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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到希波战争时为止的希腊陆军发展过程
  既然《历史》讲的是希波战争,既然我们是在研究战争,对于军事史方面的内容一点也不介绍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对于古希腊陆军的组成、装备、战术等情况,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截止到《历史》着重描写的希波战争的高潮阶段,即480-479 BC。关于古希腊海军方面的内容我放在对第八卷的评论中介绍。
  总地来看,到希波战争时为止,古希腊陆军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起源
  要谈古希腊陆军的起源,我们需要回溯到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因为直到今天,学者们依然在争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否有军队。一方面,有学者在米诺斯文明的遗址中发现了制作精良的武器,似乎他们是有军队的;另一方面,学者们在遗址中又找不到城墙的痕迹,似乎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和平,不需要军队。退一步讲,就算米诺斯文明是有军队的,他们也不能算作古希腊陆军的源头。要等到说古希腊语的几个民族(阿开亚人、爱奥里斯人、伊奥尼亚人)在2250 BC左右进入希腊,建立起迈锡尼文明,随之摆脱米诺斯文明的控制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古希腊陆军才算开始形成。而迈锡尼文明最重大、也是后世最熟知的军事行动,当然就是特洛伊战争。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迈锡尼时期的古希腊陆军,仔细研读《荷马史诗》是最直接的方法。
  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于《荷马史诗》创作时间是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这时的希腊尚未走出1100 BC左右“多利斯人入侵”之后的“黑暗时代”。而多利斯人在军事上有他们不同于迈锡尼文明的特点,再加上史诗中不难理解的想像力因素,所以我们不能把《荷马史诗》对军事方面的描写,当作完全的写实。还需要参考迈锡尼文明的有关考古发现,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首先,读过《伊里昂纪》的人会发现,当时的战争是绝对由英雄人物控制的。虽然特洛伊战争的双方都号称有上十万的部队,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对普通士兵的行动有什么关注。比如描写战斗场面比较多的第四、五、十一、十二等卷,通篇只是以双方的一些主要将领为描写对象。作者一直在反复用“某位将领杀了对方的某位将领”这种格式来叙述战斗的过程,似乎这是他唯一关心的事情。这固然有史诗化的英雄主义的缘故,但也反映出:迈锡尼时代的战争主要是靠双方将领一对一的较量来决定胜负的。那些普通士兵对战争的结果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时期的军事活动,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有的只是将领个人的勇猛善斗。不管双方总体实力的强弱,将领个人的强弱就决定了胜利的天平朝哪一方倾斜。这是一个有武艺无兵法的时代。
  那么,英雄们一对一的较量是怎样进行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希腊联军中最著名的将领阿基琉斯和特洛伊城最勇猛的将领赫克托尔,他们俩战斗时的史诗片断。
  “……,他(阿基琉斯)持平落影森长的枪矛,奋臂投掷,但光荣的赫克托尔双眼紧盯着他的举动,见他出手,蹲身躲避;铜枪飞过他的肩头,扎落在泥地上。帕拉斯•雅典娜拔出枪矛,交还阿基琉斯;……他(赫克托尔)持平落影森长的枪矛,奋臂投掷,击中裴琉斯之子的盾牌,打在正中,却不曾扎入,被挡弹出老远。赫克托尔心中愤怒,恼恨奋臂投出的快枪,落得一无所获的结果。他木然而立,神情沮丧,手中再无梣木杆的枪矛。……他(赫克托尔)抽出胯边的利剑,宽厚、沉重,鼓起全身的勇力,直奔扑击,像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赫克托尔奋勇出击,挥舞着利剑,而阿基琉斯亦迎面扑来,心中腾烧着粗野的狂烈胸前挡着一面盾牌,……他(阿基琉斯)用眼扫描赫克托尔魁伟的身躯,寻找最好的攻击部位,但见他全身铠甲包裹,那副璀璨的铜甲,杀死强壮的帕特罗克洛斯后剥抢到手的战礼——尽管如此,他还是找到一个露点,锁骨分接脖子和肩膀的部位,裸露的咽喉,人体中死之最捷达的通径。对着这个部位,卓越的阿基琉斯捅出枪矛,在对手挟着狂烈,向他扑来之际,枪尖穿透松软的脖子,……”(节选自《伊里昂纪》二十二卷273行至327行,以下简称《伊》)
  可以发现,这时期的战斗,一开始是双方投出手里的枪。投枪应该说是当时最主要的战斗方式。史诗中双方阵亡的将领,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有80%左右都是被对方将领投出的枪直接扎死的。也就是说,80%的情况下,交手双方并没有近身搏斗,投枪在彼此之间距离还比较远时就已经决定了谁生谁死。
  以投枪为主要的战斗方式,在古代奥运会中也留有一点痕迹。古代奥运会的标枪比赛不仅仅比谁投得远,而且还要比谁投得准。这就是在模仿以投枪为主的战斗方式。
公元前6世纪的瓶画,阿基琉斯和埃阿斯在战斗间隙下跳棋,注意他们每人都拿着两支枪  只有当投出的枪没有扎死对方的时候,才会发生近战。如果这时手中还有一支枪,英雄们一般会选择用枪去捅对方(如上面的阿基琉斯);如果这时手中已没有枪了,则会拔出佩剑来砍对方(如上面的赫克托尔)。显然地,当双方的武力差不多时,手中拿枪比手中拿剑要更有利。毕竟枪比剑要长。持枪者可以在持剑者尚不能威胁到自己的距离上展开攻击。武术中有“一寸长,一寸强”的说法,并非虚言。所以在当时,将领们更偏爱用枪。一般出阵时他们会携带两支枪(如《伊》十六卷139行),一支用来投掷,另一支用来在投枪无效时进行近身战(可以参考右图)。万不得已时才会用剑。除了手上没有枪的情况之外,用剑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人对多人的时候。比如在《伊》十一卷143行至146行,阿伽门农王在一次近战中分别用枪扎和剑砍的方式杀死了对方的两名将领。
  近战中的枪扎和剑砍,据我估计分别占到杀伤比例的大约10%和5%。除了这两项以及投枪所造成的80%,剩下的5%的伤亡里,有一、两例是用石头砸死的,还有几例是用弓箭杀伤的。弓箭在这里只占如此之小的比例,说明弓箭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作战武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希腊联军方面很少有将领是用弓箭的,特洛伊方面用弓箭的将领就多得多了。全篇史诗中最出色、也是着墨最多的射箭手是特洛伊方面的亚历山大(即拐走海伦、引发大战的帕里斯)。而他使用弓箭,是被人看不起的。比如当亚历山大射伤了希腊方面的一位将领狄俄墨得斯之后,却遭到了狄俄墨得斯这样的辱骂:“你这耍弓弄箭的蹩脚货,卑鄙的斗士,甩着秀美的发绺,如果你敢拿起武器,和我面对面地开打,你的弓弩和纷飘的箭矢都将帮不了你的软弱。……”(《伊》十一卷385行至387行)。另外,有“远射之神”称号的阿波罗,在史诗中是站在特洛伊人一边,反对希腊人的,这也值得注意。
  《荷马史诗》对弓兵的忽视,或者说轻视、蔑视,并不是偶然现象。弓兵在古希腊陆军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一直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弓兵的装备、战术在古希腊军事史中也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包括后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前后打了大小几百仗,没有一场是靠弓兵决定胜负的。
  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古希腊人不像古中国人,没有和游牧民族打过直接的交道。从上古的三代到最后的明清之际,华夏族一直和北方游牧民族有着直接的接触。长期的接触中有和平,也有战争。比如西周就是被游牧民族犬戎灭亡的,比如匈奴就是在西汉、东汉十几代政府的长期打击下解体、崩溃,最后消亡的。而游牧民族,由于狩猎活动在其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于弓箭的熟悉,不亚于农业民族对于锄头的熟悉。从历史上看,弓兵最强的始终是游牧民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蒙古骑射兵。而农业民族的弓兵,一般是在和游牧民族接触、碰撞之后,才慢慢有所发展的。比如因为处在河套地带的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之下,赵武灵王才会提出“胡服骑射”。秦国也是因为长期处在西部边陲,和游牧民族长期对抗,才发展出后来著名的秦弓兵,还连带着为汉朝培养出了一位以善射闻名的“飞将军”李广——李广之父李信是秦军的将领,李广的骑射本领就得自其父[1]
  而希腊,由于地理情况是半岛,东、西、南都是海洋,海对面的小亚细亚、亚平宁半岛、北非,都少有游牧民族。希腊北方又是山区,也不利于游牧。离他们最近的游牧民族生活在黑海沿岸——比如辛美利亚人、斯基泰人等等。既然缺乏和游牧民族的接触,古希腊的弓兵自然也就无从得到发展的动力,弓兵在古希腊军事史中始终都不重要,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特洛伊方面,由于更接近黑海北岸的那些游牧民族,所以他们的弓兵比希腊方面更强、他们的将领里用弓箭的人更多,就很自然了。对比下面两张图,大家可以对古希腊人和斯基泰人在弓兵方面的差距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考古发现的古希腊箭头
考古发现的古希腊箭头
考古发现的斯基泰箭头
考古发现的斯基泰箭头

  和弓兵有相似命运的还有古希腊的骑兵。原因也是一样的,骑兵主要也是游牧民族的兵种。农业民族本身的骑兵,如果没有经历过与游牧民族面对面的接触、较量,自然不会有发展的契机。在《荷马史诗》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骑兵的身影。要知道,由于特洛伊离游牧民族比较近,史诗中称赞特洛伊城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马匹众多的”,称赞特洛伊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善于驯马的”。可见马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然而,即使是特洛伊方面,也不曾有骑兵出战。看来希腊人接触到骑兵,应该是比较晚的。
  另一方面,双方倒是有不少车兵,史诗中也有几处对战车的描写(如《伊》十卷438行),但是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一次也没有出现。在史诗中,战车最主要的功能只是把将领们送到战场,然后将领们下车,步行开始战斗。《伊里昂纪》中仅仅有一处,希腊联军中的老将涅斯托尔,曾经建议战车上的人在遇到对方的战车时用长枪去刺对方(《伊》四卷303行以下)。不过,他也说明这是上一辈人的战斗方法。似乎在特洛伊战争的时代,即迈锡尼文明的晚期,车兵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在战车上用长枪进行战斗,似乎已是过时的战术。这里面部分的原因在于:制造、保养战车、培养、训练拉战车的马匹,都需要大量、长期的投入[2]。当战争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比如几百人对几百人的小型战斗,一方有几辆战车,一方没有,那么战车对于胜负就很关键了。毕竟战车上的人是居高临下,战车的速度和冲击力也是步兵无法相比的。这时的车兵就是重要的兵种。但当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成千上万人在互相厮杀,几辆战车就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而要增加战车的数量,势必要有大量的投入;希腊本土又是多山地带,不利于养马,也不利于战车横冲直撞、追亡逐北,发挥其特长,所以车兵渐渐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以至于最后成了纯粹的后勤运输部队。车兵的这种颓势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希腊-罗马军事史。
  作为对比,可以稍微提一下车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西方类似,车兵的重要性在中国也是总体上在下降。虽然武王伐纣时就率有“戎车三百乘[3],但到了西汉与匈奴作战时,车兵已基本上退出了实际的战斗,仅仅在礼仪或者运输上还有用武之地。不过由于华北平原比较适合车兵作战,所以在中国人自己的骑兵还没有成熟、壮大起来之前,作为机动力强、冲击力高的兵种,车兵可以弥补步兵的不足,这让中国的车兵有过一段辉煌时期。最主要的是战国时代,当时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都是以这个国家有多少辆战车为标志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类的词语屡屡出现于战国那些纵横家的口中。考虑到维持一支大规模的车兵部队,确实需要巨大的投入,所以用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力,倒也十分准确。到后来汉朝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骑兵之后,车兵的辉煌也自然就告一段落了。毕竟骑、步的配合作战,比车、步的配合要更有效、更经济、更灵活。
  综合起来看,古代陆军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兵种里面,迈锡尼时代的古希腊人最看重的是步兵;弓兵一直没有得到什么重视,也一直没有什么发展;骑兵他们似乎还不知道;车兵已经属于“夕阳兵种”。

