军,正是三列桨舰崭露头角的时候。而这时的波斯帝国联军中的海军[22],他们的战舰和装备,正如希罗多德在L21中描述波斯海军时反复提到的,他们“和希腊人一样”(七90、七91、七93等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以三列桨舰为主。但是他们对于三列桨舰的“顶”战术还不太熟练,毕竟这种战术最先是在希腊本土发展起来的。希、波双方在海军战术上的差距在第八卷的两场海战中有明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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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比较大的古船都有所谓“压舱石”——即在舱底放上重物,使船的重心尽量降低。目的就是增加船的“稳性”。
[2] 这个事件见于希罗多德《历史》七144。但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4节说,当时造了100艘三列桨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22节也说是100艘。有可能雅典的这200艘三列桨舰是分两批建造的。
[3] 从最早的naus船开始,古希腊人一直是用舵桨(船艉的一面大桨,可以参考前面引用的奥德修斯造船的史诗段落)或者侧桨(船艉两侧的大桨,上面各种船舶的图片中都可以看见)来控制船舶行驶方向的。实际上,西方人在12世纪前一直不知道尾舵(在船艉下的一块可以左右旋转的垂直平板)。尾舵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时间大致是在西汉。
[4] 可以参考《历史》七182。当在马其顿的铁尔玛海湾外监视波斯海军动向的三艘希腊了望船被追击的时候,雅典的一条三列桨舰就在配涅优斯河口紧急靠岸。雅典人把船艏拖到岸上,然后就弃船逃走了。
[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2章,202页。
[6]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就是“萨拉明尼亚号”负责逮捕远征叙拉古的舰队中的亚西比亚德,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466页。
[7] 三列桨舰的桨手一般不使用奴隶,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只有当情况紧急,桨手来源不足时,才会出现让奴隶划桨的现象。可以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七卷1章,507页。
[8] 关于克莱斯提尼以前的雅典政治演变,可以参考第五卷第6项札记。
[9] 亚理士多德把此事放在483 BC,因为地米斯托克利就是在这一年当选了“名年执政官”。但是,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60? -7? BC)在《罗马古代史》六卷34节记载地米斯托克利是在493 BC当选“名年执政官”的。考虑到483 BC离薛西斯入侵太近,我个人认为493 BC更有可能。
[10] “陶片放逐法”的具体程序可以参考《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7节。
[11] 《平行列传•阿里斯提德传》2节。
[12] 关于这一家族,可以参考第五卷第6项札记。
[13] 《平行列传•亚西比亚德传》23节。
[14] 具体数目是每人8德拉克玛,见《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0节。
[15] 前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可以参考第六卷第5项札记。458 BC,“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以起义的“黑劳士”承诺永远不返回伯罗奔尼撒,斯巴达人承诺放他们离去而结束。
[1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1章,101页以下。
[17] 《雅典政制》26节。
[18] 《平行列传•伯力克利传》10节。
[19]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4页。
[20] 可以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5章,605页以下。
[21] 引自《平行列传•梭伦传》18节。
[22] 关于他们的民族组成,可以参考第七卷第9项札记。


3.月神岬之役详解
  月神岬之役虽然被希罗多德放在了第八卷,其实此战和第七卷的温泉关之役大体是同时进行的(八15明确提及了这一点)。同时进行的这两场战役,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八21提到温泉关方面和月神岬方面各有一艘三列桨舰在待命,随时准备把本地的战况通知另一地的希腊守军。

