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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雅利安人”问题
  在介绍波斯帝国联军的民族组成时,有一个民族“阿里亚人∕Arian”我没有介绍,原因是这个“阿里亚人”,其实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雅利安人∕Aryan”的前身。或者说,“雅利安人”的原型就是这个“阿里亚人”。由于“雅利安人”在现代历史中扮演了太特殊的角色,所以需要把“阿里亚人”单独拿出来详细地介绍一下。

  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从“阿里亚人∕Arian”到“雅利安人∕Aryan”的演变过程。
  “阿里亚人”得名于他们居住的地方“阿里亚∕Aria”。关于这个地方,由于希罗多德在《历史》七66讲到“阿里亚人”的时候,把这个民族和巴克妥利亚人、帕提亚人、花拉子模人等等放在一起。这暗示我们“阿里亚∕Aria”应该离这些民族的居住地不远。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写他的巨著《地理学》时也提到了“阿里亚”,不过他通常写做“Ariana”。后人根据埃拉托塞尼的描述绘制的世界地图,注意其中的“Ariana”据《地理学》十五卷第2章的介绍,这个“阿里亚∕Ariana”的地域很广阔,北起奥克苏∕阿姆河,南到印度洋,东起印度河,西边到波斯本土,都被斯特拉波称为“阿里亚∕Ariana”。斯特拉波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著名地理学者埃拉托塞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276?-195? BC,据说是第一个测量地球周长的人)。所以有可能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阿里亚”涵盖的地域就超出了希罗多德的理解,成了对中亚一大部分地域的总称。不过斯特拉波的说法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因为2世纪的阿里安写《亚历山大远征记》时,在三卷25节说亚历山大从帕提亚向巴克妥利亚进军的路上,经过了“阿瑞亚∕Areia”——这个“阿瑞亚∕Areia”是“阿里亚∕Aria”的另一种写法。在阿里安看来,这个“阿瑞亚∕Areia”的范围并不大,他在使用这个词时依然跟从了希罗多德,而不是斯特拉波。
  总之,“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或大或小总是指今天阿富汗西部、伊朗东部的高原地带。而在这里生活的“阿里亚人∕Arian”,古代作家对他们始终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注意。

  一切都在19世纪初发生了巨变。我在前面回顾了“印欧人”问题,即18世纪晚期的西方语言学家们在研究三种当时已知最古老的古典语言——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时,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很可能是源于同一种现在已经失传了的古老语言。后来的研究证明不光是这三种,其它很多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英语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始语言。于是语言学家们把这种假设中的古老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并把由它演变出来的各种语言统称为“印欧语系”。不光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假设有一个原始民族是说“原始印欧语”的,这个原始民族被称为“原始印欧人”。由此开启了西方各学科的学者们寻找“原始印欧人”的漫长旅程。
  在“印欧人”问题出现后不久,1838年,以前提过的英国学者劳林森,利用“贝希斯顿铭文”破译了古波斯文,这就让学者们比较古代语言时多了一种极重要的参考。而他们发现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古波斯文和梵文在宗教用语上相似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用古波斯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与用梵文的一种变体写成的印度教经典《吠陀》,两者之间完全可以不管语法,只凭对音关系互译。
  正是在研究古波斯文和梵文的过程中,“阿里亚人∕Arian”开始变成了“雅利安人∕Aryan”。
  首先,在很多古波斯文铭文中,学者们反复发现“Aryan”这个词。比如大流士王在自己陵墓前的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是一个波斯人,我父亲也是波斯人,我是一个Aryan,有着Aryan血统[1]。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既然古波斯文和梵文那么相似,让我们参考梵文文献。在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吠陀》中,学者们果然发现了Aryan的对应词:arya(也有写成ariya、ayya、ajja等形式的)。有人统计,在大约成书于1500 BC的《梨俱吠陀》中,这个arya出现了36次。总地来看,这个arya和以它为前缀派生出的其它词,大体都有“高贵”、“自由”、“主人”等等含义。
  实际上,不光是《吠陀》,在其它印度传统经典,比如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个arya。史诗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般达婆(Pandava)、罗摩(Rama)等等,都曾经被称为arya。一般来说,被称为arya的人都有着高贵的举止、智慧的心灵,都是统治阶层的精英。由arya派生出的词也有类似的褒义,比如arjava,就是“正直”的意思。另外值得一提的,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先祖就叫Aryaman[2]。Arya的这种“高贵”的含义在印度一直保留到了佛教时代。比如“苦、集、灭、道”这个佛教根本教义中的“四圣谛”,在梵文中就是catvāry āryasatyāni。而“正听、正见……”所谓“八正道”,在梵文中就是āryamārga。还有一些用这个arya来取名字的人。比如佛教唯识派(玄奘所属的宗派)的创始人、《摄大乘论》的作者无著(约生活在5世纪),其名字就是Aryasanga,或作Asanga。再比如佛教中观派(中国佛教的主体)的创始人龙树,其最著名的弟子提婆(约生活在3、4世纪),名字是Deva,如果写全就是Aryadeva。提婆的另一个译名“圣天”,其中的“圣”字译的就是arya。
  所以,在印度∕梵文的传统中,我们大致可以认定arya是“高贵”、“统治者”、“智慧”的意思。那么对应到古波斯文中,大流士王的那句话就可以被理解成“我是一个高贵的人,有着高贵的血统”。

  然而,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这个“高贵”的意义,他们认为Aryan还有民族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一个民族自称为“高贵者”,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根据之一是希罗多德在《历史》的七62说:波斯人和美地亚人可以被统称为“阿里亚人∕Arian”。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这个“Arian”,就是古波斯文铭文中的“Aryan”。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希罗多德是在两个意义上用“Arian”这个词的。在狭义上,“Arian”是指生活在“阿里亚∕Aria”那个地方的那些人;在广义上,“Arian”是指包括狭义的“阿里亚人∕Arian”,以及波斯人、美地亚人等等在内的一个大的民族。既然学者们已经发现在古波斯文铭文中,大流士王所用的“Aryan”,正好对应希罗多德的广义的“Arian”(因为大流士王既不是生在那个“阿里亚”地方,又不是在那里长大),那么正好,这个广义的“Arian”就被“Aryan”取代了。“Arian”这个词以后只剩下了狭义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像希罗多德在七62那样在广义上使用它,就得用“Aryan”这种写法了。
  又因为“Aryan”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民族的名称,所以我们不再按其原本的意思,称这个民族为“高贵者”,而是用音译,称之为“Aryan∕雅利安人”。就好比Hebrews,原意是“从河对岸过来的人”,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时,我们按读音叫他们“希伯莱人”(犹太人的祖先)。
  19世纪学者们认为“Aryan”有民族的意义,还有另一个根据,就是“伊朗”这个名称。“伊朗∕Iran”,很多人都知道,本意就是“Aryan之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35年以前,我们现在称为“伊朗∕Iran”的这个国家,其名称并不是“伊朗∕Iran”,而是自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波斯∕Persia”。只是由于那个历史上的“波斯”,其统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今天的“波斯”;很多被历史上的那个“波斯”所统治的民族,并不生活在这个今天的“波斯”之内。所以为了避免混淆,最终在1935年,“伊朗∕Iran”取代了“波斯∕Persia”,成为新的国名。这个“伊朗∕Iran”,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当时生活在今天伊朗国土上的人们称这里是“Aryan之地”,即Iran。可以肯定地说,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的人们自称为“Aryan∕雅利安人”,并用这个名称把自己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所以大流士王的那句话,现在通常的理解就是“我是一个雅利安人,有着雅利安血统”。