  说完了迈锡尼时代的古希腊陆军的战斗方式、部队组成,下面来谈当时的武器装备。
  以当时陆军中最重要的步兵为例[4]。步兵的武器,如前所述,主要是用于投掷、拼刺的枪,以及通常不太使用的剑。枪一般都是以梣木为枪杆,前面有青铜的枪头。剑一般也是青铜的,一些主要将领的剑装饰有金、银质地的小钉(《伊》十六卷133、134行)。可以看出剑在这时的主要作用是装饰而不是实战。一般的普通士兵,可能都只携带长枪,不佩剑。
  至于步兵们的防护装备,主要是“大盾∕sakos”。史诗中的这种sakos盾牌一般都非常大。比如“(阿伽门农)拿起一面掩罩全身的盾牌,……”(《伊》十一卷32行)。在一个很有名的段落里,作者是这样描述这种大盾牌的。“其时,埃阿斯快步逼近,荷着墙面似的盾牌,铜面下压着七层牛皮,图基俄斯银工锤制的铸件,在他的家乡呼莱,图基俄斯,皮匠中的俊杰,精制了这面闪亮的战盾,垫了七层牛皮,割自强壮的公牛,然后锤入铜层,作为盾面”(《伊》七卷219行至223行)。显然,这种以青铜为底,外包牛皮的大盾牌,不是普通士兵装备得起的。普通士兵可能只配备有木制的盾牌。
古人描绘的sakos  在战斗时,这种sakos大盾牌一般都立在士兵的正前方。由于当时的主要战斗方式是双方在相隔较远的距离上互相投枪,士兵无需什么运动作战能力,所以像墙一样的大盾牌,虽然沉重且不便携带,倒也正合适。这种大盾牌在内侧的正中,一般都有一个把手,以便掌握。另外,大盾牌内侧还接上了一段皮带,可以套在脖子上,以便士兵在必要时可以腾出双手作战,而盾牌依然可以立稳。等到了要逃跑的时候,又可以把这种大盾牌移到身后,凭借盾牌内侧的皮带把它背起来,这样在逃跑时大盾牌可以保护自己的后背。
  在大盾之外,个人的防护就主要是靠盔甲了。关于盔甲,可以参考《伊里昂纪》十八卷中那一大段著名的描述。在那里,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为阿基琉斯打造了一副全新的盔甲,这里引用如下:
  “(赫菲斯托斯)把金属丢进火里,坚韧的青铜,还有锡块、贵重的黄金和白银。接着,他把硕大的砧块搬上平台,一手抓起沉重的榔锤,一手拿稳了钳夹。神匠先铸战盾,厚重、硕大,精工饰制,绕着盾边隆起一道三层的团围,闪出熠熠的光亮,映衬着纯银的背带。……神匠打出一副胸甲,烁烁的闪光比火焰还要明亮。接着,他又打出一顶盔盖,体积硕大,恰好扣紧阿基琉斯的脑穴,工艺精湛,造型美观。他给头盔铸上一峰黄金的脊冠,然后用柔韧的白锡打出一副胫甲。”(《伊》十八卷474行至480行,610行至613行)
  可见当时盔甲的质地,仍然是以青铜为主。金、银在这里出现,主要是因为这是神匠的作品。真正的盔甲在铸造时应该不会加入金、银,至多只是盔甲上有金、银的装饰。比较有趣的是这里出现了锡,而锡的硬度在今天看来并不高。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似乎完全不知道铁,或者说铁在迈锡尼时代仍然是非常稀有、非常难以铸造的。所以在这段描述里,以致在整部《伊里昂纪》里,我们都很难找到铁的踪迹[5]
丹德拉出土的一副盔甲  陈中梅在其《伊利亚特》译本的前言中说,他对迈锡尼时代是否有这样完整、成套的青铜盔甲不太有把握。对比下文的内容,我们也有理由猜想荷马是把自己时代的盔甲的一些特点,加到对迈锡尼时代盔甲的描述上了。不过,当时确实有青铜的盔甲,这是没有疑问的,至多它们的形制可能不完全是上面所引用的那样罢了。最终考古学帮我们澄清了这个疑问。右图是考古发现的一副迈锡尼时代的盔甲(约公元前15世纪)。对比荷马的描述,最显著的区别是这副真正的迈锡尼盔甲里没有胫甲(用以保护小腿的正面)。有可能当时的胫甲主要可能是用皮革制作的,而皮革不易保留到今天。另外,从这副真正的盔甲来看,前面引述的阿基琉斯杀死赫克托尔的段落,可能也是荷马自己的创作而不是真实的记载。因为这副盔甲对于人的脖子有非常好的保护,根本不会有“裸露的咽喉”让阿基琉斯去捅。
  自然,像这样几乎密不透风的盔甲只可能是军队的将领才有资格和财力来制备。越是高级的将领,他的盔甲自然也就越贵重、越值钱。所以《荷马史诗》中的将领一旦杀死对方的将领,一定要把对方的盔甲剥下来,据为己有。名将的盔甲更是大家追逐的对象。比如阿基琉斯原来的一副盔甲,被帕特罗克洛斯借去,而赫克托尔又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得到了这副盔甲(所以才有神匠赫菲斯托斯给阿基琉斯重新打造一副盔甲的情节),赫克托尔对此是非常得意的。剥去战败者的盔甲(有时还要拿走其武器),以显示自己的胜利,史诗中这种做法到后来成为了古希腊战争中的一种惯例。即在战斗之后,胜利方总要把对方死者的盔甲、武器集中在一起,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堆成一个小祭坛,用来谢神。如果胜利方没有这么做,别人可以认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历史》一82)。
派罗斯出土的壁画的复原图  和顶盔贯甲的将领们不同,普通士兵一般只穿着亚麻或者皮质的衣服,胸口和背心等处缀有几块青铜片。他们的胫甲估计也是皮质的。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左边的考古发现的一幅迈锡尼时期的壁画。可以看到当时的普通士兵几乎是没有什么盔甲的。

  总地来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迈锡尼时代,或者说“荷马时代”的古希腊陆军,最主要的特点是兵种单一(主要就是步兵)、战法单一(主要就是看谁投枪投得准、投得有力)、两极分化(将领和士兵在武器装备、战斗时起的作用上都有天壤之别)。这恐怕是和当时迈锡尼社会的组成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所有古代社会的军队都是公民军。也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一个国家、城邦里,平时没有常备军,即没有专门的职业军队。一到需要打仗的时候,所有健康的成年男性公民都需要服役,都有可能上战场。在比较特殊的时候,会出现全国的青壮年都参加战争的情况。比如战国后期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秦昭王曾经“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6]
  正是由于公民军时代军队的组成,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城邦的社会组成,让我们可以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军队,观察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社会。我们发现当时的社会主要就是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贵族,以及被他们统治的、贫穷的普通农民(当时的商业尚不发达,商人阶层在当时几乎不存在)。正是由于当时迈锡尼社会的两极分化,所以才造成军队的两极分化。来自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将领们,可以制备精美的武器、盔甲;而来自农民阶层的普通士兵们,当然只有简单甚至寒酸的装备。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本方的将领被杀,剩下的普通士兵几乎不会继续战斗下去,因为单靠他们自己根本无力抵抗对方的将领。因此双方将领之间的单打独斗才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也是由于公民军的缘故,参加军队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既然希腊人自己不是游牧民族,他们又不曾和游牧民族有过长期、直接的接触,那么这些普通农民就难得有机会成为骑手或者弓手(农民中那些少数的牧人或者猎户除外[7]),要农民们保养战车更是荒唐,至多是贵族们养得起马和战车,所以当时的希腊陆军主要就是单一的步兵。
  还是由于公民军的缘故,士兵们平时都是农民,种地很在行,杀人却不在行,所以打起仗来就只会用最简单易学的投枪这种方式来战斗。只有那些有钱有闲的贵族将领们,可以在练习投枪之外学一些剑术,以备近战。

  2.发展
  社会阶层对于军队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面要介绍的古希腊陆军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阶段和前一个阶段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和迈锡尼时代一样,这一阶段的古希腊陆军的部队组成仍然很单一。步兵仍然是主要兵种;除了在奥林匹亚赛会的马车比赛中残留有一点痕迹之外,车兵已彻底退出了现役;弓兵仍然不受重视;骑兵已经出现但作用不大。这一阶段和前一阶段最大的不同,在于步兵的战斗方式和武器装备上。如果说前一阶段可以被称为“英雄阶段”的话,这一阶段就是“重装步兵阶段”。
  重装步兵,希腊文作hoplitēs(英文作hoplite)。这是古希腊人走出“黑暗时代”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非常有希腊特色的兵种。重装步兵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公元前8、7世纪之交的“利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的时候。那是优庇亚岛上的埃雷特里亚和卡尔启斯争夺霸权的一场战争,也是第一次影响波及整个希腊世界、双方阵营各有很多希腊城邦加入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具体结果已很难考察,似乎是两败俱伤。但有记载说埃雷特里亚及其盟国有3000重装步兵,卡尔启斯阵营的重装步兵要更多一些。有趣的是,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十卷1章12节说双方在战前约定都不使用弓箭一类的远程武器。这说明“荷马时代”对弓兵的蔑视当时依然存在。“利兰丁战争”算得上是古希腊陆军从“英雄阶段”发展为“重装步兵阶段”的一个转折点。此战之后,从公元前7世纪的“古风时代”开始,历经公元前5、4世纪的古典时代,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人的崛起,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重装步兵一直是古希腊陆军最重要、最有战斗力、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这里先把重装步兵的武器装备说明如下:
矛头  在武器方面,重装步兵最主要的武器是矛(dory)。这时的矛和前一个“英雄阶段”的投枪很像,但也有区别。这种矛一般全长为1.8-2.2米左右。矛杆是木制的。矛的前端有一个矛头,形状是扁平的柳叶形,长度约30-35厘米,最阔的地方宽度约4-5厘米,由铁铸造而成。矛的后端装有一个大尖钉,形状是截面为正方形的锥形,“蜥蜴锥”锥形的底部约为2厘米宽,长度比矛头要短,由青铜铸造而成。“英雄阶段”的投枪是没有后面这个尖钉的。(所以我在前面把dory译为“枪”,在这里把它译为“矛”。)平时不用的时候,矛是矛头冲上,凭着后端的尖钉,垂直地钉在地面上的;需要使用时再把它拔起来。大概是因为把矛钉在地面上的行为,时刻可能威胁到地面上的小生物,所以矛后端的这种青铜钉有一个别名:“蜥蜴锥”(sauroter∕lizard-killer)。
  两把现代仿制的xiphos现代仿制的斯巴达短剑  除了矛之外,重装步兵的次要武器是剑(xiphos)。这时的剑和“英雄阶段”的剑差别不大。剑的长度一般是60厘米左右,形状不一,由铁铸造。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诸城邦里陆军最强的斯巴达,发展出一种比较短(30-40厘米左右),尖端形状近似三角形的剑,几乎只能算是一种比较大的匕首。这种短剑在实战中比长剑更有效,大家看到后面讲重装步兵的战术时就能理解这点。
  在矛和剑之外,有时重装步兵还会携带一种砍刀(kopis,或叫makhaira)。这种砍刀比长剑稍短,形状多变,不过都有一条弯曲的刀刃,也是由铁铸造的。几把现代仿制的kopis由于这种砍刀只有一条刃,所以它的主要功能是往一个方向去劈,而不像剑那样有两条刃,可以往两个方向去切,还可以往前去直刺。因此砍刀在重装步兵中不是常见的装备。倒是骑在马上的骑兵,由于最经常的动作就是往下砍,所以砍刀在骑兵中是常见的装备。比如古希腊的著名学者、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一色诺芬就在他的《论骑术》十二章11节向骑兵特别推荐这种武器。
  总地来说,矛是重装步兵必备的武器,剑不一定会有,砍刀就更少见了。