  在第七卷第13项札记的末尾,我讲到波斯海军在经历了配里昂山附近的风暴之后,来到了马格尼西亚以南的帕伽撒依湾。而希腊海军此时已从“激流湾”返回了月神岬,还把波斯海军中掉队的15条船给俘获了(七194、七195)。这场小规模的战斗是月神岬之役的序幕。而温泉关那边此刻还没有开打。
月神岬附近的海域  月神岬(Artemision),音译为“阿尔忒密西昂”。这是优庇亚岛北端的一个海岬,由于这里有一座供奉月亮女神阿尔忒密斯(Artemis)的神庙,故得此名。月神岬之北是阿菲泰,两处之间的海峡,最窄的地方大约只有10公里宽。(八8说海峡宽度是80斯塔迪昂,约合15公里,这比实际的数据稍大。)
  希罗多德在八7讲到,波斯海军到达了阿菲泰之后,发现希腊海军已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如果马上进攻,波斯人认为希腊人会撤退回到卡尔启斯附近的“激流湾”,在那里更为狭窄的海面上抵抗。为了不给希腊人留下退路,波斯人想出了一个包抄的计划:他们派了200艘三列桨舰“在斯奇亚修岛的外海上迂航”,让这些战舰“迂回优庇亚”,目的是从优庇亚岛的东侧一直航行到南侧,最后经过希腊海军曾经驻守过的“激流湾”,到达月神岬以西。这样,希腊海军就无法向西南撤退了,只能在月神岬原地战斗。“在得到信号知道迂航的船只到达(即包抄到位)之前,他们(波斯人)是不打算进攻的”(八7)。但是,波斯人的包抄计划被一个希腊人斯奇里亚斯(Scyllias)破坏了。此人曾经在配里昂发生风暴时帮助波斯人打捞沉船上的财宝。这时他却偷偷乘船来到月神岬,把波斯海军的计划向希腊人和盘托出(八8)。
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二阶段)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月神岬驻扎的希腊海军与在阿菲泰驻扎的波斯海军之间的距离只有10公里,如果这200条三列桨舰的包抄舰队是从阿菲泰出发的,希腊人怎么会一点也没有察觉?如果不是斯奇里亚斯来投诚,他们的命运岂不是和在温泉关被包抄的列奥尼达一样了?而且,从阿菲泰出发去“在斯奇亚修岛的外海上迂航”,这个圈子绕得也太大了吧?所以,我估计这200艘三列桨舰不是从阿菲泰出发的,而是波斯人在被配里昂风暴破坏的三列桨舰里,挑了勉强还能行驶的200艘,让它们从马格尼西亚出发,去迂回优庇亚。只有这样来理解,这支分舰队才不会被希腊人发现,包抄的意图才能实现,斯奇里亚斯的投诚才有意义。我在附图13中,就是按这样的理解来绘制这支分舰队的行进路线的。
  但是,这支分舰队仍然命运不佳。当它们行驶到优庇亚的一个叫“洼地”的地方时,再次遇到了风暴。勉强逃过配里昂风暴的这200条船,这次没有多余的幸运伴随着它们。波斯分舰队在出发后第2天就全军覆没了。这个“洼地”具体指哪里已不可详考,一般认为是在优庇亚岛的东面某处。

  而希腊方面从斯奇里亚斯那里得知了波斯分舰队正在包抄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这里先根据八1的叙述,把希腊联合海军的兵力总结为表十三。
表十三

城邦/地域三列桨舰数目城邦/地域三列桨舰数目
雅典(部分士兵由普拉提亚提供)127拉栖底梦(即斯巴达)10
科林斯40埃皮道鲁斯8
麦加拉20埃雷特里亚7
卡尔启斯(船由雅典提供)20特洛伊真[1]5
厄基那18斯图拉2
息西昂12凯欧斯2
合计271

  这里的271艘全部是当时的海军主力三列桨舰,战斗力比较差的五十桨船并没有统计在内。有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城邦∕地域造不起三列桨舰,只有五十桨船。比如罗克里斯人[2]只提供了7艘五十桨船。
  希腊联合海军的主帅是斯巴达的优利比亚德(Eurybiades)。虽然斯巴达人只派出了10艘战舰,远远不及雅典人的127艘,但各个参战的希腊城邦只认可斯巴达人的权威(即使斯巴达人并不擅长海战),所以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就主动地把指挥权让给了优利比亚德(八2、八3)。雅典在希腊诸城邦中呼风唤雨的地位,要到希波战争后期才建立起来。雅典人此时接受斯巴达人的指挥,也许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是因为他们有大胸襟,他们认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八3)。不过,由于希罗多德在政治上倾向于雅典的民主制度,所以他这里对雅典人的表扬也许有夸张的成分,真实的原因也许是雅典人迫不得已。

  至于波斯海军方面的三列桨舰数目,我按照七89至七95的叙述列出了表十四(这些地域可以参考第七卷第9项札记)。
表十四
地域三列桨舰数目地域三列桨舰数目
腓尼基、巴勒斯坦的叙利亚300亚细亚的多立斯30
埃及200开利阿70
塞浦路斯150伊奥尼亚100
西里西亚100(基克拉戴斯群岛上的)岛民17
潘弗里亚100爱奥里斯60
吕奇亚50赫勒斯滂100
合计1277