  那么,究竟是“高贵的血统”,还是“雅利安血统”?这两个理解究竟哪个正确?对此今天的学者们还有争论。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分歧是:Aryan是否只有文化、身份上“高贵”的含义,是否还有血统上、民族上的含义?
  可以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称来说明这种含义上的细微区别。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时,曾经把全国的人分成4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4个阶层中的后3个都只有身份上的含义,没有民族上的含义。“色目人”是西亚、中亚各民族的统称,甚至连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也是算在这个阶层的。“汉人”是北方汉族、原来金国统治下的女真族,原来西夏统治下的党项族等等中国北方各民族的统称。“南人”仅仅是原来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族。“色目人”不会仅仅因为被划在一个阶层就认为整个阶层的人就是同一个民族;“南人”也不会因为和“汉人”划在两个阶层就认为北方汉族就不是自己的同胞了。如果Aryan仅仅只有类似于“色目人”、“南人”这样的意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用“雅利安人”这样的说法,最好还是理解成“高贵”——大流士王只是在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而已。
  如果Aryan确实有民族上的意义,那么“雅利安人”的说法就能够站住脚了。
  学者们今天依然在试图确定大流士王铭文中的这个“Aryan”,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民族的名称。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到了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这个词已经有了民族上的含义了(有“伊朗∕Iran”作为证据)。即使我们考虑了希罗多德的说法,最多也只能说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时期,“Aryan”(不是原来那个狭义的“Arian”)可能(注意,只是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我们无法说在更早的时候,这个词除了“高贵者”之外还有血缘、民族的含义。最明确的证据还是在印度∕梵文经典中。《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等在使用“arya”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它来形容具体的某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被称为“arya”,从来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智慧,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民族或者继承了某种血统。现存的古代梵文文献中,对一群人、一个民族整体用arya来称呼的情况极为罕见。

  不过,关于“Aryan”的这些争论都是后话了。19世纪的学者们不像今天的学者们考虑地这么细致,他们一旦在梵文经典中发现了arya的踪迹,就认为肯定有“Aryan∕雅利安人”这个民族的存在。又因为这个词在古波斯文、梵文中都出现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Aryan∕雅利安人”,肯定就是波斯人和说梵语的印度人的共同祖先。
  由于和其它印欧语系的语言比较起来,古波斯文和梵文之间那么高的相似度,说明在“原始印欧语”的演变过程中,一定有一种语言从“原始印欧语”里分化出来之后,经过自己独立地发展、变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色,然后再分化为梵文和古波斯文。所以19世纪的学者们就把这个假设中的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称之为“雅利安语”,并在“印欧语系”中分出一个“雅利安语族”,用这个名称涵盖古波斯文、梵文等语言。而“Aryan∕雅利安人”,当然就被认为是说“雅利安语”的。
  在没有任何古代文献支持的情况下,19世纪的学者们假设出了这样一个生活在大约2000 BC的民族——“雅利安人”。由于《吠陀》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约成书于1500 BC,既然“雅利安人”生活在梵文和古波斯文分离之前,他们生活的年代必定比1500 BC还要早。
  今天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说的语言是梵文、古波斯文的共同祖先,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是否叫“雅利安人”则很难说——考虑到arya在梵文中的用法,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名称不是“雅利安人”。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在缺乏细致考证的情况下,开始在各种场合大量地使用这个名称,造成了很多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在《吠陀》中,他们发现印度神话中的神灵(最著名的是“因陀罗∕Indra”)经常和一些土著部落交战。这些土著部落,经常被称为“达萨∕Dasa”,或者“达休∕Dasyu”(比如《梨俱吠陀》二卷12首)。而神灵与达萨之间的战争,总是被描写成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比如《梨俱吠陀》五卷14首),而且土著部落总是被称为“皮肤黝黑的”(比如《梨俱吠陀》九卷73首)。所以他们认为这肯定意味着创作《吠陀》的是一个肤色较白的民族,被这个民族征服的肯定是一个肤色较黑的民族。于是印度早期历史上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被构建了出来。即“雅利安人”是肤色较白的民族,他们征服了原来生活在印度的、肤色较黑的土著居民。这场可能持续了上百年的战争被记录在了《吠陀》中。由于印度南方的民族确实肤色较黑,于是西方学者用梵语中对南印度的称呼“Dravida”来特指这些民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和梵文不是一个语系)。中文里把这个民族译为“达罗毗荼人”,把他们的语言译为“德拉维达语”,今天的泰米尔人和他们的泰米尔语就是其后裔。(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联军的民族组成中,所谓“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从肤色上看,可能就是泰米尔人的祖先。)1921年在印度河上游的Harappa、Mohenjo-Daro(皆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发现的所谓“印度河谷文明”,是一处非常繁荣的农业文明。其年代约处于2500 BC-1500 BC之间,而且从遗迹被破坏的痕迹上看,这个文明似乎是被一场战争毁灭的,所以“印度河谷文明”被视为代表了达罗毗荼人在受到“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社会情况。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从外部进入印度的,那么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在哪里呢?1914年在今天俄国境内的Andronovo小村发现的所谓“Andronovo文化”给出了回答。这里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由于后来的发现证明“Andronovo文化”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今天的乌拉尔山南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地域上已经很接近印度河上游了。而且这个文化约存在于2300 BC-1000 BC之间。和“印度河谷文明”差不多同时。再加上《吠陀》中屡次提到因陀罗摧毁达萨土著们的城市,而这些“入侵者”又拥有马拉的战车,看上去非常像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和征服,所以“Andronovo文化”被视为“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遗迹。而其它游牧民族,比如我们在《历史》第一、四卷里见识过的“辛美利亚人”、“斯基泰∕撒迦人”,就被认为是“Andronovo文化”在1000 BC之后的继承者。
  在上面两个考古遗迹被发现之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主要是从语言学上获得支持的。除了《吠陀》里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在回顾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时,曾经提到有一些游牧民族先后攻入两河流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比如古提人、赫梯人、米坦尼人等等。由于这些民族的语言有一部分保留到了今天,而语言学家们在释读它们时,居然发现了“因陀罗∕Indra”这样的《吠陀》神灵的名字。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和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肯定是有联系的。往小了说,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往大了说,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民族。他们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入侵两河流域,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大规模“雅利安人入侵”的组成部分。即在2000 BC-1500 BC之间,一些“雅利安人”进入了印度,另一些“雅利安人”分波次进入了两河流域。再后来,美地亚人和波斯人在900 BC和600 BC左右进入两河流域,则被看作“雅利安人入侵”的最后阶段。考虑到所有这些入侵的民族可能都是游牧民族,而且彼此的语言确实有共通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梵文和古波斯文的相似,这样的猜想并不算离谱。
  以上就是今天仍然得到大多数学者们认同的“雅利安人入侵”猜想。除了“雅利安人”这个名称,如前所述有些靠不住之外,其它的细节基本上还是比较有根据的。

  不过19世纪的学者们并不满足于此。由于梵文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印欧语,而这个“雅利安人”所说的“雅利安语”,依他们推断比梵文还古老,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想把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都和“雅利安人”拉上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个“雅利安人”就是“原始印欧人”,他们就是第一批说印欧语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所有印欧语系的源头,他们这个民族就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先祖。
  现在的学者们已经比较注意不要轻易地把语言和民族划等号,说同一种语言的未必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语系的各民族也未必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3]。但是19世纪的学者们尚没有这种谨慎。他们的很多失误就源于这种“想当然”。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把“雅利安人”这个概念一步步扩展开的。