Aspis  在防护方面,重装步兵和以前的步兵最大的不同,在于重装步兵的盾牌比较小。以前那种可以把士兵全身从脚面到脖子全部掩护起来的sakos大盾牌,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的“圆盾∕aspis”是圆形,直径约1米,以木制的圆盘为基底,外面铺上一层青铜。在aspis盾面上,经常会绘上一些标记,以表明持有者来自哪个城邦,或者他是什么身份。比较常见的几种标记有:斯巴达人的Λ(Λ即L,是斯巴达所属的“拉栖底梦∕Lacedaemon”地区的首字母)、雅典人的猫头鹰(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的圣鸟)、忒拜人的斯芬克斯(人首狮身的怪兽,可能和忒拜王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的著名谜语有关)。
  这种不同于sakos大盾牌的aspis圆盾,在《荷马史诗》中也出现过。作者在描写这种圆盾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盾面鼓突的”。看了上面的aspis的图,大家就能理解何以会有这样的词。至于迈锡尼时代是否已经出现了aspis,则很可疑。可能作者也把自己时代的aspis和早期的sakos弄混了,正如他把后来的盔甲和早期的盔甲弄混了一样。
Aspis的握法  早期的sakos大盾牌在内侧正中有一个把手,还有可以套在脖子上的皮带。现在的aspis圆盾则是内侧中间有一圈皮环,边缘处有一个把手。士兵在使用aspis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把sakos立在自己的正前方,而是左手穿过皮环,握住边缘上的把手,使圆盾固定在自己的左手上(可以参考右图)。另外,如果要逃跑,以前的士兵会把sakos大盾牌背起来,保护自己的后背,现在的aspis圆盾则完全没有这个功能,只会成为逃跑时的累赘,所以重装步兵在逃跑时都会把圆盾抛掉。《历史》五95讲到,在雅典人和米提林人的一次战争中,当时著名的米提林诗人阿尔凯欧斯(Alcaeus)抛掉了自己的“武器”逃走了。这里的“武器”,原文是hopla(单数是hoplon,“重装步兵∕hoplitēs”就是源于此词),而hopla是包括aspis圆盾在内的。
  除圆盾之外,重装步兵的个人防护也主要依靠盔甲。这时的盔甲已和迈锡尼时期的盔甲有了很大的不同。前面引用的《伊里昂纪》中神匠赫菲斯托斯打造盔甲的段落,更接近重装步兵时期的情况。
  和赫菲斯托斯的那件作品相类似,重装步兵的盔甲主要分三部分:头盔、胸甲、胫甲。
科林斯式头盔  重装步兵的头盔是很有特色的,一般都是青铜铸造,可以把整个头颅,包括颈部都裹起来。头盔只在正面有一道T字形的开口,以便眼睛的观察、鼻子的呼吸、以及嘴的说话。另外,头盔在两眼之间还往下伸出来一道,用来保护鼻梁。有时在这种头盔的顶上,还会加上一些马鬃,作为装饰。由于这种特殊的头盔最早产生于科林斯,所以得名“科林斯式头盔”。前面引用的描绘阿基琉斯和埃阿斯下跳棋场面的瓶画里,他们两人的头盔就是科林斯式头盔。这应该说是画工所犯的时代错误,因为在特洛伊战争的时代,这种头盔还没有出现。
伊利里亚式头盔  在科林斯式头盔之外,还有一种“伊利里亚式头盔”,得名于马其顿以北的伊利里亚山区(今阿尔巴尼亚一带),可能这种头盔最早出现在那里。和科林斯式头盔相比,伊利里亚式头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这种头盔的正面更开阔,士兵可以有更好的视野。不过这种头盔始终没有科林斯式头盔那么流行。另外一些头盔样式还有比如“阿提卡式”、“派罗斯式”等等,这里就不介绍了。在古希腊人看来,科林斯式头盔始终是重装步兵的首选。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头盔有一种“暴力的美”。
重装步兵的胸甲  胸甲和胫甲一般也是用青铜铸造的,用来保护躯干正面和小腿。胸甲可以把前胸和腹部整个裹起来,最初就是一块青铜大罩子,后来有了根据士兵个人的身材量身打造的胸甲。由于青铜胸甲过于沉重,而且重装步兵左手的圆盾已经提供了对身体正面的保护,所以古典时代后期出现了用几层牛皮制作的、只是在心口处缀上铜片的胸甲。这种牛皮质地的胸甲一直流行到了罗马时代。当时还有其它种类的胸甲,比如鳞甲、片甲等等。另外,由于重装步兵的圆盾不能像以前的大盾牌那样有效保护士兵的双腿,使得胫甲现在比原来更重要,所以胫甲和胸甲相反,从原来的牛皮质地变成了后来的青铜质地。
重装步兵的胫甲  盾牌、头盔、胸甲、胫甲加在一起,总重量大约是25-30公斤左右,所以重装步兵一般不进行长距离的奔袭。在介绍马拉松战役时,我强调了这一点。这里不再重复。
绘有重装步兵的瓶画  至此,我已经介绍了一个古希腊重装步兵全套的武器装备:矛、剑、盾、头盔、胸甲、胫甲。在古希腊,这一整套装备被称为panoply。右图是一幅公元前5世纪时的瓶画,右边的人物就是一位panoply齐全、头带科林斯式头盔(有马鬃的装饰)、身穿鳞甲的重装步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左边的人物,他头带的是伊利里亚式头盔。
  也不是所有的重装步兵都是全副武装的,特别是当士兵本人的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时仍然是公民军体制,士兵的武器装备都是个人自己去购买、保养的。政府没有义务为公民们提供统一的武器装备。一位斯巴达重装步兵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因为这里的公民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所以他们的装备是城邦提供并且统一制式的。看到斯巴达人整齐划一的装备,当时的战场上那些穿着五花八门装备的对手们,自然产生了心理上的震撼。左图就是一位斯巴达重装步兵的画像。除了盾牌上的Λ之外,斯巴达重装步兵还有一个显著的外貌特征——血红色的大氅。而当一个公民无法备齐panoply的时候,他至少应该准备一套hopla(即阿尔凯欧斯抛掉的那一套“武器”)。一套hopla包括:一支矛(dory)、一面盾(aspis),一顶盔(cόrυs)。

  现在来讲重装步兵的战术。
  和“英雄时代”的单打独斗不同,重装步兵强调的是行动一致,步调统一。战斗时,重装步兵们按照兵力数量,横排成一条长方形的阵列。阵列的深度一般有6-8行,人多的时候也有10几行的。士兵们都是左手握盾,右手执矛(看来左撇子在当时的希腊很受排挤)。每一行的士兵都把盾牌提到脖子的高度,以保护自己的前胸,然后把彼此的盾牌互相接在一起,形成一道“盾墙”,同时把矛扛在肩上,矛头朝上。当双方重装步兵的阵列都集结完毕、每一行都形成“盾墙”之后,两军互相接近。士兵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较远的距离上把手中的矛投出去(“利兰丁战争”前的约定里,不准使用的远程武器既包括弓箭,也包括投枪),而是等到了双方面对面的时候,举起矛,从上往下去扎对方的头盔保护不到的部位,比如眼睛;或者去扎头盔与“盾墙”之间裸露出来的部分,比如脖子。
  著名的“齐吉”瓶画,约作于650 BC,绘有重装步兵交战时的场面
  除了举起矛向下扎,重装步兵在战斗时还有另一种持矛的方式。就是右手手心向上握住矛,矛头冲上,用自己的右臂把矛杆的后端夹在腋窝之下。一般认为这是在防御骑兵时采用的姿势。因为这样握矛虽然不是很灵活,但是比较稳。对方的骑兵冲过来时,可以用矛尖去挑他们。
  当第一行的士兵与对方战斗时,第二、三行的士兵会趁机在对方的“盾墙”出现空隙时扎上一矛,或者用矛替第一行的战友拨开对方的弓兵射来的箭,再有就是时刻准备在第一行出现伤亡时补上第一行的缺位,以保证“盾墙”的完整、保证本方“战线”的完整。当对方有人受伤倒下时,第一行的士兵一般不去管他们,而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由后面几行的战友负责解决掉他们。这时,矛底端的“蜥蜴锥”就起作用了。因为后面几行的士兵不必把矛头由朝上改为朝下,来刺他们,直接用“蜥蜴锥”去戳地上的敌人就行了。“蜥蜴锥”的另一个功能是当矛折断时(战斗中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士兵可以反过手来,以“蜥蜴锥”为矛头,继续去扎敌人[8]。当矛第二次折断时,士兵会拔出佩剑去砍、刺敌人。由于重装步兵之间的战斗总是面对面的、近距离的战斗,所以短剑比长剑更好用。(这也是为什么刺客们都喜欢用匕首的原因。)
  因为重装步兵的盾牌都是在左手的,所以盾牌的自然防御部位是身体的左侧,身体的右侧主要依靠自己右方战友的盾牌来保护。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盾牌保护的都是自己身体的左侧,以及自己左方战友身体的右侧。很明显,重装步兵的这种防御战术,需要的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只有当阵列越密集、“盾墙”越紧密的时候,才能有效地保护阵列里的士兵。一个人跑出去,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那样战斗,无异于自杀。
  所以在讨论“什么是勇敢”的对话录《拉凯斯篇》中,柏拉图会让拉凯斯说出“勇敢就是坚守阵地、反击敌人”(190E)。只有理解了重装步兵的战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拉凯斯不说“勇敢就是主动出击”。同样地,只有理解了重装步兵的战术,我们才明白斯巴达人想尽各种办法,努力培养自己城邦的战士一起生活、一起行动的自觉性,就是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协调一致。这也是斯巴达陆军称雄古希腊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一行“战线”上,最右边的那名士兵,他自己的右侧身体是没有盾牌保护的,他的伤亡可能性最大[9],所以整支军队里最强悍、武力最高超的战士都集中在阵列的右翼。因为如果第一行最右边的人倒下了,第二行最右边的人就要补上这个缺口。当每一行最右边的人都倒下之后,原来的第一行右边第二人,现在就变成了最右边的人。和阵列的其它部位比较起来,右翼各行士兵的伤亡可能性永远是最大的,所以这里集中了全军的精华。“右翼=主力”,这个观念在古希腊战争史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后期有一些改变),甚至影响到了其它国家。比如色诺芬在《长征记》一卷8章提到,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在401 BC向其兄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开战,小居鲁士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希腊雇佣军就位于整个阵列的右翼。
重装步兵战斗进程示意图  接下来,由于对方的右翼是最有战斗力的,所以本方的左翼就集中了全军的第二精华,以防对方主力轻易突破本方的“战线”。在《历史》第九卷,我们会遇到与此有关的左右翼的问题。
  由于重装步兵的战术比原来“英雄阶段”的战术更复杂,战斗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投枪,所以重装步兵们在平时都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否则战时就不能有效配合。因此在古希腊人的生活里,军事训练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体育比赛,其实也是军事训练的另一种形式。比如古代奥运会上后来出现了一个项目:重装步兵的全副武装赛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
  比军事训练更重要的是对士兵心理素质的培养。毕竟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敌方森严的阵势时,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恐惧。这时就需要“战斗的动力”。古希腊人对这种“战斗的动力∕斗志”有一个专门的词来称呼:dynamis(后来变成物理、化学中的“动力∕dynamics”,以及“炸药∕dynamite”)。我们在阅读古典时期的希腊学者的著作时,经常会遇到他们在讨论如何培养dynamis。比较特殊的一种方法是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到的:可以用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同性恋的方式来培养战士(178E)。如果战士们彼此都是相爱的,那么战斗力肯定会大大提高。还有一些诗人是以写作能激发出dynamis的诗而出名的,比如著名的阿提卡诗人提尔泰欧斯(Tyrtaeus,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柏拉图在《法律篇》629A说斯巴达人为了感谢他的作品,甚至授予他斯巴达公民权——即让他加入那9000斯巴达重装步兵。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极其崇高的荣誉。不过希罗多德在《历史》九35却没有提这件事。