  需要说明一下:这个1277和希罗多德在七89给出的总数1207并不相符。我想可能是这些舰队里有一些三列桨舰是负责运送国王或者官员、以及他们的随行物资的,并不能算成战舰。
  另外,上面这张表统计的是波斯帝国海军在铁尔玛时的兵力。他们后来在配里昂山下的海难里损失了“不下400”艘三列桨舰(七190)。色雷斯等地随后给他们补充了120艘(七185)。在月神岬,波斯海军此时应该有大约920艘三列桨舰。相比起希腊方面的271艘,他们仍然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但月神岬之役首先进攻的却是希腊人。波斯人还在等那200艘战舰包抄到位,而希腊人既然知道有一支分舰队正在包抄他们的后路,而撤退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他们在斯奇里亚斯投诚的第二天就主动出击了。
  大致是同一天,温泉关那边薛西斯开始了进攻。
  在八11的叙述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方面是按照前面所讲的“三列桨舰防御战术”那样排阵的。即他们主动地向波斯海军进发,等到了开阔的海面就围成一个圆圈,“把他们的船艉聚拢在一起”,用船艏去面对冲过来的波斯舰队。这样一来,希腊人就能尽量发挥“顶”的战斗力而避免本方有太大损失。由于战舰数量处于下风,希腊人以这样的战术是很自然的。
  第一天的战果是波斯方面损失了30条船。希腊方面的损失希罗多德没有说,但估计不会多于30(八11)。
  就在这天夜里,绕行优庇亚岛的波斯分舰队被第二次风暴所毁灭。次日清晨,在海滩上了望的希腊侦查人员发现了他们的遭遇,并报告了在月神岬的希腊联合舰队。就在此时,又有53条雅典的三列桨舰来增援他们。希腊方面士气大振,继续采取和昨天一样的战术去攻击波斯海军。第二天的战果是他们消灭了一部分西里西亚舰队,具体数目不详(八14)。
  数量这样少的对手居然敢于主动发动进攻,而且两天过去,居然拿他们毫无办法,波斯海军方面对此当然不能容忍。绕行优庇亚的分舰队失事的消息他们此时一定也知道了。既然包抄已不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再等待下去,索性就主动出战吧。所以到了第三天,波斯人主动开始进攻。对此,希腊人还是把三列桨舰排成“圆圈”的阵形进行防御。这一天的战斗是整个月神岬之役中最激烈的,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但没有分出胜负。天黑之后,双方就各自收兵了(八16)。
  这场海战中,波斯方面最勇敢的是埃及人,而希腊方面最勇敢的是雅典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叫克里尼亚斯(Cleinias)的雅典人(八17)。他是自己出钱装备了一艘三列桨舰和200名船员来参战的,看来是位富翁。另外,此人就是未来的野心家亚西比亚德的父亲。后来亚西比亚德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能担任高官,是和他殷实的家境有关的。
  然而希腊方面的损失也是巨大的。雅典人损失了他们舰队的一半(八18)。127+53的一半就是90艘。地米斯托克利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再加上从温泉关那里传来消息:列奥尼达他们已经阵亡,温泉关已经失守。现在,海军独自留在月神岬这样打消耗战已没有意义,所以希腊方面连夜撤退。其中雅典舰队在最前面开路,科林斯舰队殿后(七21)。
  地米斯托克利在撤退途中还想了一计。他叫人在岸边有水源的地方,以及比较醒目的地方都刻下这样一段话:“伊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且把希腊人变为奴隶,这乃是不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们最好还是投到我们这一边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分化波斯海军。即使伊奥尼亚人不投诚,地米斯托克利也希望这些话能让薛西斯不再信任他们(八22)。
  月神岬之役至此告一段落。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可以说是不分高下。拯救希腊的重任于是历史性地落到萨拉米身上了。

“月神岬的宙斯”雕像  (关于月神岬,最后有一件事情,虽然和希波战争以及《历史》无关,但也值得在这里讲讲。这就是在1920年代,在月神岬附近的海底,一些希腊渔民发现了一艘古船的残骸。考古学者随后打捞该船上的文物,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一尊巨型青铜雕像。这尊身高超过2米的雕像,其完美的造型和无比威严的气势,无需任何其它证据就能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位神。虽然学者们对他的身份还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宙斯,他的右手正在准备掷出宙斯特有的武器——雷锤。这尊雕像也因发现地的缘故而得名“月神岬的宙斯”。它大约作于460 BC,是古典雕塑中极为罕见的原作之一,也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光辉的标志。)
──────────
[1] 表中的“特洛伊真”在王以铸译本中被误译为“特洛伊”。不理解自“荷马时代”之后往下就已经默默无闻的特洛伊人这时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特洛伊真∕Troezen”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一座小城,和小亚细亚的“特洛伊∕Troy”没有关系。
[2] 这里是特指“欧普斯的罗克里斯”,可以参考第七卷第15项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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