  首先,看到arya,学过希腊文的很快就能联想起一个词:arete——德行、善、优秀。这个词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个arete作为形容词时,其最高级就是aristo[4]——最优秀、最善、最有德行。这个aristo和arya很像吧?而且意思也很接近哦!于是他们认为古希腊人还记得arya,于是古希腊人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古罗马人。)
  其次,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屡次提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日耳曼人的首领阿里奥维司都斯(比如《高卢战记》一卷31节)。这个人的名字是Ariovistus,开头的Ario又可以和arya联系起来嘛!且不管这个名字具体有什么含义,反正他们认为日耳曼人也还记得arya,于是日耳曼人也肯定是“雅利安人”的后代,于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部落,比如后来鼎鼎大名的哥特人、汪达尔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等等,都成了“雅利安人”的后代。(照此办理的还有和原始日耳曼人很相似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即维京人的祖先。)
  另外,19世纪还有一些语言学者从arya联想到了德语中的Ehre(荣誉)。虽然这种推测缺少实际的依据,但在当时全欧洲人都在寻找自己和“雅利安人”的联系的热情中,这种推测似乎又很得人心,特别是在德国(这种推测今天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放弃,包括德国学者)。
  为什么欧洲人会这么热衷于和“雅利安人”扯上关系?不要忘了“印欧语系”中的“欧”字。既然当时的学者们认定“雅利安人”是印度人(不含达罗毗荼人)和波斯人的祖先,那么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所有说印欧语的欧洲人的祖先。欧洲人把寻根的热情都集中在这个“雅利安人”身上了。
  在“雅利安人”热的鼎盛时期,连“爱尔兰∕Ireland”中的Ire(源自“Eire”),也被人说成是arya的一种变形。要知道,爱尔兰并没有被入侵不列颠岛的诸如罗马人、萨克森人、诺曼人等等征服,这里居住的是早先的高卢人(即凯尔特人,约于500 BC从大陆进入爱尔兰岛)的后代。把凯尔特人也和“雅利安人”挂上钩之后,那么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民族(凯尔特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日耳曼人、维京人)都可以说是“雅利安人”的后裔(有关斯拉夫人的联系见后文)。于是,“雅利安人”的后代遍布于从爱尔兰到克什米尔、从北冰洋到印度洋这样一个空前广大的地域内。印欧语系终于“大一统”了。
  在这里,19世纪的学者们犯了第一个大错,那就是把语言的演变想像得太简单。似乎用一个词的演变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猜测的成份)就能代表整个语系的演变过程。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确实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但这个源头不能仅仅用一个arya来标识。再加上他们把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也想像得太简单,以为同一语系必然同一祖先,最后导致“雅利安人”被认作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完全是后人空想出来的,没有任何语言学、考古学的根据。如果我们能坐“时间机器”回到古代,对古人讲解这一套理论,不要说古印度人不理解,就算自己说自己是“雅利安人”的波斯王大流士也不能理解。

  由于支持“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中的Andronovo文化要到1914年才被发现,而19世纪的欧洲人既然已经在《吠陀》里看出了“肤色较白的民族征服肤色较黑的民族”,那么当时的学者们肯定会在欧洲本地寻找“雅利安人”的故乡。因为说到“肤色较白”,谁能比欧洲人的肤色更白呢?
  19世纪的欧洲,已知最古老的文化是所谓“战斧文化∕Battle Axe culture”(又称“绳纹器文化∕Corded Ware culture”)。这个文化存在的时间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即大约3000 BC-2000 BC。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是“战斧文化”最集中的地区。所以当时的学者认为这里就是“雅利安人”的故乡;他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西亚、中亚、印度的。
  既然19世纪的学者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Urheimat(即“原始印欧人”的故乡),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认定生活在这个Urheimat——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的人们,就是所谓“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从古罗马方面的记载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日耳曼人就生活在这里。一方面,“雅利安人”作为战士、征服者的形象,似乎从《吠陀》时代起就是根深蒂固了;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战士形象从古罗马时代起也是源远流长的。再加上19世纪后半叶正好是普鲁士崛起、德国统一的进程如火如荼之时,于是日耳曼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国人)就被视为古代“雅利安人”的现代继承者。当然,这么“光荣”的事情如果被德国人垄断,其它民族是不会甘心的。比如当时有些英国学者认为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即征服英格兰的萨克森人才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换句话说,他们英国人才是古代“雅利安人”的现代继承者。不过这种说法始终没有获得“日耳曼说”那么大的支持力度。
  现在看来,如果Andronovo文化在19世纪就被发现的话,“雅利安人”直接后裔的这个“光荣”身份,日耳曼人是想也不要想了。
  (需要说明一下,英语中的“日耳曼∕German”是继承了罗马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而德语中的“Deutsch”,其实继承的是“条顿∕Teuton”。罗马人用“日耳曼∕German”这个名称涵盖了很多中欧、北欧的部落,而这些部落自己都是有各自的名称的,比如说“条顿人”、“辛布里人”、“阿拉曼尼人”、“苏威比人”等等。当时这些部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称呼彼此。这些部落也一直在互相征战,他们似乎并不认为彼此都属于一个统一的大的民族。可以说,“日耳曼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只存在于古罗马人心中。日耳曼各部落的不团结,一直延续了很久。比如9世纪时,同样是日耳曼部落的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就彼此打个没完。可以说直到近代以前,“日耳曼∕German”这个名称一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6世纪前,英国人是用Almain这个名称——来自于日耳曼部落之一“阿拉曼尼人∕Alemanni”——来泛指那些遍布于中欧、彼此征战不已的日耳曼小国。今天法国人还在沿用Almain这个名称来称呼德国。只是到了16世纪之后,英国人才重新恢复罗马人的叫法,把所有日耳曼小国统称为“German”,主要原因是16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是“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æ∕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这个称号就是袭用了罗马人的叫法。考虑到19世纪德国的统一,或者说原来一直分散的各个日耳曼部落的后裔们终于团结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和罗马人的叫法,要比法国人的叫法,甚至比德国人自己的叫法更符合实际。因为只有“German∕日耳曼”才能反映出今天的德国是以前所有日耳曼人的继承者,而不单单是“阿拉曼尼人”或者“条顿人”的后代。)
  也是在寻找所谓“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的过程中,一些19世纪后期的学者们开始寻找所谓“雅利安人”在体质、外貌上的特点。既然说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那么古代“雅利安人”的长相,应该和古代日耳曼人最接近。那么古代日耳曼人长什么样呢?当时有两种探寻方法。
  1.在Urheimat的现代居民中寻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的现代居民,确实有一些共同的外貌特点,比如体形高大、皮肤白皙,人口中金色头发、蓝色眼珠(即所谓“金发碧眼”)的比例远高于其它地方的居民,所以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他们认为那些古代“雅利安人”,即日耳曼人的直系先祖,全部都是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
  2.在对日耳曼人的古代记录中寻找。当时的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今天依然是研究原始日耳曼人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其书3节正好有这样的记载:“(日耳曼人)都有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这样,以古代日耳曼人为典型的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即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这样一个民族,就此被认为是“战斧文化”的建立者。这个假设中的民族就此在19世纪历史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似乎他们真地在历史上存在过,生活过。当时的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点。话说回来,如果Andronovo文化在19世纪就被发现的话,这个所谓的“外貌标准”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那样的话,学者们就会去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居民中寻找外貌特征了,也就轮不上“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了。
  可是就以19世纪的观点来看,整个印欧语系内部各民族的外貌,也并不全部符合这个“纯粹雅利安人”标准哦!比如南欧的希腊人、意大利人,他们的肤色就不那么白,身材也不那么高,金发碧眼的比例也不大。如果说古代“雅利安人”全都符合那个所谓的“外貌标准”,而他们又是所有印欧语系民族(包括希腊人、意大利人等等)的共同祖先,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学者于是认为这是因为南欧的那些民族,长期和“非雅利安人”——即非印欧语系的民族,比如闪-含语系的小亚细亚各民族、阿拉伯人、埃及人等等——通婚、混血,所以出现了外貌上“不合标准”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提出之后,斯拉夫人也和“雅利安人”挂上了钩。因为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四108,讲大流士攻打斯基泰人的时候,提到斯基泰地区居住着一个民族“布迪诺伊人”,这些人有着“淡青色的眼睛和红头发”。这和所谓“纯粹雅利安人”标准中的“金发碧眼”很接近哦!于是这些学者认为这些布迪诺伊人就是斯拉夫人的祖先,于是斯拉夫人也成了“雅利安人”的后裔了。至于斯拉夫人为什么不是纯粹的“金发碧眼”,这些学者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和当地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比如后来突厥人、蒙古人等等的祖先——混血的缘故。
  接下来,作为和所谓“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相对照,一种所谓“非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被归纳了出来:比如身材矮小、黑发、肤色较黑等等。正如日耳曼人被说成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是所谓典型的“雅利安人”、有着所谓典型的“雅利安人”外貌一样,典型的“非雅利安人”这个角色,历史地落到了闪-含语系的犹太人身上。这一现在看来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结论,在19世纪后期的盛行,不能不说和欧洲长久以来排斥、歧视犹太人的传统有关。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主张“雅利安人是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祖先”、“雅利安人是征服者,是文明的传播者”、“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直接后裔”、“纯粹雅利安人都是身高肤白、金发碧眼”、“南欧等地的印欧语系各民族之所以不全是金发碧眼,是因为和非雅利安人混血”等等论点的学者很多,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生于英国、后入德国籍的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张伯伦的老师就是前面第8项札记里批判希罗多德的“疑古派”历史学家法国人戈宾诺。)他的著作对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有着很深远的影响,纳粹德国的那一套“雅利安血统论”,几乎可以说就是照抄了张伯伦的著作。而纳粹德国利用“雅利安血统论”都干了什么,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吹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者、语言学者,很多欧洲文化界人士都参与了这种“雅利安人”热。比如很多人都知道作曲家理查•瓦格纳就是一个“雅利安人”迷。再有比如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H. G. Wells),曾经也对“雅利安人”情有独钟。甚至连哲学家尼采也在《道德的谱系》中用“雅利安人”大发了一阵感慨。
  在这里,19世纪的学者们犯了第二个更严重的错误。由于考古发现的不足,他们认定“战斧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这并不算不可原谅。即使他们进一步认定Urheimat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波罗的海南岸,把所谓的“雅利安人”放在这里,也不算不可容忍。但是他们马上把体质人类学的那一套身高、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全部和“雅利安人”联系了起来,还提出了什么“纯粹雅利安人”外貌标准,确实是操之太急。因为当时的生物学、遗传学尚不完善。当时的科学界对人类体质、外貌的理解还很片面。要知道,比如从颅骨的外形来判断人的性格、智力的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在当时还算是得到公认的一门科学,现在这已经是绝对的伪科学了。再后来他们试图把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作为典型“雅利安人”和典型“非雅利安人”,在外貌上加以区分,这已经有“种族主义”的苗头了。这种错误让人类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不可谓教训不深刻。