  重装步兵的战术就是这样。当时的一些著名人士,比如像梭伦那样的“贤者”、像阿尔凯欧斯那样的诗人、像埃斯库罗斯那样的剧作家、像客蒙那样的将军、像伯力克利那样的政治家、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像色诺芬那样的学者,都曾以一个重装步兵的身份参与战争。这几位的参战记录都是有文献佐证的。
  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大多是由于边界纠纷。一旦双方开战,两边的重装步兵就开到彼此的边界上,采用上述的战术作战。很多时候,双方的阵列会出现“扭转”的现象,形成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阴阳鱼”的图案。即本方的右翼压迫对方的左翼,迫使其后退,而对方的右翼也把本方的左翼压得后退。这时就要看哪一方能坚持自己的“战线”,坚持有效的“盾墙”防御。当某一方无法继续坚持“战线”、“盾墙”开始瓦解、阵列出现混乱的时候,战争的胜负就已揭晓。所以重装步兵致胜的诀窍就是守住自己的“战线”、突破对方的“战线”。
  通常,两支重装步兵军队之间的战斗时间不会超过一天(没有人的体力可以支持那么久),一般几个小时就决出了胜负。失败的一方往往在“战线”崩溃之后马上丢弃武器、盾牌,开始逃命。胜利的一方通常也不会去追击,因为重装步兵的快速行动实在是不太方便。胜利者会在战后收集对方留下的武器、盾牌、盔甲,建立一个小祭坛(或者叫胜利标志)。一般来说,即使是失败者,阵亡的比例也不会高于总兵力的10%。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某一方在“战线”崩溃之后仍然不退出战斗,或者是无路可退,继续就地抵抗,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大屠杀,导致某一方几乎全军覆灭,比如《历史》的一82、五85至五87提到的几次战争。
  重装步兵虽然是一支军队的主力,但在战斗时,他们也会得到本方轻装步兵的支持。轻装步兵(psilôn),其实就是原来“英雄阶段”里的普通步兵。只是由于他们的装备和现在的重装步兵相比起来要轻,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们通常只有亚麻、牛皮质地的简单盔甲,一般没有盾牌。武器主要是弓箭和投枪——这种投枪,如前所述是没有“蜥蜴锥”的,长度较短、重量较轻,便于投掷,类似于今天的标枪。古希腊军事里不受重视的弓兵,现在成了轻装步兵的一部分。作战之前,轻装步兵的任务是扎营、警戒、通讯等等(如马拉松战役的那位“长跑者”)。作战时,当双方的重装步兵正在彼此靠拢,但还没有交起手来的时候,轻装步兵会在这时向对方射箭、投枪,像原来的“英雄阶段”的步兵那样战斗。还有的轻装步兵负责在阵列后吹笛子(前面的“齐吉”瓶画中可以看到一个)。这是由于重装步兵的头盔都很厚实,别人说话、命令的声音他们听不清楚。所以为了保证大家步调的一致,以便保持“盾墙”的完整性,一般会有几个轻装步兵吹笛子,用乐曲的节奏协调大家前进的步伐。同时,行进中的重装步兵会和着乐曲唱一种“派昂”颂歌(可以参考《历史》五1)。当双方的重装步兵开始交手以后,轻装步兵的任务是用弓箭和投枪袭扰对方阵列的侧翼,或者抢救本方的伤员,或者传达一些紧急的命令。当战争结束之后,负责打扫战场、掩埋尸体的也主要是这些轻装步兵。从功能上看,轻装步兵是对重装步兵的一种补充,他们本身不是陆军的主力。
  在轻装步兵之外,当时已有所发展、但仍不太重要的骑兵,在战斗时也是重装步兵的一种辅助力量。不过当时的骑兵的主要功能是和对方的骑兵交战,或者是去冲散对方的轻装步兵。骑兵直接冲向重装步兵的场面似乎很少出现。部分原因是以前讲大流士出兵斯基泰人时提过的:马镫和马掌这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当时还没有专门给马披挂的甲胄,骑手本人的盔甲也不厚。防护这样差的骑兵如果直接冲击对方手持长矛的重装步兵阵列,无异于兔子往刺猬身上撞。骑兵在这时也不是希腊陆军的主力,也只能算辅助兵种。

  在介绍了“重装步兵阶段”的古希腊陆军的部队组成、武器装备、战斗方式之后,再让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古希腊陆军(主要是重装步兵)出发,观察当时的希腊社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大家可以参考安德鲁斯的《希腊僭主》第三章。下面我只是按自己的理解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些有关的结论。
  让我们从重装步兵的装备入手。相比起荷马笔下的那些英雄们,重装步兵的aspis圆盾要小一些、胸甲保护的面积也小一些。虽然在头盔和胫甲方面,重装步兵要强过原来的“英雄阶段”的那些将领,但从整体上说,重装步兵的防护比那套迈锡尼时期的公元前15世纪的盔甲要差。另一方面,重装步兵的装备又明显地胜过了“英雄阶段”的普通士兵,即后来的轻装步兵。这表明,重装步兵所属的这个阶层,应该是当时希腊社会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上面有贵族,下面有贫民。这个时期的希腊社会已经不那么两极分化了。
  从经济的角度上说,当一个社会开始繁荣、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中产阶级的成长总是必然的现象。对应到古希腊的情况里,“多利斯人入侵”造成的“黑暗时代”于公元前8世纪结束,希腊各地开始了大发展。贸易的兴盛(主要贸易对象是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地区、以及黑海沿岸)和农业的进步(主要是铁工具的普及),逐渐造就了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往上还比不了那些贵族大姓,往下却远远强于普通平民。重装步兵在公元前7世纪的出现,就是这个阶级的崛起在军事上的反映。
  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说,像原来“英雄阶段”那样的战争形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两军的胜负如果完全由双方的将领来决定,而这些将领如果又都出身于那些世袭的贵族家庭,那么如果这些贵族将领的武艺不怎么娴熟,岂不是要连累全体人民?在战争这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上,固守形式主义的传统、习俗,有可能会导致大量生命的牺牲以及国家的灭亡。像《荷马史诗》中的描写那样,把军队、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少数几个英雄身上,作为文学是很激动人心的,但在现实情况中不可能持久,迟早要被取代。因为勇敢和武艺并不能随着血统继承下来。西欧中世纪的世袭骑士制度在后来的衰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里,军事领域不像宗教、政治、艺术等等其它领域,这里永远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占第一位的。一个国家要想在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永远抱着那种“史诗英雄”式的个人主义不放,就不得不采取实用的、现实的态度[10]
  正是由于重装步兵的战术更强调集体的力量,更看重士兵们的团结一致,所以相比起英雄们的单打独斗,重装步兵的齐心协力,对于国家、城邦来说,确实是更负责任的战术,也就是更好的战术。

  重装步兵的时代仍然是公民军的时代,而重装步兵的出现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如前所述,公民军的特点是:平时的公民,战时就是战士。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能在战争中作战的人,才具有公民权。后面这种理解,对于我们下面研究军事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
  “公民权”这个词在希腊文中作politeia(希罗多德在《历史》九33、九34,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治》中有许多地方,都是按“公民权”的意思使用这个词的),这就是后来英文中“politics∕政治∕政治学”的词源。Politeia最初的含义只是“公民权”,即成为一个社会里的公民需要符合哪些标准。后来含义慢慢变化,可以指一个社会里的所有公民,也可以指这些公民管理其社会时采用了何种形态的政府,还可以指这个政府的大计方针——后面这三个意义分别接近于我们现在的“国民”、“政体”、“政治”。正是因为politeia有这么多的意义,所以在柏拉图的《Politeia∕国家篇∕理想国》中、在亚理士多德的《Politeia∕政治学》中,我们发现他们讨论了很多和公民权、政体有关的内容。
  在一个古希腊城邦里,公民权并不授予城邦中的所有人,公民并不包含所有人;换句话说,不是所有人都参与政治。比如妇女、奴隶、未成年的儿童、外国人(包含其它城邦的人)都不能算公民。即使是剩下的那些成年的、自由的、本地出生的男性,也不全都算作公民。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有能力参与战争的男性,才算是公民。就这个角度上说,残疾人、精神不健全的人、或者不愿意参加战争的人,在当时的希腊都不算公民,他们都无权参与政治决策。这是公民军体制必然的后果。极端情况下,比如在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1297b14,他说在当时希腊的某些地方,只有现役士兵才有资格被选为官吏。
  公民军体制,和我以前在回顾希腊政治发展时提到的“军事民主制”,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人类社会还处在氏族公社的阶段,即所谓“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时候,战争是一个氏族公社里最重要的事。而所有参与战争的人,都有权力也有义务聚在一起、讨论关于战争的决策。当这种“战士大会”渐渐成为氏族公社的权力机构之后,非军事的、其它的问题,只要是和大家共同的利益有关,也会拿到这个会议上供大家讨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只有战士才有权参与讨论事关公众的问题。这样,战士这种身份,现在意味着一种权利,即公民权,参与政治的权利[11]
  “军事民主制”后来的发展可以这样概括:战场上的领袖后来逐渐演变成氏族公社的“王”,协助“王”管理公社日常行政事务的那些有经验的老战士,逐渐演变成“长老议事会”。原来那个所有战士都参加的大会,虽然依旧保有最高的权力,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战士大会”越来越流于形式,权力越来越向“王”和“长老议事会”集中。公民权实际上缩水了。
  我在前面的札记中已经提到:“军事民主制”在“荷马时期”就已经开始崩溃,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发展到最后就是贵族们越来越富有,普通平民越来越贫穷。这种现象反映在军事上,就是“英雄阶段”那种单打独斗的战术。
  是军事的因素促成了“军事民主制”的产生,从而造就了“战士=公民权”,也造就“战士∕公民大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两极分化,反过来破坏了“军事民主制”,也影响了军事。“英雄阶段”的那种战术对于社会、对于社会中的所有公民都是不安全的。在军事↔社会这个二元互动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占主导的一方。
  解决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这个军事上的问题,有很多方法。古希腊重装步兵的出现就是方法之一。即代表中产阶级的重装步兵在战争中担负了最重要的功能,重装步兵成为当时陆军的主力,这势必意味着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大。
  前面回顾雅典政治体制的发展时,我提到了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雅典元老院”。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前,这个“战神山议事会”几乎全部被贵族们,即“好父亲”小集团所掌控。当时,雅典的九执政官就是由这个“战神山议事会”选举的。这个机构反映了“军事民主制”解体后雅典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由于在“英雄阶段”中,贵族们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是陆军的主力,所以只有贵族们才有权参与政治。换句话说,只有贵族们才有公民权(反映在雅典的情况里就是只有贵族才有投票权)。“战神山议事会”可以说是原始的“战士大会”的一种退化形式。
  等到了雅典的第一部成文法,即所谓“德拉古法”于632 BC出台时,情况已经大变。重装步兵这时已经出现,而且已经成为雅典陆军的主力。这种变化反映在“德拉古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条文:“公民权属于能够自备武器的人”(《雅典政制》4节)。这里的“武器”,亚理士多德的原文就是hopla。所以“德拉古法”实际上就是在说“公民权属于重装步兵”,即“所有重装步兵都有权投票,有权参与政治”。这打破了“战神山议事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反映出军事发展对社会组织形式、对政体的影响。
  到了雅典的梭伦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梭伦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权。他把全部公民划分为“500斗级”、“骑士级”、“双牛级”、“佣工级”,这四个等级中“双牛级”对应的就是重装步兵,“佣工级”对应的就是轻装步兵。(“骑士级”当然指养得起马的人,这是比中产阶级更富裕的阶层;“500斗级”就对应于养得起战车的那些大贵族了。)在这里,梭伦实际上把公民权也授予了轻装步兵,这是他的立法比“德拉古法”更民主的体现。
  在斯巴达的政体中,重装步兵也居于特殊的地位。我在回顾斯巴达政治发展时提到:传说中吕库古划分了9000块地,授予每个公民一块。这个9000其实就是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数目。也就是说,重装步兵在斯巴达享有公民权,可以参与选举。与此相应的,斯巴达社会里的“藩民”,他们享有半公民权(具体而言是有自己耕种土地、获得部分收成的权利,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黑劳士”是没有任何权利的。稍微一想,我们就有理由猜测“藩民”在军事上是重装步兵的后备军,而黑劳士是轻装步兵。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可以参考《历史》九28)。
  就这个意义上说,雅典的梭伦立法要比斯巴达的吕库古立法,更为民主,因为雅典的公民权包含的范围更大。等到后来雅典的克莱斯提尼、伯力克利等人出现以后,两种制度的差别就更大了,以至于它们分别成了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典型。而他们两个城邦在政体上的差别,就体现在公民权的不同基础上。就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权”和“政体”是同一个词politeia,实在是希腊文的妙处。在古希腊人的思维里,政体上的问题和公民权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是同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导致重装步兵的出现。而重装步兵又凭借军事上的作用,确立了自己在政体中的地位,从而反过来影响了社会。这仍然是军事↔社会这个二元互动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雅典人把公民权逐步扩展,而斯巴达人只扩展到重装步兵就停下来了。虽然他们最后形成的结果大相径庭,但是仍然不能小看这第一步:重装步兵开始参与政治。
  这第一步的重要性,我们会在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四卷1297b中找到佐证:“在古希腊,继君主政体之后出现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参与政府管理的实际上全部是战士(这其实就是在说“战士=公民权”)。……,当城邦渐渐扩大,重装步兵的力量也跟着增强,于是许多重装步兵也能参与政府管理。这样的政体,在当初就因此而被称为民主政体,……
  看来,“民主政体”这个词在刚出现的时候,就是指“有重装步兵参与的政体”。斯巴达人的政体,以及“德拉古法”,在这个意义上说都可以算是“民主的”。只是由于后来的雅典逐渐把公民权放得更宽,所以“民主”到了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时候,主要就是指雅典这样的政体了。而原来还可以被称为“民主”的斯巴达,相形之下现在只能算作“寡头”了。