  由于直到今天似乎还一些人不自觉地把“金发碧眼”和“雅利安人”联系到一起,另外“新纳粹主义”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所以有必要对这个所谓“纯粹雅利安人”的“金发碧眼”神话,进行一次“去魅”。
  且不管这个“金发碧眼”标准的建立,完全依赖于把“战斧文化”和“雅利安人”等同起来,而一旦Andronovo文化被发现,这种等同就已经没有意义了。纯学术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以后,“雅利安人是金发碧眼”这种说法已经渐渐在学术界内部失去了市场,就是因为Andronovo文化的发现。之所以“金发碧眼”神话得以继续流传,完全是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影响。
  就让我们直接从人类体质的外貌特征入手吧。从生物化学的角度上看,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分别是和人体皮肤、头发、虹膜中的色素有关的。
  以头发为例,头发的颜色是由3种色素决定的:黑真色素(black eumelanin)、褐真色素(brown eumelanin)、假黑色素(pheomelanin)。如果黑真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就是黑色;如果黑真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就是灰色(这种现象在老年人中比较常见,因为老年人由于体内生成黑真色素的能力下降,所以就会发生头发变成灰白色的现象);如果褐真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褐色(参考英文中的brunette);如果褐真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金色(参考英文中的blonde);如果假黑色素比较多,其它两种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红色(参考英文中的redhead、auburn、chestnut);如果假黑色素不太多,其它两种仍然很少,则头发的颜色是淡赤色(和金发很接近,参考英文中的ginger)。
  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说,现在已知人体的基因信息库中至少有3种基因对控制着头发的颜色,它们分别控制着黑真色素、褐真色素、假黑色素的产生。
  有必要回忆一下孟德尔的遗传学定律。他著名的豌豆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基因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豌豆有两种外形:饱满、起皱。而一粒豌豆是饱满还是起皱,是由一个基因对控制的。假设让豌豆饱满的基因是B,让豌豆起皱的基因是b,而且B是显性的,b是隐性的。那么一粒豌豆分别从它的“父亲”、“母亲”那里各自继承到一个基因,组成一个基因对。如果继承到的两个基因都是B,那么这粒豌豆就是饱满的;如果继承到的是一个B、一个b,则豌豆还是饱满的,因为显性的B压制了隐性的b;只有当这粒豌豆继承到的是两个b的时候,它才是起皱的。换句话说,两个都是饱满的豌豆,它们的“后代”却可能是起皱的。因为这两个饱满的豌豆的基因对都是Bb,而后代可能从它们那里分别得到了一个b。
  现在的遗传学研究,让我们知道至少有一种基因对决定着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即,这种基因对决定着褐真色素是大量产生还是少量产生),其中让头发是褐色的那个基因是显性,让头发是金色的那个基因是隐性。如此一来,很有可能父母亲都是褐色头发,子女却是金色头发,正如上面豌豆的例子。这种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出现[5]。而这对于所谓“纯粹雅利安人”标准,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因为按他们的标准,褐色头发的父母都不是“纯粹雅利安人”,他们的子女却成了“纯粹雅利安人”。这个“纯粹”又“纯粹”在哪里呢?
  类似地,眼睛的颜色也是由虹膜中黑真色素、假黑色素的数量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类似于头发颜色的基因对控制的。2006年,科学家曾经观察到了一对深棕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黑色”)眼睛的父母,其后代却是蓝眼睛。“纯粹雅利安人”标准又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另外,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要比孟德尔的豌豆复杂得多。决定头发、眼睛颜色的基因对,并不像决定豌豆外形的基因对那样,是所谓“简单决定∕Simple dominance”,而是“不完全决定∕Incomplete dominance”。也就是说,同时有好几个基因对(但都是同一种)一起来决定头发、眼睛的颜色。假设有4个决定头发是褐色还是金色的基因对,一起来决定一个人的头发的颜色,那么从4个基因对里的8个基因全部是褐(BBBBBBBB),到4个基因对里的8个基因全部是金(bbbbbbbb),一共有9种可能性,其结果就是人的头发从很深的褐色,到非常浅的金色,出现了各种中间色彩。相比之下,“简单决定”的豌豆要么是饱满的,要么是起皱的,不会有中间形状。如果说“纯粹”,那么8个基因全部是金(bbbbbbbb)应该是最纯粹了。但这种头发的颜色浅得已经接近于白色了,英文里管这种发色叫做platinum blond∕白金发。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金发”,其实多少都混有一些褐色基因的成份,根本就没有“纯粹”的金发这回事。
  人类的肤色、发色、目色等等,其复杂性从基因学的角度上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破译。而19世纪的学者们简单地把所谓“身高肤白、金发碧眼”作为一种标准,把肤色、发色、目色的变化简单地归结为混血,确实是太草率了。当然,由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尚不完善,出现那样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今天还有人简单地用“金发碧眼”之类的标准来衡量某人的血统是否“纯正”,简直是愚蠢透顶。
  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基因学知识,简单的语言学知识也就足够破解所谓“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纯粹雅利安人”的神话了。因为波罗的海南岸,也就是19世纪学者们所谓的Urheimat,并不仅仅是日耳曼人的故乡,还是印欧语系的另一分支,独立于日耳曼语族的波罗的语族各民族的故乡。现代调查表明,“金发碧眼”程度最高的(超过人口的80%)还是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而这些国家的语言都不是日耳曼语族。更有甚者,“金发碧眼”程度仅次于这几个国家的芬兰(大家想想莱科宁就知道了),甚至不是说印欧语的。芬兰语属于芬-匈语系,是独立于印欧语系之外的另一个语系。就算认定“金发碧眼”是一个标准,日耳曼人∕德国似乎也比不上这几个民族∕国家吧?
  (这里可以稍带提一下凯尔特∕高卢人的红发问题。因为和日耳曼人的“金发”一样,凯尔特人的红发似乎也是他们的一种标志。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红发的出现和金发一样,也是由基因对控制的。只不过在这种基因对里,决定不产生假黑色素——即头发中没有红色——的基因是显性的,决定产生假黑色素——即头发中有红色——的基因是隐性的。另外,今天的苏格兰、爱尔兰这些凯尔特人后裔比较集中的地方,红发确实比世界其他地方为多,但仍然远没有到人人都是redhead的地步。红发比例最高的是爱尔兰,大概也只占全部人口的60%。)