  说点题外话,就以上的表述来看,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像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出现重装步兵。实际上,雅典类型的“民主”,在世界古代史的范围内也是仅此一见,再无其它。古希腊各地的其它城邦,包括后来学习希腊的古罗马,都没有再次出现像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所以,合乎逻辑的问题不应该是“为什么古代中国(或者古代世界的其它地方)没有出现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而是“为什么雅典会出现那样的民主制度”。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重装步兵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12]
  说到底,公民军制度是重装步兵产生的基础,重装步兵又是民主政体产生的前奏。而古代中国(包括古代世界的其它地方),“战士=公民权”的现象似乎很早就消亡了。换句话说,古希腊,特别是雅典,“战士=公民权”的现象一直延续了很久,这是他们特殊的地方。我想这种特殊,可能和“多利斯人入侵”有关。即多利斯人让已经明显两极分化的迈锡尼社会来了一次“大倒退”。多利斯人自身的文明水平比较低,社会组织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他们占据希腊,就让“战士=公民权”的观念在希腊来了一次restart。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公民军会在古希腊长期存在,并对社会组织结构产生长期影响。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浅学之见,仅供大家参考。
  关于古希腊陆军在希波战争之后又有怎样的发展,可以参考附录中的《古希腊陆军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发展》。

  作为对比,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波斯帝国联军的部队组成和武器装备。在七61至七86希罗多德介绍波斯帝国联军的那一大段描述里,我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这些民族可以参考前面的第9项札记),把他们的武器装备列成表十一。
表十一
民族武器防护装备
波斯人、美地亚人短矛、长弓、芦苇作成的箭、短剑软毡帽、缀有铁制鳞片的外衣、细树枝编成的盾牌
亚述人埃及式的矛、短剑、带铁头的木棍青铜头盔、亚麻胸甲、埃及式盾牌
巴克妥利亚人、帕提亚人、花拉子模人、索格底安那人、健达里欧人藤弓、短矛美地亚式的帽子
印度人藤弓、带铁头的藤箭木棉制的衣服
卡斯比亚人本国产的藤弓、短刀皮裘
帕克杜耶斯人、奥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帕利卡尼欧人本国产的弓、短剑皮裘
阿拉伯人长弓腰间系带的袍子
埃塞俄比亚人由椰子树干制成的4佩巨斯(约2米)长的弓、带石箭头的藤箭、用羚羊角制成矛头的矛、木棍豹皮、狮子皮
利比亚人用火烤硬的木制投枪皮革制的衣服
帕夫拉哥尼亚人、里巨埃斯人、玛提耶涅人、玛利安东尼亚人、弗里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短矛、投枪、短刀(树枝)编制的头盔、高统靴、小盾
吕底亚人和希腊人类似和希腊人类似
美西亚人用火烤硬的木制投枪头盔、小盾
色雷斯人投枪、小短剑狐皮帽、花外袍、鹿皮靴、小圆盾
皮西达伊人两支猎狼用的投枪生牛皮制的小盾、青铜头盔
莫司科伊人、提巴壬尼亚人、马克罗尼亚人、麦叙诺基亚人短矛木盔、盾牌
玛列斯人投枪(树枝)编制的头盔、皮革制的小盾
科尔启斯人短矛、刀木盔、生牛皮制的小盾

  不知为什么,归纳表十一时,我觉得很好玩。这里展现出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说都代表了本民族陆军的精华。但是和前面介绍的希腊陆军比较起来,总让人感觉有点……,怎么说呢,“不专业”吧!像“猎狼用的投枪”、“用火烤硬的木制投枪”、“带石箭头的藤箭”、像“豹皮、狮子皮”、“木棉制的衣服”、“皮裘”这些装备,和希腊重装步兵的铁矛头的矛、铁剑、青铜盾、青铜胸甲和胫甲比较起来,在战斗力和防御力上,有着数量级的差别。
  往深一点说,这是和波斯帝国与古希腊城邦,这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有关系的。仿照前面从古希腊陆军来分析古希腊社会的视角,我们也可以从上面这张表反映出的波斯帝国陆军,来分析波斯帝国的社会情况。
  波斯帝国是个成分非常复杂、各地社会发展情况差别极大的政治体。有的地方已经出现比较先进的社会组织,有的地方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从军事的角度上说,我们看到了“猎狼用的投枪”、“用羚羊角制成矛头的矛”、“鹿皮靴”、“豹皮、狮子皮”等等,这说明这些民族的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里的狩猎几乎没有太大区别;这些民族里的战士,和日常生活中的猎户也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其实,猎人这种职业,可能是所有民族里战士的直接源头。像枪∕矛、弓箭这些武器,最早都是猎人的狩猎工具;用动物皮作为防护装备,也是猎人的习惯。而直接拿着“猎狼用的投枪”、穿着“豹皮、狮子皮”上战场,说明这些民族的社会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晚期。他们还没有专门用于战争的武器和装备。对于他们来说,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其意义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一次大规模械斗。
  有些民族的军事活动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的形态。我们看到了比如“带铁头的藤箭”、“带铁头的木棍”、“亚麻胸甲”等等。它们的出现,说明战争在这些民族中已经不再是日常经济活动的直接延续;战争对于他们已经开始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出现和加剧,社会矛盾的升级导致人与人、阶层与阶层、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剧烈,所以这时社会中的每个人(不仅仅是猎人们了)都至少需要一些武器、装备用于自卫。这样,不同于狩猎工具的专门的武器、装备出现了,公民军制度出现了。从这个时刻往下,军事↔社会开始了二元互动。
  仔细看上面的表,我们发现如果一个民族的居住地比较接近草原、如果他们和游牧民族的接触比较多、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游牧民族的话,那么弓兵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兵种,比如巴克妥利亚人、卡斯比亚人、帕克杜耶斯人等等。这和前面所说的弓兵的起源是一致的,因为游牧民族的弓箭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工具。
在波斯波利斯发现的波斯步兵像,注意他们都几乎没有甲胄  表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除了由于跟希腊人交往频繁所以武器装备和希腊人很类似的吕底亚人之外,波斯帝国其它地区的步兵的防护装备为什么都很差?防护装备最好的波斯人也只有“软毡帽、缀有铁制鳞片的外衣、细树枝编成的盾牌”,有些只有“皮裘”,还有的只有“小盾”、“头盔”,身上几乎是没有甲胄的。相比起希腊的重装步兵,各种波斯步兵都只相当于希腊的轻装步兵。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接着前面提到的“社会发展破坏了军事民主制”讲下去。

  古希腊重装步兵的出现,依前所述,是对“英雄阶段”的军事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公民军制度”在社会发展之后演变成了英雄们的单打独斗。而中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贵族们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重装步兵成为陆军的主力,从而在古希腊重新建立起一套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不同的新“公民军制度”——让全体重装步兵参与政府管理(斯巴达的情况)、让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一起参与政府管理(雅典的情况)。就这一点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寡头制,都是中产阶级凭借自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主要位置的表现形式。军事↔社会这个二元互动过程在古希腊历史中,粗略地看,发展情形是这样的:社会发展导致原始“军事民主制”解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英雄阶段”的战术陷入困境→多利斯人入侵造成整个社会的restart,重新出现“军事民主制”,重新开始强调“战士=公民权”→“黑暗时代”结束,社会重新开始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重装步兵开始出现,迅速取代以前“英雄阶段”的战术,成为军事上的主力→重装步兵们凭借“战士=公民权”,开始从贵族手中分享权利→以重装步兵参与政治为标志的原始“民主制度”开始出现→雅典的公民权进一步扩展到轻装步兵,从而成为后来意义上真正的“民主制”;斯巴达的公民权仅限于重装步兵,从而相比之下被视为“寡头制”。
  以上这个过程,并不是历史唯一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军事民主制”、“战士=公民权”的观念经过了“多利斯人入侵”造成的restart。而世界上其它的古代社会并没有经历这种restart,所以历史还有其它各种可能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由于社会的发展而解体之后,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埃及人的做法是让军队本身成为一个专门的阶层,让士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这在《历史》二164至168节有很清楚的描述。希罗多德在那里说古埃及的士兵是社会中一个特定的阶层。按上、下埃及的地域不同,士兵们分为两大“军区”,总人数最多时约41万。这41万人不能从事除军事之外的职业,而且他们的士兵身份是世袭的,“打仗是他们的世袭职业”。既然古埃及的士兵阶层不能从事农业、工商业等等,那么他们在经济上就只能依赖国家的供给。他们每人有国家分配的面积为“12阿路拉”(约合3.3万平方米,49亩)的土地,由专人给他们耕种,且不上税。此外,如果成为埃及法老的近卫军,则在土地的收成之外还能得到一定数量的面包、牛肉和酒(二168)。
  和古埃及的情况类似,古印度也很早就出现了专职、世袭的士兵阶层。著名的印度“四大种姓”中排第二位的“刹帝利∕Kshatriya”,最初就是战士阶层。
  这种专职的战士阶层,从经济上看,和斯巴达的那9000重装步兵很相似。斯巴达人也是职业、世袭的战士,也有专门的“藩民”、“黑劳士”给他们耕种土地。所以希罗多德在二167特别要把埃及的士兵和斯巴达人作一下对比。但是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斯巴达的9000重装步兵有公民权,是可以参与选举的;而埃及的士兵阶层并不因为自己是战士,就能对法老的政策施加什么影响了。
  这种专门战士阶层的出现,值得特别重视。由国家来给这些世袭的士兵提供生活保证,这反映出:1.古埃及、古印度的国家∕政府已经有效控制了全国的经济,能够左右各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可以命令一些农民去为战士耕地;2.国家∕政府有了一整套完备的税收制度,统治者已经从人民那里剥削了大量的财富,法老可以有剩余的面包、酒等来分配给近卫军;3.统治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支配人民的生活。以上3点缺少哪一点,都不可能让国家负担起一支几十万人的常备军。
  所以,在埃及、印度的情况中,军事↔社会的互动过程是这样的:社会发展导致原始“军事民主制”解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贵族和平民的社会地位差距变大→强有力的国家统治机器开始出现,开始把全体人民的生活各方面纳入管理、控制→统治者的个人权威开始建立→统治者开始组织一支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士兵成为一种世袭的职业→士兵阶层不再有任何经济独立性,只能依靠统治者才能生存,原始的“公民军制度”至此完全消失。
  由于有国家来保证生计,士兵们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军事训练,埃及人和印度人就用这样的办法解决了“英雄阶段”那种不合理的单打独斗战术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危险。
  埃及、印度没有经历过希腊那样的“战士=公民权”观念restart,所以他们的这种发展过程是世界各地古代社会里更常见的过程,特别是各个农业民族社会。
  跳开一点说,比起游牧民族,农业民族更有可能产生比较复杂、精细的政府管理体系。毕竟农业比畜牧业更依赖土地(农民对土地划分的关注是牧人不能理解的)、更依赖集体(特别是像治水这样的公用设施的建设),这就使得国家管理在农业社会中显得更为重要。其结果就是在农业民族的历史上,大而全的政治体制往往出现得比较早、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比较具体而且直接。其结果就是“公民军”在农业民族中往往很早就消失了。“公民军”在古希腊长期存在只是特例,是“多利斯人入侵”造成的restart带给农业民族的一个意外。而在游牧民族中,政府管理一直都是比较松散、间接的。也是由于政府组织形式的松散,游牧民族倒一直保留着某种程度上的“军事民主制∕公民军制度”。

  这里可以把古代中国的情况提一下。古代中国的军事体系既不是以古希腊那样的重装步兵为基础,也不是以古埃及、古印度那样世袭的、不参与经济生产的“士兵阶层”为基础,而是自有一套制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中国人对军事的看重并不亚于其它民族。中国又是农业国,所以比较复杂、精细的政府体系也很早就出现了。而当政权对人民的管理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具体的时候,古代中国统治者选择了建立国防力量最简单的办法:要求所有合乎条件的人都来参与,并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流传很久的“徭役制度”。这种制度最早可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这里的“徭”,是指所有人民每年都要为国家提供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比如修缮城墙、道路之类的;而这里的“役”,就是指服兵役[14]。具体的服“徭役”的时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以秦为例,从现在已发现的秦律残简来看,男性大概从十七岁(虚岁)时就要开始定期服“徭役”。“徭”的部分规定每人每年大致有1个月担负修筑国防工事的任务。“役”的部分规定每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服2年的兵役,其中1年训练,1年戍边(平时担任城防、警备的任务,战时就是战士)。在秦国的早期历史上,比如春秋时期,当时的战争很少有超过几个月的,所以2年的兵役基本上够用。但到了战国后期,特别是秦灭六国时,战争的时间往往拖得很长。这时的服役时间也就相应地延长了。必要的时候,已经服过兵役的人也有可能被重新召回,比如前面提到的秦昭王在长平之战时的做法。一个秦人大致到了60岁就不必服“徭役”了,如果他能活到60的话[15]
  这种“徭役制度”和原始的“公民军体制”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兵役”现在是一种义务,是国家法律规定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责任,违反者是要受到处罚的。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误了服役的报到日期,而当时的规定是“失期,法皆斩[16]。这种服役的义务,并不包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些“年十五以上”者在长平之战后就能在秦昭王宫里参政议政了。古希腊那样的“战士=公民权”现象在这里不存在。即使是在注重“耕战”的秦国,也只有作战出色者能够得到一些奖励,而且一般都是物质上的奖励,不是政治上的权利。就这个意义上说,秦朝,或者中国历史上后来的朝代,即使有时出现了“全民皆兵”的现象,那也不能算“公民军”。因为那些参军的人,并不是“公民”,他们没有相应的“公民权”。
  在这种“徭役制度”之下,军队完全由国家来组织、管理,所以军队的装备、口粮都是由国家来提供的。还是以秦为例,出土的秦军的武器、盔甲上都有国家兵工厂的记号。云梦秦简里有士兵黑夫、惊的家书,里面也只提到要家里寄钱和做冬衣的布料,并没有提送盔甲或者粮食过来,可见这两者是由国家提供的。这和古希腊的重装步兵、轻装步兵都是自备武器、口粮上战场是很不同的。
  还有一点也是不同的。秦律规定不想去服“徭役”的可以出钱300找人代替,还可以把钱直接给官府。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准许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用钱“购买”服役的义务。如此一来,像古希腊重装步兵那样由中产阶级成为军队的主力,在秦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样一来,秦军的士兵基本都是下层贫民,而且流动性比较大。这一批士兵服役2年之后,会有新的一批加入。他们又需要重新开始训练。这和古希腊比较富裕的重装步兵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训练、随时准备参加战争也不一样。
  这就导致古中国和古希腊在军事理论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古希腊人谈到军队时一直都在强调每个士兵的勇敢、“斗志∕dynamis”。而古中国人,自从“徭役制度”开始出现的春秋时期,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军队下层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只有军队上层、指挥层比较稳定。所以古代中国人更强调将领的作用,更注意研究如何让一支经过简单训练、单兵素质不高的军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他们更注意研究阵法、战略、佯攻、截断粮道、火攻、情报战、外交战等等问题,代表作就是《孙子兵法》。这是克服“徭役制度”弊病的登峰造极的作品。
  “徭役制度”主要实行于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的时代。古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到了后来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明朝的卫所制等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规定一部分人民专门从事军事活动,这些人的士兵职业是世袭的,而且有专门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比较像古埃及那样的“士兵阶层”。但是这些“府兵”、“卫所”的士兵,在和平时期是务农的,即他们要耕种分配给自己的土地,养活自己。这种类似于“屯田制”的军事管理制度,好处是:1.避免了“徭役制度”那样把军事责任加到全体人民头上,增加人民的负担;2.士兵们平时是自力更生的,不像古埃及的“士兵阶层”那样只是坐享其成,这就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也有坏处:士兵们一旦经常务农,那么久而久之战斗力会下降。所以在这些制度之外,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募兵制”。即在有必要的时候,允许一些将领从社会上招募军队,自己训练,自己指挥。比较著名的“岳家军”、“戚家军”等等,之所以被叫做“家军”,就是源自这种募兵制度。这种“家军”往往比那些已经不会打仗的“屯田军”更训练有素、更有战斗力,因为他们应招参军的目的就是以战争为谋生手段,他们更像是今天的职业军队。而“家军”的问题在于:这种军队太过依赖于将领个人。一旦将领去世或者被更换,军队的战斗力将大大下降。到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八旗成为军事制度的基础。八旗士兵是专职、世袭的战士,不得从事其它职业。这非常像古埃及的“士兵阶层”,给清朝政府也制造了和埃及一样的麻烦:如何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不从事生产的常备军。古埃及曾经一度出现过全国1/3的土地属于“士兵阶层”的情况,可见军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怎样的重负。类似地,清朝中期雍正就试图让八旗自己耕种土地,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八旗的生计到了清朝晚期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再加上长久的和平环境的侵蚀,八旗最后也衰落下去了。
  以上只是简要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变化。由于我们的主要讨论对象的是古希腊,所以对于和古希腊重装步兵大体同时的中国“徭役制度”,我介绍得最详细。

  希波战争的另一方——波斯实行何种军事制度,至今学术界对于此问题还没有很仔细的研究。但我估计应该和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有相似的地方,毕竟波斯帝国的组织形式也是一个树立了自己绝对权威的大而全的政府。波斯的军事组织,肯定和具有类似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情况差不多。
  我们从古埃及、古中国等等的情况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共通的特点:1.国家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由国家来统一组织、管理、训练,往往有统一的武器装备。2.士兵们打仗是一种法律规定的义务,没有希腊“公民军”那样的政治权利作为他们打仗的回报。3.统治者对于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既然军队在当时隶属于国家,而国家又隶属于法老或者国王或者皇帝,那么军队就是统治者的个人军队。
  所有这些特点应该也是波斯军队的特点。正因为常备军的数量庞大且由国家来管理,所以波斯军队的装备是比较差的。希腊没有常备军,他们的主力重装步兵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武器装备是自己购买、保养的。而波斯帝国“军费”的一大部分,化在了维持一支常备军平时的生存上,所以他们无法按中产阶级的水平来武装全部的波斯军队。所以在前面的表中,我们发现波斯的军队在装备上只相当于希腊的轻装步兵。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以前的马拉松战役和以后的温泉关战役、普拉提亚战役时,希腊、波斯双方一比几十、一比几百的伤亡比例,是很关键的。由于防护较差,轻装步兵在重装步兵面前,就像是鸡蛋在石头面前那样脆弱。
  也正因为波斯的士兵们作战并没有政治权利的回报,所以他们的战斗热情肯定比不上希腊的重装步兵们。为自己权利而战和为统治者的意志卖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希波战争中双方“斗志”的差距,是很关键的。我们在后面往往看到兵力占优势的波斯军,反而战斗力不如兵力处于下风的希腊军,除了武器装备的原因,斗志的原因更为重要。
  还是由于波斯军的指挥完全依赖于统治者,所以统治者个人的素养就很关键了。如果作为全军统帅的波斯王没有很好的军事素质,没有战略的眼光,没有决战决胜的魄力,那么波斯军的战斗力将进一步下降。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希波战争的性质是很关键的。古希腊“公民军”始终是集体行动的,军事决策时也总是经过集体讨论。比如在马拉松战役时,就是因为米泰亚德在将领们集体讨论时说服了“波勒马克”,雅典军才在马拉松坚守了下去,而没有听从错误的建议撤回城里。很自然的,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比较起来,通常是个人决策失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从这个方面说开去,民主和专制比较起来,通常也是专制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以上我分析了希腊、波斯双方在军事上的情况。总地来说,希波战争是一支人数虽少但质量高、为自己的权利而战、集体决策的军队,对抗一支兵力庞大但装备弱、被驱赶着上战场、个人指挥的军队。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并不难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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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李将军列传》。
[2] 比如第六卷第9项札记提到:米泰亚德的父亲老客蒙,曾经以家传的赛车参加奥林匹亚赛会的驷车赛。这在当时绝对是只有富人才能参加的比赛。而家中有驷车,本身就是地位的象征。这些都说明保养马车在当时需要大量的投入。
[3] 《史记•周本纪》。
[4]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陈中梅译本《伊利亚特》的前言部分。
[5] 《伊里昂纪》比较集中提到铁的地方是二十三卷826行以下。这里出现的solon autochoônon,有学者认为是指比较粗糙的生铁,也有学者认为是自然形成的陨铁。另外,史诗的这个段落主要描写的是一次竞技会,而铁块、铁制品在这里是作为奖品出现的。这也说明铁在当时仍然是很稀有、珍贵的东西。
[6]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7] 在某些情况下,非游牧民族的弓兵也有很出色的。而这需要特殊的措施。比如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兴起的“长弓兵∕longbow”,主要得益于英国官方大力鼓励全民练习射箭。
[8] 关于“蜥蜴锥”的使用,可以参考这里
[9] 可以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6章,404页。
[10]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三篇中把孙子、老子和后来的法家放在一起,认为他们都继承了古代兵家注重现实的、冷静的“理性态度”,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11] 公民权和战士这种身份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古代史上也留有一些痕迹。比如《仪礼•士冠礼》提到:为一个男孩行“冠礼”(即表示他已经成年、被接纳为社会的公民)时,需要给他加“皮弁”。而皮弁是军帽。
[12]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请见后面第八卷介绍希腊海军发展过程的札记,那里会介绍重装步兵出现之后,古希腊军事↔社会二元互动的下一个阶段。
[13] 《左传•成公十三年》。
[14] 《礼记•王制》中有“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的记载,这三日就是“徭”。而服兵役的时间不限于此。《诗经》中有不少描写人民长期服兵役的诗篇,比如《国风•王风•君子于役》、《小雅•彤弓•六月》。
[15] 关于秦汉时代的“徭役制度”,可以参考这里
[16] 《史记•陈涉世家》。


15.温泉关之役详解
  “温泉关∕Thermopylae”,音译为“铁摩披莱”。这是位于希腊中部的一处十分险要的关隘,着落于帖撒利以南、波奥提亚西北,玛里斯和福西斯的交界地带。“温泉关”是Thermopylae的意译。因为thermo是“热”的意思(可以参考英文中的“thermology∕热学”),pylae是“门、关隘”的意思;而“热”源自此关隘附近的山上有一处叫“Chutroi∕锅”的温泉(七176)。英文中有把Thermopylae意译为“Gate of Fire∕火之关”的,我个人认为这种译法恐怕过于文学化了。
温泉关地形图  地理上,温泉关是一条整体呈东西走向的狭窄通道,前后约5公里长。这条通道的南面是一道极陡峭的山峦。而通道的北面,在480 BC的时候,紧贴着玛里斯海湾。2500年后的今天,由于河流的冲积,温泉关北面的海岸线已经向北退却了好几公里。
  温泉关的具体地理情况可以看《历史》七176。整条通道上有三个地方最容易防守:安铁拉(Anthela)市附近的一处隘口、通道中间由福西斯人建立的一堵墙、阿尔培尼(Alpeni)市附近的一处隘口。它们按方位分别被称为温泉关的“西关”、“中关”、“东关”(我已在下图中用红色记号标明了它们的位置)。其中西关和东关最窄的地方“宽度只够通一辆车”。广义上的“温泉关”是这西、中、东三关的总称(见七176);狭义上的“温泉关”就是单指中关(见七200)。
  由于除了沿着这段海岸线走之外,徒步穿过横亘在帖撒利南面与福西斯交界地带的广袤山区,在古代甚至包括在今天,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温泉关历来是从帖撒利南下侵入福西斯,进一步入侵波奥提亚和阿提卡的必经之路。中关的那道墙就是以前福西斯人为了抵御帖撒利人南下而修建的。不过到480 BC的时候,这里已不是福西斯人的控制范围,这道墙此时已经倾颓了。
  这里就是希腊“科林斯同盟”准备抵御薛西斯王的地方。既然波斯军准备从帖撒利南下一直打到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温泉关就是最好的防御点。
  进攻方波斯军的总兵力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介绍在温泉关防守的希腊同盟军的兵力。按希罗多德在七202、七203的描述,我列出了表十二。
表十二
城邦/地域人数城邦/地域人数
斯巴达300菲琉斯200
曼提尼亚500迈锡尼80
铁该亚500铁斯匹亚700
奥科美诺120忒拜400
阿卡狄亚其余地方1000罗克里斯全军
科林斯400福西斯1000
合计5200人以上