  由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在1920年代后就已经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又由于纳粹德国的恶劣影响,所以,今天的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这个词。至少如果再有人用“雅利安人”代指“原始印欧人”,说他们是最先说印欧语的民族,学术界会认为这个人仿佛是在用伽利略的概念来描述爱因斯坦的理论。连“雅利安人”最初的那个用法,即印度人、波斯人的共同祖先,现在也基本上改成“印度-伊朗人”了。上面的那个“雅利安语族”,现在正式的名称是“印度-伊朗语族”。现在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雅利安人”的地方,主要是特指今天伊朗人的祖先。毕竟他们在6世纪的萨珊波斯帝国时期确实是这么叫自己的,公元前5世纪的大流士王可能(仅仅是可能)也用这个名称称呼自己的民族。伊朗人现在是最“合法”的“雅利安人”后裔。
  有些新纳粹人士,借口印度、伊朗人中也有少量“金发碧眼”的人口,企图恢复“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神话。不过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印度、伊朗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黑发棕眼的。另外,不要忘记亚历山大东侵。这些“金发碧眼”的印度、伊朗人,怎么不会是那些希腊∕马其顿征服者的后代呢?他们和“雅利安人”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2006年,有学者提出新理论,即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最早在1万年前出现在北欧。在此之前,欧洲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都是黑发棕眼的。出现金发碧眼的人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以及随后的性选择[6]。而我们知道,印欧语系在1万年前还根本不存在,当时世界上可能根本还没有什么语系之分,所有人类大致都只会说非常简单的几个词汇而已。所以这种新理论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芬兰人不是印欧语系民族,但也是金发碧眼的。因为金发碧眼的人的出现,早于人类语言的分化。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语言、民族和肤色等等外貌特征就更没有关系了。纳粹的种族主义就更是一场后果严重的闹剧了。
  其实和“雅利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一样,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合适名称。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Jews”,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圣经》里普遍出现的是“希伯莱人∕Hebrews”。而“希伯莱人”和“犹太人”,并非同一民族。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除了指那些“希伯莱人”的后裔(包括一直生活在中东的后裔,以及流散到世界其它地方的后裔)之外,还包括接受了犹太教信仰的其它民族。历史上有不少民族都接受了犹太教,并自称为“犹太人∕Jews”。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0世纪的时候,中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卡扎尔人∕Khazars”(中文史籍称之为“可萨”)全部接受了犹太教。这个民族曾经在7、8世纪兴盛一时,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并和东罗马帝国以及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交战。后来在崛起的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人)的进攻下,10世纪时卡扎尔帝国崩溃。这个民族据考证应该是芬-匈语系的,也有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总之不是闪-含语系的希伯莱人的同胞或者后裔。但是他们接受了犹太教之后,也称自己是“犹太人”。有学者研究认为后来东欧(比如波兰、俄国)的犹太人,可能大多就是他们的后裔[7]。所以“犹太人”其实更像是一个文化圈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外貌特征”。就这一点上说,“身高肤白、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形象固然是无中生有,“矮小黝黑、黑发棕眼”的“犹太人”形象说到底也是虚无缥缈。“种族主义”简直是白痴的宗教哦!
  由此我反倒很同情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居住在这里已经几千年了,如果因为中亚的游牧民族改信了犹太教,其后裔就能以犹太人的身份来以色列定居,和他们抢地盘,巴勒斯坦人是无论如何也争不过以色列人的。

  深一步说,“种族”(race)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过时的概念。
  最早尝试把人类分成若干种族的,可能是17世纪的一位法国医生François Bernier。他是按面目特征来分的,主要分成4种:欧洲人、远东人、拉普人(Lapps,今天北欧的一个少数民族)、非洲人。后来18世纪的瑞典人Carl von Linné则按肤色分成白(欧州)、黄(亚洲)、红(美洲土著)、黑(非洲),最后由Johann Blumenbach加上一个褐(大洋洲土著),共有5个种族。由于红种人、褐种人的人口较少,所以世界人口主要由黄种人(又称蒙古人种∕Mongoloid)、白种人(又称高加索人种∕Caucasoid)、黑种人(又称尼格罗人种∕Negroid)组成。这种分法到今天依然有着影响。
  三大人种的名称由来是很偶然的。把黄种人说成是“蒙古人种”,是因为18世纪欧洲人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亚洲民族就是蒙古人。由于西班牙语的“黑”就是Negro,所以黑种人也就得名“尼格罗人种”了。至于把白种人叫做“高加索”人种,则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原始人类最直接的继承人,《圣经》里又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诺亚的直系后代。再加上“诺亚方舟”据说最后停在了高加索山上,所以他们认为白种人最先是在高加索山附近繁衍出来的,于是就有了“高加索人种”这么个名字。
  之所以三大人种的划分一直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得到了19世纪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的支持。当时的人类学家在测量人类颅骨时,发现可以把人的颅骨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所谓“长头型”、“中头型”、“圆头型”。而这三种类型似乎又可以分别和白、黄、黑三大种族联系起来。
  但20世纪更广泛、更精确的人体测量,让学者们最终放弃了这种分类。因为学者们发现比如美洲土著人中既有所谓“高加索类型”的头骨,也有所谓“尼格罗类型”的头骨,而他们按肤色分是红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都没有关系。再有,比如非洲的祖鲁人中,也发现了“高加索类型”的头骨,而祖鲁人是黑人,也和白种人没有关系。
  所以到20世纪中期,按颅骨类型划分种族,已经是不可靠的手段了。今天,除了在美国的法医学领域之外,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完全放弃了所谓“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等等分类方法。而以肤色来划分种族,由于南非等国“种族隔离”政策的恶劣影响,学术界现在也尽量避免这么做。
  由于基因学在20世纪后期的异军突起,想从基因上判定种族的做法也不断有人在尝试。就现在已知的结果来说,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基因差异其实非常小。另外,同一种族内部的基因差异,有可能比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还要大。也就是说,一个“白种人”和一个“黑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比两个“白种人”之间的基因差异还要小。这样,从基因的角度上看,以肤色划分种族就没有丝毫的意义了。我宁可像某位西方网友说的那样:如果一定说种族,那么今天世界上的全部人类都属于一个种族——智人种(Homo sapiens),此外别无其它。
  种族主义,可以休矣!
  最近一位意大利学者Cavalli-Sforza宣称他发现了用基因判定人类种族的方法,但是其理论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至今争议极大[8]
  和种族不同,民族的差别就具体得多。种族主要是想用人身体的外貌特征来划分人类,而民族主要是用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等来划分。这种划分方法就比较可行了。当然,将民族之间的划分看得太严重、抠得太死也没有必要,毕竟现在已经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是绝对有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我在《论语》中最喜欢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放下彼此的成见,互相拥抱、互相合作,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在彼此之间划出各种各样的“界线”呢?
  也有一些学者在尝试用基因的方法判定民族,但其结果仍有争议。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些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可能确实有某些自己独有的基因突变,但基因突变和民族绝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我们不能说某个民族的全部人口都拥有某种突变,也不能说拥有某种突变的人全部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我认为仅凭基因来判定民族,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至于用某种基因突变在某个民族内部占多少比例来衡量该民族是否“血统纯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而已。说到底,一个所谓100%“血统纯正”的民族,只可能是一个和外界毫不来往,始终在自己内部通婚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在历史上会有多少重要性,可想而知。纳粹的做法之所以荒谬,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智慧、健康这些后天培养的品质,全部建立在所谓“血统纯正”的基础上,以为“血统”就决定了人的能力,把人当成了赛马、奶牛那样的动物。就这一点而言,说他们“反人类”一点也不过分。
  关于利用现代基因方法重建的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的基因变化情况,可以参考这里

  关于“原始印欧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我在第四卷第2项札记中已经做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不过要注意,在现在比较得到公认的“原始印欧人”Kurgan理论中,上面提到的俄国南部的Andronovo文化,以及波罗的海南部的“战斧文化”,都被认为是黑海北岸的“Kurgan”文化的分支,前一个分支分化出了印度-伊朗语族,后一个分支分化出了波罗的语族、日耳曼语族等。
  最后提一下对“雅利安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注意,这里的“雅利安人”仅仅指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共同祖先:印度-伊朗人。
  依前面提到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猜想,Andronovo文化是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前的文化,“印度河谷文明”是被侵略的达罗毗荼人的文明遗迹。这种猜想在最近受到了不少挑战。反对它的主要是印度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猜想完全是英国殖民者的一种虚构,目的就是把他们对印度的侵略合法化。也就是说,英国人先用这个猜想让印度人先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侵略者的后代,自然不会对新来的英国殖民者有太多的抵触情绪。然后英国人再次扮演了历史上“肤色较白的雅利安人”形象,再次以新的“统治阶层”自居,似乎一切只是历史的重演而已。而且正是由于英国人宣传的这个猜想,让达罗毗荼人的后裔泰米尔人觉得自己是被侵略的印度土著,所以才有后来连续不断的泰米尔人试图脱离印度的尝试。这个猜想分化了印度。
  印度学者们反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主要依据是这样几点:1.所谓《吠陀》中被征服的达萨人“皮肤黝黑”,只是史诗的文学性描写。因为正与邪,很明显可以用光明与黑暗来代表,所以就出现了把敌人说成“皮肤黝黑”的现象,而敌人事实上不一定就真是“皮肤黝黑”的。同样地,征服者也就不一定是“皮肤白皙”的。2.《吠陀》中说因陀罗摧毁了很多城市,但史诗中同样也说因陀罗建立了很多城市,所以征服者不一定是北方草原来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和达萨们一样,是本地的农业民族。3、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印度河谷文明”,其中有许多和《吠陀》中的记载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入侵”、“征服”,《吠陀》记载的其实只是“印度河谷文明”的一次内战而已[9]
  总之,这些学者们认为,没有什么“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如果真有“雅利安人”的话,他们不是外来的,而是和达罗毗荼人一样,也是印度的土著。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印度学者提出了关于“原始印欧语”、“原始印欧人”的新理论。即他们认为“雅利安人”是印度的土著,印欧语系是起源于印度的,印度就是Urheimat。像古提人等等入侵两河流域,就是“雅利安人”向西方扩张的行动。其它的比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等等,都是接受了这些从印度分化出去的语言,才称为印欧语系的民族的。这个别名为“走出印度∕Out of India”的理论,和第四卷第2项札记提到的“Kurgan”理论、“安纳托利亚”理论、PCT理论一起,是现在关于“印欧人”问题的4种最主要的猜想。这4种猜想里究竟谁对谁错,现在还不好下定论。
  真不知道那些新纳粹听说“雅利安人”有可能是印度人之后会有什么感想。
  关于“雅利安人”的整体性讨论,可以参考:这里这里。关于“Andronovo文化”、“战斧文化”、“印度河谷文明”,可分别参考:这里这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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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英译文见这里
[2] 可以参考《薄伽梵歌》的中译本,张保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22页。
[3] 可以参考第四卷第2项札记。
[4] 比如“贵族”在希腊文里写做aristocrates(后来英文中的“贵族∕aristocrat”即源于此),这个词是由aristo(最有德)和crate(最有力)两个部分合起来的。
[5] 关于头发颜色的研究可以参考这里
[6] 文章摘要见这里
[7] 关于卡扎尔人的问题,可以参考这里
[8] 关于他的研究可以参考这里
[9] 关于这些学者的反驳,可以参考这里


11.当时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
  由于“科林斯同盟”在四处寻找援兵的过程中,西西岛的叙拉古是希罗多德着重讲到的地方,所以这里把《历史》全书中对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介绍简单归纳如下。如果有人想研究古代意大利的历史,他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能找到的史料大致也就是以下这些内容。

  首先,我们要注意“西西里∕Sicilia”和“意大利∕Italia”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地区。当时他们所称的“意大利”仅仅指亚平宁半岛,不包含西西里岛。
  希罗多德全书中第一次提到古代意大利,是在《历史》的一57。在这里他提到一个城市“第勒尼人上方(以北)的克列斯顿市”。这里的“克列斯顿∕Creston”,就是今天意大利中部的“科尔托纳∕Cortona”。而这里的“第勒尼人∕Tyrrēni”则是意大利古代史、古罗马史中鼎鼎大名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的希腊文叫法。
  希腊人称为“第勒尼人∕Tyrrēni”的这个民族,罗马人称为“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又译为“埃特鲁里亚人”)。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只需要提几件事大家就明白了。罗马人兴起之前,在意大利北部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就是这个“伊特拉斯坎人”。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罗马城本身就是伊特拉斯坎人建立的。而且在传说中,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3个王都是伊特拉斯坎人。古罗马文化中很多因素也是继承了伊特拉斯坎文化。比如曾经在古罗马政治体系中居重要地位的“库里亚大会∕部落大会”,这里的“库里亚∕curiae”就来自于伊特拉斯坎文。甚至连“法西斯∕fasces”——中间夹有斧头的棒束,代表执政官的权力和威严——也是源于伊特拉斯坎人的。
  然而,由于后来罗马的兴起以及罗马文明的强盛,伊特拉斯坎文明逐渐被罗马文明吸收、掩盖,伊特拉斯坎人随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比如他们的语言、文字,很早就没有人懂了。据说最后一个能看懂伊特拉斯坎文的学者,是1世纪时的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1]。虽然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很多伊特拉斯坎人的遗迹和文件,但仍然无法完全释读他们的文字,所以就无法确知他们的历史,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属于哪个民族。甚至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语言是否属于印欧语系。对伊特拉斯坎人的研究是现在古罗马史研究的热点、难点之一。
古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回到《历史》这本书上来。很有趣的,希罗多德第二次提到“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的地方,也是研究古罗马历史的学者们在《历史》中引用得最多的地方。他在一94提到: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曾经遭受到一次严重的饥荒。为了缓解粮食不足的问题,一些吕底亚人向外移民。这些人最后到达了意大利的翁布里亚,随后他们称自己为“第勒尼人”。
  一直到今天,“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起源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这种被称为“东来说”的理论,仍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与之相对地,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学者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其《罗马古代史》一卷30章中认为:伊特拉斯坎人是土生土长的民族,他们自古就生活在意大利。这个“本土说”理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一般来说,意大利之外的学者比较支持“东来说”,意大利本国的学者比较支持“本土说”。这不能不说有一点“民族情绪”在里面。
  另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卷8章(中译本334页)提到,“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曾经生活在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半岛,以及赫勒斯滂海峡出口附近的列姆诺斯岛上。而希罗多德在《历史》六137至六140提到,雅典人把他们从阿提卡半岛驱逐了出去(具体年代不明),后来马拉松的英雄米泰亚德在回国之前,又征服了留在列姆诺斯岛上的这个民族(约500 BC)。在这里,希罗多德是用泛指古老民族的“配拉斯吉人”来称呼他们的。
  这提示我们,关于“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的“东来说”,其实是一次大移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即不管是否由于饥荒,小亚细亚吕底亚一带有大量人民向西方移民。这些移民一部分到达了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后被雅典人驱逐),一部分到达了列姆诺斯岛(后被米泰亚德征服),一部分到达了意大利的翁布里亚,成为了后来的“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可能还有一部分迁徙到了其它地方,但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下落。这次大移民行动,按支持“东来说”的学者估计,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大致和特洛伊战争同时。等到罗马城于公元前8世纪(传统上认为是753 BC)建立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已经非常强盛了。
  从古代记载中推测出的这一次大移民运动,近来得到了不少支持的证据。比如学者们发现列姆诺斯岛出土的古代文件,上面的文字(尚不能释读)和伊特拉斯坎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很可能确实有共同的源头。另外,对古代伊特拉斯坎人遗骨的DNA测试,也证明了他们和古代小亚细亚人确实有联系[2]
  《历史》第一卷介绍了波斯帝国于公元前6世纪兴起的情况。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吕底亚(547 BC)之后,他派兵继续征服爱琴海东岸的各个希腊城邦。有一个叫弗凯亚(Phocaea)的城邦的部分居民,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命运,辗转迁徙到了库尔诺斯岛(今天的科西嘉岛)。后来由于这些弗凯亚人发展得太强,已经在意大利建立起自己霸权的“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当然看不惯他们,于是就联合了迦太基人,一起来攻打他们。弗凯亚人虽然战胜了这支联军,但自己的损失也非常大,于是他们离开库尔诺斯岛,先落脚于意大利的“脚尖”——雷吉昂(Rhegium),最后定居于更靠北一些的希耶勒(Hyele)。这段故事见于一164至一16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兴起之前,“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已经是地中海上的一个重要的民族,已经可以和迦太基人相提并论了。所以当希罗多德在六22说西西里岛的海角“面对着第勒尼亚∕Tyrrhenia”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用“第勒尼亚”代指整个亚平宁半岛南部。这表明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对当时“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的强盛有着深刻的印象。至于当时的罗马,还不值得希腊人关注。要知道,标志着罗马人最终取代伊特拉斯坎人霸权的里程碑事件,是396 BC的维爱(Veii)之战,而这已经是希波战争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400 BC左右,高卢人还入侵过意大利,差点毁灭罗马全城(387 BC)。要不是有那只鹅,罗马也许就灭亡了。罗马的逐渐壮大,主要是发生在公元前4、3世纪的。
  “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客,但他们曾经的强大,今天还留有一些印记[3]。比如亚平宁半岛以西、撒丁岛以东、西西里岛以北的海域,今天仍然叫“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在罗马西北,即原来“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霸权统治的中心地带,今天叫“托斯卡纳∕Toscana”,源自拉丁文的Tusci。这个Tusci就源自希腊文“第勒尼∕Tyrrēni”。因为在古希腊语的伊奥尼亚方言里,Tyrrēni写作Tyrsēnoi,而希腊文中的y,其实就是拉丁文中的u。