  (表十二中有两个地名和原文不一致。“奥科美诺”在七202作“阿卡狄亚的奥科美诺”。这是因为在忒拜附近的波奥提亚地区,也有一座叫奥科美诺的城市,所以希罗多德特别用“阿卡狄亚的”来特指此城。那座波奥提亚的奥科美诺要更有名一些,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城名也没有变过。而这座阿卡狄亚的奥科美诺早在1世纪就荒废了。“罗克里斯”在七203作“欧普斯的罗克里斯”。这是因为在福西斯的东面、北面、西南面,各有一个地方叫罗克里斯。古人分别称之为“欧普斯的罗克里斯”、“埃皮克内米狄亚的罗克里斯”、“欧宗利斯的罗克里斯”。)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菲琉斯和迈锡尼其实更接近阿尔戈斯,它们其实都是原来“古希腊四国演义”中阿戈利斯集团的成员。而阿尔戈斯,如前所说,并没有参加反对波斯的“科林斯同盟”。所以这两座城市派兵,是跟从了斯巴达的榜样,也暗示它们有脱离阿戈利斯集团的倾向。这说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集团此时正在发展、壮大。
  斯巴达的传统盟国是阿卡狄亚地区的几个城邦,比如这里提到的铁该亚、曼提尼亚等等。
  比较意外的是这里没有出现雅典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主力此时都在海上,在参加和温泉关战役同时进行的月神岬战役。
  这里的300斯巴达人,如七202所说,都是重装步兵。他们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五卷6章(405页)提到的那300“武士∕hippês”。他们是斯巴达陆军中的精锐,平时是国王的卫队,战时在国王的亲自指挥下作战。
  另外,斯巴达重装步兵出动的时候,他们统治下的“藩民”、“黑劳士”是一定会跟着的。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者狄奥多洛斯(Diodorus of Sicily)在他的《历史文存》十一卷4章说拉栖底梦人在这300重装步兵外还出动了1000人。这1000人可能就是“藩民”、“黑劳士”们。把这1000人也算上的话,那么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来的总人数就是300+500+500+120+1000+400+200+80+1000=4100,正好符合诗人西摩尼德斯在温泉关之战后为阵亡者所写的纪念铭文:“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七228)。把所有的希腊人算在一起,在温泉关等待波斯军的希腊联军总人数,应该有差不多7000人。这7000人的主力,当然是那300斯巴达重装步兵;而全军的统帅,当然是斯巴达王列奥尼达。

  7000对抗240万,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战争。
  希腊方面为什么只派出了这么点人?要知道,在10年前的马拉松,光雅典和普拉提亚就派出了差不多1万重装步兵,这次怎么这么少?就算是希腊人对温泉关的地形有信心,也不至于如此托大吧?
  部分原因是这时正好又赶上了希腊人的宗教节日。在讲马拉松战役时我提过,当年斯巴达人没有来得及增援,是因为他们正在举行“卡尔涅亚祭”。现在,“卡尔涅亚祭”又一次成为了所有多利斯族城邦派主力前来参战的阻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巴达只派了列奥尼达麾下的300卫队出战。更麻烦的是,所有希腊人都极为看重的“奥林匹亚祭”,即“古代奥运会”,也将在480 BC的秋天举行。古代奥运会举行时希腊各地要保证“神圣休战”;“神圣休战”一旦开始,希腊各地的所有军事活动就将不得不停止。而且“古代奥运会”几乎是从不延期的[1]
  (就这个意义上说,波斯王薛西斯之所以在马其顿等了一个月才南下,部分原因可能也是在等待“奥林匹亚祭”的开始。他就是想利用这次“神圣休战”。而今天的我们,则可以从“卡尔涅亚祭”和“奥林匹亚祭”的举行来推断整个480 BC各场战役的具体时间。我将在评论第八卷时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所以,这7000人实际上只是“科林斯同盟”全部陆军的前锋。他们只是准备利用温泉关的地形,尽量迟滞波斯陆军的前进。他们并不准备在温泉关击败波斯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守在这里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同时进行的月神岬海战;另一方面,他们在等待“神圣休战”的结束,等待“科林斯同盟”的陆军主力来增援。希罗多德在七206说希腊人预计温泉关之战不会很快分出胜负,这种预计就是源自这样的目的。

  抱着这样的目的,希腊抵抗力量来到了温泉关。他们主要驻守在“中关”,即“福西斯人之墙”的地方,因为这里毕竟有一定的防御工事可资利用。而他们首先要作的是加固已经倾颓的“福西斯人之墙”(七208)。
  与此同时,波斯人的大军也到达了“西关”之外的玛里斯小平原(七201)。战斗一触即发。
  7000人毕竟还是数量太少了,抵抗者们看见对方铺天盖地的阵势,还是觉得害怕。这时有人想撤退。伯罗奔尼撒的几个城邦来的人都觉得应该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大陆之间的唯一陆上通道——科林斯地峡去。这当然让地峡以北的福西斯人和罗克里斯人非常愤怒。这时,联军的主帅列奥尼达站出来,说服大家继续在温泉关守下去,还派出使者去各地请求马上增援。他们认为即使想争取时间,眼前的7000人恐怕也是不够的(七207)。
  列奥尼达的这一举动是很关键的。因为照保守的斯巴达人的一贯态度,最佳的防御地点一直都是科林斯地峡。毕竟斯巴达的势力范围在地峡以南、以西。如果要讲“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话,在温泉关防御,应该是波奥提亚同盟、阿提卡同盟的事情。列奥尼达在这里是着眼于全希腊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而不是仅仅看重斯巴达的利益。
  正当他们在准备应战时,薛西斯王的探马前来察看希腊方面有什么动静。他发现工事外面的斯巴达人正在作体操、梳头发,对于探马的观察,他们毫不在意。“不但没有人追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七208)。薛西斯听探马这样说,于是叫来在波斯军中的前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问他斯巴达人这么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戴玛拉托斯告诉波斯王:这说明斯巴达人正在准备决一死战(七209)。因为斯巴达人是习惯留长发的,而且平时不怎么梳洗。只有到最重大的战争来临时,他们才开始注意打扮。
  薛西斯不相信这么一点人居然就敢和自己的大军作对。于是他等待了4天,看看抵抗者到底在玩什么花招。
  4天之中,他向斯巴达人派出了使者,希望他们放弃抵抗,马上投降。这一段记载不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而见于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拉科尼亚箴言集》。在那里,普鲁塔克说薛西斯许诺:只要列奥尼达投降,他将成为全希腊的国王,而不仅仅是斯巴达的国王。列奥尼达对此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你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你不会贪求从别人那里攫取什么东西。至于我,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这种态度和斯巴达人一向反对个人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薛西斯有鉴于此,派出了第二个使者,要求他们马上放下武器。列奥尼达这次说出了一句更有名的回答:(有本事就)过来拿(我们的武器)吧!
  关于豪言壮语,希罗多德在七226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在这4天的等待中,一个当地的特拉奇斯人对一个斯巴达人狄耶涅科斯(Dienekes)说:波斯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射出的箭可以把太阳遮盖起来。狄耶涅科斯回答道:那么我们就在荫影下和他们战斗。
  4天过去了,对方一点没有准备撤退或者投降的意思。薛西斯认为他们一定是蠢得发疯了,于是下令开始进攻(七210)。
  波斯王4天的等待,其实也有等待波斯海军到来的意图。前面讲薛西斯进军的第二阶段时,我提到波斯海军比陆军晚出发了11天。波斯陆军到达温泉关的那一天,波斯海军还在从铁尔玛到阿菲泰的路上。而就在温泉关陆战开始的前一天,月神岬那边的海战已经开打了。

  温泉关之战现在正式开始。按上一项札记的分析。波斯陆军基本上只相当于希腊的轻装步兵。希腊的重装步兵虽然不适于长途奔袭,但在原地进行防御却是得心应手。再加上温泉关的地形又十分狭窄,波斯军人数上的优势无处施展,所以他们的进攻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希腊人特别选择这里作为战场的用意现在得到了回报。
  第一天进攻的是波斯陆军中的美地亚人和奇西亚人。他们的装备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第二天进攻的是波斯陆军中最精锐的“不死队”。他们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波斯陆军的行军队列  按七83的说法,这个“不死队”由1万名精选的波斯步兵组成。他们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只要他们中间有一人身亡或者因病出缺的话,马上就选拔另一人补充进去,以保证1万人的总数永远不变。他们在整个波斯帝国联军的行进过程中也处于很特殊的位置——紧跟在薛西斯身后(七40、七41)。这1万“不死队”,其实就是波斯王的禁卫军。在柏林博物馆的波斯步兵像,这可能就是真实的“不死队”士兵他们比较特殊的装备是皮制的盾牌、花色外套、花色长裤(裤子在古希腊人看来是非常奇异的服装)、后端安着金苹果、金石榴之类装饰物的矛(七41)。统领他们的是原来和大流士王一起刺杀玛戈僧的“波斯七贵”之一叙达涅斯的儿子,另一位叙达涅斯(七83)。
  不过“不死队”这个名字却从来没有在考古发现的古波斯文献中出现过。很有可能希罗多德,或者他的波斯文翻译,把古波斯文的“Anûšiya∕companions∕护卫”和“Anauša∕Immortals∕不死”给弄混了。这支精锐部队补充兵员的方式也是希罗多德误用“不死队”来称呼他们的原因之一。绘有希腊人和波斯人作战场面的瓶画,古希腊画家十分注意描绘波斯人的花色外衣和裤子这支禁卫军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不能因为希罗多德记错了他们的名字就怀疑他们只是希罗多德的凭空捏造。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三卷11节,我们看到希波战争结束一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在高伽美拉之战中还见到过矛的后端安着金苹果的波斯王贴身护卫。