  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其它地方,论重要性,都比不上第一卷中提到“第勒尼人”的这几个地方。比如大流士王的希腊医生德摩西迪斯从波斯逃回到自己的家乡克罗同的故事(三136至三138),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的弟弟多里欧斯率领一些斯巴达人在南意大利的殖民行动以及他们的失败(五42至五47)。后面这个故事中提到了当时南意大利两个城邦——克罗同和叙巴里斯——互相的敌对。这种敌对是确有其事的。因为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的第二个大派系“毕达戈拉斯派”,其中心社团就是克罗同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这个社团后来领导克罗同人在510 BC左右征服了叙巴里斯(六21)[4],并将此城夷为平地。要到445 BC,残余的叙巴里斯人才在雅典人的帮助下在此城原址建立了一座新城。而这座新城,就是希罗多德最后的定居地图里。
  讲伊奥尼亚起义最后失败的时候,我提到起义者的海军和波斯海军在米利都城外的拉德湾进行了一次大海战(494 BC)。当时起义者的海军统帅是一位叫迪奥尼修斯的弗凯亚人。当年弗凯亚人为了逃避居鲁士的征服而移民,后来与第勒尼人、迦太基人交战。而这位迪奥尼修斯在拉德湾海战失败之后,学习了一个世纪前的那些同胞们。他也向西迁徙,最后定居在西西里岛,当了一名海盗。此人应该算一个“侠盗”,因为他的海盗船只打劫第勒尼人和迦太基人,并不对自己的希腊族同胞下手(六17)。
  也是在伊奥尼亚起义失败的时候,一些米利都人和萨摩斯人一起,也向西逃亡。在得到了雷吉昂僭主和叙拉古僭主的帮助之后,他们占据了西西里岛最靠近意大利本土的一座城市(五23)。这座城市当时叫臧克列(Zancle),可能是希腊“第二次大移民运动”时,由来自希腊本土的殖民者建立的。Zancle在希腊文里是“镰刀”的意思,用来形容该城港口的形状。后来这座城市改名为麦撒纳(Messene,改名之事见七164)。到了罗马人崛起的时代,这座城市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罗马帝国建立前夕,与屋大维争霸的塞克斯都•庞培曾经以这里为自己的海军基地。这里现在的名字是墨西拿(Messina),仍然是西西里岛上的重要城市。二次大战中巴顿和蒙哥马利为了比赛谁先进入墨西拿,曾经进行过一番明争暗斗。
  到了薛西斯王向希腊本土进军的时候,“科林斯同盟”向西西里岛上最强大的城市叙拉古求援,但是被叙拉古僭主盖伦拒绝(七153至七167)。这件事我已经在讲“科林斯同盟”四处求援时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及,就是盖伦拒绝帮助“科林斯同盟”,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叙拉古面临着迦太基人进攻的威胁。七165、七166告诉我们,就在“科林斯同盟”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人的同一天,盖伦在西西里击败了迦太基人的进攻[5]。考虑到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而腓尼基人早在刚比西斯王的时代就臣服于波斯帝国,所以这次迦太基人向西西里的进攻,其实可以看作是整个波斯帝国针对所有希腊族城邦——包括希腊本土,以及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西部战线。即薛西斯王亲率主力大军攻打希腊本土是全面攻势的东线,迦太基人进攻西西里(据说兵力有30万)是全面攻势的西线。东西两路对进的目的,就是要让本土的希腊人与“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彼此无法互相支援。东西两路之中只要有一路成功,波斯人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就这个意义上说,盖伦在西西里击败迦太基人,其意义并不下于萨拉米海战。
  总地来看,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这个“大希腊”地区,相比起希腊本土或者爱琴海东岸各希腊城邦,其重要性是逐渐显现的。这里的各个希腊城邦,要么是殖民地,要么是避难所,最初都是默默无闻的地方。但是由于这里的政治环境相对平静,没有比如吕底亚人、波斯人等接踵而至的威胁,所以“大希腊”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最后成为可以和希腊本土的那些老资格城邦,比如斯巴达、雅典一较高下的地方。盖伦对“科林斯同盟”的态度就是一个证据。关于“大希腊”地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必说盖伦凭一个城邦之力抵挡住了波斯帝国全面攻势的西线,也不必说叙拉古后来把雅典的陆、海军精华一战全歼,单单提一下古希腊哲学中的“爱利亚派”——比如巴门尼德、芝诺(著名的四个“芝诺悖论”就是他提出的),大家就明白“大希腊”地区的重要性了。要知道,这座爱利亚(Elea)城,其实就是弗凯亚人最终的安身之地——希耶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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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参考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神圣的克劳狄传》42节。
[2] 文章摘要见这里
[3] 关于“第勒尼人∕伊特拉斯坎人”,可以参考这里
[4] 狄奥多洛斯的《历史文存》七卷9章。
[5] 亚理士多德在《诗学》二十三章1459a也提到了这一事件。不过他说这两场战役“没有导致同一结局”。我想他的意思是萨拉米海战之后,波斯陆军还留在了希腊,希腊人还有危险,而盖伦击败迦太基人之后西西里就彻底安全了。


12.关于使者的故事
  薛西斯王曾经向希腊各地派遣使者,要求他们献上土和水,表示臣服。但唯独没有向斯巴达和雅典派出使者,这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曾经用非常激烈的态度对待了大流士王的使者:一个把使者扔进了地坑,另一个把使者扔到井里去,还说你就把那里的土和水带回去给波斯王吧(七133)!
  这里所说的大流士王派使者的事(见六48),发生在伊奥尼亚起义被平定下来,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向希腊进军(492 BC),后来因为“怪风”而不得不撤退之后。不过在六48,希罗多德并没有特别指出雅典或斯巴达是如何对待前来招降的使者的。按照时间顺序的话,七133的这个故事,应该放在六48来讲。
  更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果真向雅典派出了使者吗?很可能没有。理由如下:1.在回顾雅典的政治发展时,我们看到当雅典的民主制刚刚建立之后,雅典就已经向当时波斯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献上了土和水”(五73)。2.当阿塔弗列涅要求雅典人把被他们放逐的僭主希庇亚斯迎回去的时候,雅典人拒绝了此要求,并对波斯公开宣战(五96)。3.伊奥尼亚起义一开始,雅典人就支持了起义者。起义的第一次战役中,他们就烧毁了在小亚细亚非常著名的库伯勒神庙(五102)。为此,大流士王甚至叫一个仆人每天提醒自己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五105)。所以波斯实际上也已经对雅典宣战了。4.玛多尼奥斯向希腊的进军,本来就是以征服雅典为目的的(六43)。没有理由在玛多尼奥斯进军之前没有派使者,反倒在进军之后却派了使者去招降。所以很可能大流士并没有在492 BC向雅典派出什么使者。
  所以在七133的故事里,只有斯巴达人把大流士的使者扔到井里去的那一半是真实的,雅典人把使者扔到地坑里去的一半是虚构的。
  那么何以会产生有关雅典人的那一半故事呢?这和使者这种职业的身份有关系。古代中国有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古代希腊也是一样,交战双方的使者被视为神圣的,人身不得受到侵犯。薛西斯王在七136说波斯人也认为使者不受侵犯是“全人类的法律”。后来的古罗马法中也有关于使者神圣身份的规定,被称为“jus fetiale”。
  正是因为斯巴达人出于一时愤怒,把波斯王大流士的使者扔到了井里,而这在当时看来是渎神的行为,所以他们一直对此有良心上的愧疚。他们后来还派了两名志愿者去波斯,让这两人给死在斯巴达的波斯使者偿命(七134至七136)。所以关于雅典的另一半故事可能就是斯巴达人编出来的,用以“分谤”,推卸掉一部分责任。再加上430 BC,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确实杀害了两名斯巴达的使者(七137,也见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7章,中译本152页),而这两名斯巴达使者的尸体就是被抛入“地坑∕Barathron”中的,所以这种对雅典人的“抹黑”也不算全然没有依据。