  然而,即使是这所谓“不死队”,也没有办法突破希腊人的防御。两天过去了,伤亡巨大的波斯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希腊方面当然也有伤亡,但比例很小,因为他们的盔甲更结实。即使是波斯的“不死队”,和斯巴达重装步兵比起来,仍然是轻装步兵的量级。薛西斯王这下子犯愁了。
  这时,此役的转折点出现了。一个叫埃菲亚特斯(Ephialtes)的玛里斯当地人出来,向薛西斯王告密,说当地的山中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温泉关的中关,一直到达温泉关的东关,即到达希腊联军的后面。薛西斯王大喜,马上派叙达涅斯率领“不死队”连夜沿这条小路秘密进军,企图包抄希腊联军,到明天来个两面夹击(七213至七215)。
  本来,希腊方面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们到达温泉关之后,就得知了这条小路的存在。列奥尼达派了1000当地的福西斯重装步兵守在东关附近的山上,守住这条小路(七175、七212、七217)。而第三天清晨,当走了一夜的波斯“不死队”向这些福西斯人发动进攻的时候,福西斯人抵挡不住,于是全部撤到山顶上去了,准备居高临下固守。这就使山脚下的小路向波斯人敞开了大门。“不死队”的可能包抄路径“不死队”没有去追击山上的福西斯人,而是沿着小路向中关背后进发。波斯人的包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关于埃菲亚特斯带领“不死队”包抄的小路,可以参考右图。这是几位希腊、美国的学者在2002年的一次实地考察中探明的几条可能的包抄路径,图中用黑色标出。)
  在另一边,前一天夜里,希腊方面已经从一些投诚过来的当地人那里知道波斯军正在包抄他们的后路。当天清晨福西斯人和“不死队”的战斗也证实了这一点。联军将领们马上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列奥尼达让所有的同盟军趁东关还没有被完全截断,马上撤出去。这么做,一方面是不想让他们白白牺牲,同时也是让他们把温泉关失陷的消息尽快带给“科林斯同盟”。原先希腊人认为温泉关之战不会很快分出胜负,现在他们得做好马上应战的准备了(七219)。
  至于那300斯巴达人,列奥尼达没有让他们撤退,而是命令他们继续坚守下去(七220)。照当时的情形看,这无异于自杀。
  这么安排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按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是因为列奥尼达认为撤退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是不光彩的,是耻辱(七220)。斯巴达人对于胜利、对于荣誉的看重是所有古代社会里都罕见的。据说每个斯巴达妇女都会把一面盾牌递给即将出征的儿子或者丈夫,并且对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要么带着它回来,要么躺在它上面回来。如上一项札记所述,重装步兵在逃跑或撤退时都会把盾牌抛掉。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要么胜利,要么战死”的意思,撤退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另外,七205说在温泉关的300斯巴达人都是“有子嗣的”。这说明他们在出征前就已经预计到了可能会全部阵亡。
  2.希罗多德在七220引用了一段神谕。这是战前斯巴达人从德尔菲的皮提亚那里问来的。神谕说:要么是斯巴达城被波斯人毁灭,要么是斯巴达的一位国王死去,两件事必须有一件要发生。列奥尼达就用这种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方法,来让神谕应验到自己身上,这样斯巴达就不会陷落了。这种做法,今天的我们看,实在是很迷信。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迷信的下面,是一个热爱国家的勇敢的人,是一颗忠诚于国家的伟大的心。今天,如果一个人面对“要么牺牲自己,要么国家毁灭”的抉择,我想很多人恐怕是比不上列奥尼达的。
  3.最直接的原因,他们在温泉关多坚持一刻,就能给撤退中的同盟军多争取一点时间,他们有多一点机会安全撤出去。
  同盟军中的700铁斯匹亚人拒绝离去,他们自愿和斯巴达人一起同死。没有离去的还有400忒拜人。据希罗多德在七205说,忒拜人参战是因为他们受到其它城邦的人的指责,说他们是侵略者的支持者。列奥尼达要他们来温泉关就是想看看他们在战场上是如何战斗的,是否真是“亲波斯分子”。可是到了这最后的时刻,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潜在的叛徒留在身边呢?不怕他们反戈一击吗?自从普鲁塔克以来,希罗多德对这400忒拜人的记载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
  希罗多德的记载可能确实是有问题的。表面上看,忒拜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他们向薛西斯的使者献上了“土和水”,表示臣服。所以他们被别人指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既然忒拜已经投降了波斯人,列奥尼达又何必要让这400忒拜人来温泉关参战呢?何必要用战斗的方式考察他们对希腊的忠诚呢?多此一举嘛!所以,在这里战斗的忒拜人,应该是主动来参战的。他们不满于忒拜统治阶级对波斯人的卑躬屈膝,不准备投降,要为自己城邦的人民挽回名誉。他们此刻留下来,可能也是出于自愿,而不如七222所说是被迫参加战斗的。这种对于忒拜不利的记载,很可能来自雅典。因为希罗多德写《历史》的时候,正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希腊各城邦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雅典和忒拜又是“四国演义”中的死敌,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忒拜又加入了斯巴达的阵营反对雅典。所以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听到对当年这400忒拜人的诬蔑,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留在温泉关的就是这300+700+400=1400人,以及和斯巴达人一直在一起的“藩民”、“黑劳士”们,总人数应该在2000上下。希腊人没有像前两天那样在中关坚守,而是到西关外面来作战(七223)。既然后路已经被切断,他们已经无路可退,索性就主动出击,以他们最后的力量,给波斯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既然他们是在寻死,索性就尽量多拉些波斯人来垫背吧!
  这最后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七224说大多数人的矛都已经折断,他们拔出剑来继续杀敌。按前一项札记的分析,大多数人用剑的情形在重装步兵战斗中是很罕见的。这说明他们已不顾一切。
  另外,据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希腊史与罗马史之比较》一文记载:当列奥尼达在早上听说他们被包围之后,就对斯巴达人说:好好吃顿早饭,因为今晚我们将在地府里吃晚饭了。而且他还记载,在最后的西关之外的战斗中,列奥尼达的本意是直接冲击薛西斯本人,希望在这最后的冲锋中能有奇迹发生。这个细节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一方面普鲁塔克是恰容尼亚人,他生活的地方离温泉关很近,很可能一些史实在当地流传了下来。另一方面,直接冲向波斯王本人也符合这种“自杀式冲锋”的意图。
  正是在这样的战斗中。薛西斯王的两个兄弟战死了,英勇的列奥尼达也阵亡了(七224)。希腊人方面虽然失掉了主帅,但还能继续战斗。他们像《伊里昂纪》十七卷中那样,为抢夺列奥尼达的遗体和波斯军混战了4次。这时,由叛徒埃菲亚特斯引导的“不死队”包抄到位了。斯巴达人终于抵挡不住,退到了西关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他们这时大多数连剑也没有了,而是“拳打牙咬”着战斗。波斯人最后用“箭雨”结束了他们的抵抗(七225)。
  按七225的说法,残余的铁斯匹亚人和斯巴达人一起在小山上被箭射死。而这些人一死,那些“被迫参加战斗”的忒拜人就向波斯人投降了。这应该也是雅典人对忒拜人的诬蔑之辞。因为希罗多德在七233说忒拜人在投降之前,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阵亡了。如果他们早就准备投敌,何必要等到此刻?从西关一杀出来就有机会了啊!

  温泉关战役就此结束。希腊方面阵亡的总人数据说有4000(八25),这里面应该包含了最后一天主动出击的那2000多人的大部分,以及前两天的战斗中阵亡的人员,甚至还可能包含了一些帮助希腊抵抗者的当地居民。而波斯方面阵亡的有2万之多(八24)。
  虽然此役以希腊人的失败而告终,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气概,却无疑给波斯人极大的精神震撼。以至于薛西斯命令把本方战死者的尸体尽快掩埋(这违反了波斯人信仰的祆教的规定),以免这样大的伤亡让全军丧失斗志(八24)。他还下令把列奥尼达的头砍下来,挂在一根旗杆上示众。这说明薛西斯对列奥尼达的憎恨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因为波斯人习惯上是最尊重英勇的战士的,即使他是敌人(七238)。
  列奥尼达的生平,除了温泉关之战外,我们知之甚少。《历史》五、六卷中经常出现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大约在489 BC逝世,列奥尼达也就在这一年继位为斯巴达王。他出生的年代不可详考,一般认为是在530 BC左右。那么他牺牲时大约50岁。
  2世纪的地理学家鲍桑尼阿斯在他的《希腊游记》三卷14章1节说:曾经率领希腊联军在479 BC取得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把波斯军从希腊彻底赶出去的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他的事迹主要见《历史》第九卷),在温泉关战役结束40年之后,把列奥尼达的遗骨收集起来,重新带回斯巴达进行了安葬。这个记载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波桑尼阿斯并没有活那么久。而且希腊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就重新夺回了对帖撒利等地的控制权,收复温泉关应该也在479 BC,没有理由要到440 BC才奉安。在斯巴达的列奥尼达墓所以列奥尼达的遗骨应该是在479 BC就被找到并带回了斯巴达,比较简单地下葬。到了440 BC,斯巴达人为列奥尼达新建了一座更符合他身份的陵墓并重新安葬。鲍桑尼阿斯还提到列奥尼达的陵墓之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在温泉关牺牲的所有300人的姓名(这份名单希罗多德肯定也看过,见七224)。他还说斯巴达人每年都在列奥尼达的陵墓前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以及只有斯巴达人才能参加的竞技会,以纪念他。这种级别的待遇,传统上是授予诸如完成“十二功绩”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破解米诺斯“迷宫”的雅典王忒修斯、特洛伊城下战斗的阿基琉斯那样的神话英雄的。可见列奥尼达在斯巴达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在史诗般的300斯巴达重装步兵中,据说有两个人由于眼睛受伤而被允许返回斯巴达。他们后来听说波斯“不死队”正在沿小路包抄。于是其中一人便叫他的“黑劳士”带路,返回了温泉关并战死在那里。另一人由于气馁而回到了斯巴达,结果他遭受了全城人的蔑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火给他,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此人在一年后的普拉提亚之战中用战死的方式洗雪了自己的耻辱(七229至七231)[2]
  波斯人被赶走之后,斯巴达人悬赏通缉叛徒埃菲亚特斯。埃菲亚特斯躲进了帖撒利的山区。大约在470 BC,即温泉关之战10年后,他被一个特拉奇斯人杀死。虽然这人杀他是另有原因,并不是为斯巴达人报仇,但斯巴达人还是把赏金给了他(七213)。

  正是因为温泉关的失守,希腊方面放弃了进行到一半的月神岬海战。而后面的萨拉米海战,就成了拯救希腊的最终尝试。
温泉关纪念碑  温泉关之战给后世印象最深的纪念,当然是诗人西摩尼德斯在战后为列奥尼达和那300斯巴达勇士所写的墓志铭:“过客啊,去告诉拉栖底梦人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七228)。这里面有一种史诗英雄特有的、视死如归的豪迈与苍凉。今天,在那300斯巴达人最后据守并阵亡的科洛诺斯(Kolonos)小山上,安放着一块简朴的石头,上面刻着西摩尼德斯的这两行诗。这块纪念碑是1950年代重新安放的。当年希罗多德抄下诗句的原石始终没有找到。1930年代,在这座科洛诺斯小山上,考古者发现了大量的箭头,其形制和在马拉松发现的箭头非常接近,很可能是波斯军最后的“箭雨”所留下的。这次发现是后来重新安放纪念碑的依据。
列奥尼达王雕像  另外,在今天穿过温泉关所在地的高速公路边上,还有两组纪念此役的群雕。一组献给那300斯巴达人,另一组献给那700铁斯匹亚人。这两组群雕也是由当时的希腊国王在1950年代建立的。献给斯巴达人的群雕正中,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塑造的是列奥尼达正在以重装步兵的标准战斗姿势作战时的形象。雕像的底座上刻着这位斯巴达王的那句名言:过来拿吧!按上面的分析,其实还应该有第三组群雕,献给那400忒拜人。忒拜人被故意遗忘,根源还是希罗多德对他们的那些不利的记载。看来相比真实的历史,《历史》这本书依然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力。
在斯巴达发现的重装步兵像  那座1950年代的列奥尼达雕像,借鉴了在斯巴达发现的一尊公元前5世纪的重装步兵半身雕像(见左)。由于斯巴达人向来不重视艺术,在斯巴达发现的艺术品直到今天也是极为稀少的。所以这尊雕像应该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历史上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才树立的。而所有的斯巴达人,还有谁能比列奥尼达更有这个资格呢?所以这尊没有铭文的雕像便被公认是列奥尼达本人的雕像。至少,这是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和真实的列奥尼达最接近的形象了。
温泉关附近的温泉“锅”,在它附近今天建有一个温泉浴场,照片左下方可以看到向浴场供水的水管  列奥尼达和他麾下的300斯巴达勇士,以及那7000希腊联军,给后来的希腊人以持久的精神激励。比如353 BC,当时正准备一举吞并全希腊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是在温泉关遇到了5000雅典重装步兵的抵抗,最终不得不撤兵。1821年,试图让希腊从土耳其帝国中独立出来的希腊独立运动,也在温泉关附近以1500人抵抗8000土耳其人。最后,独立运动的领袖Athanasios Diakos战败被俘,并被土耳其人活活烧死。他现在也和列奥尼达一样成了希腊的民族英雄。
  今天,温泉关的故事已经溶入了希腊人的血液。比如“埃菲亚特斯∕Ephialtes”这个名字在现代希腊文里就是“叛徒”、“卖国贼”的同义词,大致相当于中文里的“秦桧”、“汪精卫”。再比如今天希腊陆军第1军团的徽铭,就是列奥尼达的那句“过来拿吧”(Μολών Λαβέ);而希腊陆军第20装甲师的徽铭,就是狄耶涅科斯的那句“在荫影下战斗”(Υπό σκιά)。
  最后,让我引用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拉科尼亚箴言集》中的一段记载来结束对温泉关之战的介绍,也让我们进一步接近那位历史上气概不凡的英雄。在列奥尼达出征温泉关前,他的妻子戈尔戈王后[3]问他:如果你回不来,我该怎么办呢?列奥尼达回答:嫁个勇敢的男人,给他生一些勇敢的儿子。
  这就是典型的斯巴达人。
──────────
[1] 古代奥运会有一次比较著名的延期。即应该在65 AD举行的第211届“奥林匹亚祭”推迟到了66 AD。这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因为他想在66 AD访问希腊时参加奥运会的十马拉的战车比赛。事见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尼禄传》23、24节。
[2]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文言文的《斯巴达之魂》,其主线就是这位生还者的故事。
[3] 这位王后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比如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吕库古传》14节说,一个外邦妇人对戈尔戈说:“你们斯巴达女人是唯一统治自己丈夫的女人。”戈尔戈答道:“因为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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