13.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二阶段)∕希腊方面的对策
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二阶段)  480 BC的8月,当薛西斯的陆、海军结束了在马其顿的铁尔玛的休整之后,庞大的波斯帝国联军开始南下帖撒利,向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进发。关于这一阶段的进军,我画了附图13,大家可以参考。现在只是把进军过程中一些需要强调的地方简单说明如下。
  这里的说明仍然和前面对进军第一阶段的说明一样,把分散在各处的希罗多德对攻防双方的记载重新按时间的顺序进行了归纳,好让大家看到双方在同一时间内各自的行动。

  波斯人进军的第一阶段中,在薛西斯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之前,“科林斯同盟”曾经准备在帖撒利以北的腾配关进行防御。但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前来忠告他们,说波斯军太强大,他们守不住腾配关。再加上他们得知附近山中有一条路可以经过绕过腾配关,直达他们身后的佩莱比亚的一座城市戈努斯(Gonnus),于是希腊抵抗者最后放弃了腾配关(七173)。他们一走,帖撒利人知道凭自己的实力无法单独抵御薛西斯王,于是当波斯人第一阶段的进军结束,大军到达铁尔玛时,帖撒利人就向薛西斯投降了。大概也是在此时或者稍早,曾经给驻守腾配关的希腊抵抗力量通风报信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也投降了薛西斯。不过他的投降其实只是一种策略。到后面我们将看到,此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为“科林斯同盟”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
  由于波斯大军一到达铁尔玛,马其顿和帖撒利都宣布臣服于薛西斯,希腊本土的门户已经大开。所以波斯王对征服希腊非常有信心。在全军休整的时候,薛西斯在一些帖撒利贵族的陪同下,坐了船到配涅优斯河的河口去参观(七128至七130)。这次参观的其实就是希腊人曾经驻守的腾配关。换句话说,他并不是来游览,而是来察看帖撒利的地形的,以便为下一步进军早作安排。
  也许是由于薛西斯认为腾配关太狭窄,上百万人,以及运送给养的驮队,通过这里实在太慢,所以他命令大军的“三分之一”在马其顿的山区里开辟道路。而他们试图在内陆开辟出的这一条道路,就是可以绕过腾配关的那条路(七131)。只是由于原来的那条路不适合大军的前进,所以需要拓宽或者加固。而这里所说的大军的“三分之一”,可以肯定是指陆军里的辅助部队,主要是指工兵。

  当波斯人在准备南下的时候,“科林斯”同盟也在积极应对。他们这次换了一种方法,不是像上次那样只是派陆军去守腾配关,而是同时派出了陆军和海军。陆军去防守波奥提亚北部的温泉关,海军去防守优庇亚岛北部的月神岬(七175)。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特点:通道非常狭窄,易守难攻(七176)。由于希腊方面的兵力处于绝对的下凤,抵抗者们只有借助希腊的地形,尽量寻找这种狭窄的通道,好让对方无处施展他们庞大的兵力的优势。而且温泉关和月神岬之间距离很近,陆军和海军在必要时还可以相互支援、呼应。这种成功而有效的防守战略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希腊人最后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波斯大军结束休整之后,行动比较缓慢的波斯帝国联军中的陆军率先出发了。时间应该是在480 BC的8月底。他们南下穿越帖撒利,一路没有遇到丝毫抵抗。而波斯帝国联军中的海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海军的前进速度比陆军快得多,所以波斯方面的海军主力比陆军晚出发了11天(七183)。应该说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在海军主力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派出了10艘快船,前往马格尼西亚和斯奇亚修岛之间的水域,进行勘测(七179)。这一带暗礁密布,多得像蚂蚁,因此得名“蚂蚁滩”(七183)。波斯人的这10艘快船,应该不是海军中的主力舰三列桨舰,而是载员少、吨位小、吃水浅的辅助舰只。一方面它们的速度更快,一方面它们不容易触礁。它们比大部队先出发的目的,就是要在“蚂蚁滩”立标记,为后面的海军主力三列桨舰标出有暗礁的地方(七183)。
  这10艘快船刚出发,就被在铁尔玛附近海域游弋,负责侦查波斯海军动向的3艘希腊了望船发现了。双方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结果是波斯人俘获了2条希腊船,第3艘希腊船躲开了追击,一直行驶到配涅优斯河的河口,然后船上的雅典人弃船改走陆路(此时波斯陆军主力由于早出发10天,已经到达了更南边的阿罗斯一带),最后间行回到了雅典,把波斯海军准备出动的消息带回给了“科林斯同盟”(七179至七182)。
  在月神岬的希腊海军得知波斯海军主力出动之后,他们觉得在月神岬附近的水域恐怕还是太宽阔,自己现有的兵力(据八2说希腊方面的海军此时有271艘三列桨舰)可能还不足以抵御对方的1207艘三列桨舰。于是他们退守到优庇亚岛和波奥提亚之间的卡尔启斯城附近的水域(即“科林斯同盟”第一次出兵时希腊海军经过的“激流湾”),因为这里更狭窄。撤退时他们留下了哨兵,监视对方的动向。
  波斯海军的主力出发之后,经过1天的航行,到达了马格尼西亚的佩里昂山脚下的海岸,并在这里扎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清晨突然刮起了大风暴,那些在海上抛锚的船舰,有许多都被风吹到礁石和海岸上去了。这场大风暴一直持续了3天(七188至七192)。据说波斯方面光主力三列桨舰就损失了“不下400”(七190),其它比如运粮船之类的辅助舰只的损失更是“不可胜数”(七191)。一个当地希腊人仅仅靠捡冲到海岸上的金银杯盏,就成了巨富(七190)。虽然薛西斯进入欧洲后新征服的色雷斯一带的各城市,为海军补充了120条三列桨舰(七185),但可以肯定波斯海军的主力舰此后已不到1000艘了。受到重创的波斯海军,最后到达了马格尼西亚以南的帕伽撒依湾(七193)。
  帕伽撒依湾的南边出口处,有一个地方叫阿菲泰。据传说是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号”英雄们取淡水、准备出发的地方(七193)。“阿菲泰∕Aphetae”的意思就是“起点”。
  守在“激流湾”的希腊海军,由于是在优庇亚岛和内陆之间扎营,风暴刮不到这里,所以没有遭受损失。而他们从哨兵那里听说风暴给波斯人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之后,认为对方和自己的兵力差距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于是马上回到了月神岬(七192,我在第二阶段进军过程图中没有绘出希腊海军的这一次“去而复返”)。月神岬和阿菲泰之间不过10公里左右的距离,双方的海军都在严阵以待,准备交锋。

  另一方面,薛西斯率领的波斯陆军平安穿过帖撒利。路上他还举行了一次波斯骑兵和帖撒利骑兵的比赛,因为帖撒利的骑兵是希腊最强的。结果是“希腊的马要差得远”(七196)。波斯王举行这次比赛,说明直到此时,他潜意识里还是准备用陆战解决问题的。但是,薛西斯王没有想到的是,日后战争的发展完全没有按他预期的那样发展。即使是陆战,也与他的预计大相径庭。因为他经过阿罗斯市、沿海岸进入玛里斯之后,迎面而来的就是温泉关。可以肯定,薛西斯第二阶段的进军是准备从铁尔玛一直前进到雅典的,但战斗一下子以一种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开始了。波斯大军第二阶段的进军不得不就此打住。
  关于温泉关战役的具体过程,我会在下面详细介绍。而和温泉关战役同时进行的月神岬海战,我将在对第八卷的评论中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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