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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历史》第七卷的评论
  在整个《历史》的九卷书中,最后三卷是最核心的部分。由于波斯王薛西斯亲率从波斯帝国各地征集的一支似乎不可战胜的大军前来攻打希腊本土,希罗多德从第一卷起开始回顾的波斯帝国的兴起、壮大、以及波斯人和希腊人交恶(以第五、六卷讲述的伊奥尼亚起义、马拉松战役为标志)的过程,现在终于到达了一个不能不爆发、不能不白热化的临界点。希腊人在480 BC和479 BC的英勇抵抗是第七、八、九卷的主题,这是作者希罗多德最想向大家讲述的内容,也是他写作本书的目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七、八、九卷也是彼此之间关系最密切的几卷书,作者的叙述在这三卷书中是一气呵成的。事实上,有学者指出这最后三卷其实是《历史》全书最先完成的部分,其它各卷是希罗多德后来慢慢增补进来的。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在评论完各卷之后,我会在总评全书时仔细介绍《历史》的成书过程。现在需要提醒大家一点:最后三卷就其本身来说,可以被视为一本完整的著作。


1.第七卷概述
  第七卷可以被分作3个logoi。L20:薛西斯向欧洲进军;L21:薛西斯向希腊本土进军;L22:温泉关战役。现分别简述如下:

  L20(七1至七55):波斯军在马拉松失败的消息传回到大流士的宫廷时,大流士王非常愤怒。整整3年的时间(489-487 BC),全亚洲都在准备进攻希腊。正在这时,埃及发生了反抗波斯统治的叛乱,大流士还没来得及惩罚希腊人或者埃及人,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薛西斯继位为波斯王。薛西斯马上率军平定了埃及的叛乱。关于是否应该攻打希腊,波斯宫廷经过了一番的激烈争论。曾经在第六卷出现过的、率军攻打过马其顿的波斯大将玛多尼奥斯(Mardonius)力主出兵希腊,大流士王的弟弟、薛西斯王的叔父阿塔巴诺斯(Artabanus)对此强烈反对(七8至七11)。薛西斯自己则很犹豫。最后,在似乎是一个“神迹”的梦的影响下(七12至七18),并不太情愿的薛西斯还是走上了出征之路。经过4年(484-481 BC)的准备,薛西斯带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始向欧洲进发。路上他还向希腊各地派出了使者,要求希腊人重新献上“土与水”,以示臣服(七32)。本logoi剩下的内容是讲述薛西斯大军在亚洲进军的过程。关于这一内容,我在下面的札记中会有详细介绍,这里先从略。在本logoi的结尾,波斯大军在阿比多斯跨过了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欧洲。

  L21(七56至七137):进入欧洲的波斯大军仍然在水陆并进,向希腊逼近。薛西斯为了炫耀自己的兵力,同时也是恫吓那些准备抵抗他的希腊人,他在色雷斯的一个叫多利斯科的城市附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给了希罗多德一个机会来仔细描述波斯军的组成。从七61至七99,希罗多德按照民族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波斯陆军、海军的组成、装备、兵力以及领军的将领。这一段历来被研究古代中亚、西亚民族情况的学者极为看重。随后他和逃亡到波斯的前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被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放逐的那一位,可以参考六61至六66)讨论起面对这样强大的力量,希腊人是否还有胆子抵抗。戴玛拉托斯太了解斯巴达人了,于是告诉国王斯巴达人肯定会抵抗的。薛西斯对此只是一笑了之。大军继续前进,最后陆海军一起到达了马其顿东面的一个港口城市铁尔玛,然后开始了休整。薛西斯王则乘机在当地人的陪同下,南下到帖撒利察看地形,为以后的进军做准备(七128至七130)。这时,去向各希腊城邦要求“土和水”的使者们回来了。本logoi的结尾是一段关于两个斯巴达使者的事迹的插话。

  L22(七138至七239):这一logoi是以讲述希腊方面的局势开始的。雅典人曾经就应该如何抵抗波斯人的侵略去德尔菲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们应该寄希望于“木墙”(七141)。当雅典人为这个“木墙”到底指什么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未来的萨拉米海战的功臣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指出这个“木墙”说的应该是海军。于是他建议以海军为主力击败波斯人,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随后,所有没有向薛西斯献上“土和水”(即不准备投降波斯人)的希腊城邦一起商议对策。他们决定派出四个使团,分别向四个实力不俗的希腊族城邦∕地区求援:阿尔戈斯、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科西拉岛、克里特岛。但是四个使团最后都带着令人失望的消息回来了(七148至七171)。准备抵抗到底的希腊人于是派出一支1万人的陆军去帖撒利以北的一个叫腾配关(Tempe)的关隘防守。但由于得知有道路可以绕过腾配关,他们最后放弃了在腾配关抵御波斯人的计划,而是改为派陆军守住波奥提亚以北的温泉关(Thermopylae)、派海军守住温泉关附近的月神岬(Artemision)。在七184至七186,希罗多德估计了一下波斯军的兵力总数,给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也无法相信的数目:5283220。在海军方面的短暂的接触战之后,从七201开始,希罗多德讲述了史诗般壮烈的温泉关战役。此役的详细过程我放到后面专门介绍。最后,在“要么失去斯巴达、要么失去一位国王”的神谕(七220)的影响下,斯巴达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和他麾下的300名勇士一起在温泉关牺牲。


2.大流士的生平
  在介绍薛西斯入侵希腊之前,先把从第三卷到第六卷里屡次出现的波斯王大流士的一生简单归纳一下。这个回顾主要依据的不光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现在已经发现的古波斯文记录。应该说,下面将要给大家展示的,更接近于历史上那位真实的波斯王的本来面目,而不仅仅是希罗多德笔下的人物。
  在评论第三卷时,我提到了在伊朗西部山区发现的贝希斯顿铭文,那几乎就是大流士王的一篇自传,里面提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和6位同谋者一起刺杀了篡夺波斯王位的玛戈僧高墨达,并继位为波斯王。这个影响大流士一生的重要事件,发生在522 BC的9月29日。对比《历史》的L7和贝希斯顿铭文里的记载,基本上我们可以对此事件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
  关于大流士在登基之前的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他出生于550 BC左右。证据在一209,即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在530 BC出征玛撒革特人时,希罗多德说当时的大流士“只不过是20岁上下的样子”。另外,同样是在一209,我们知道大流士的父亲叫叙司塔斯配(Hystaspes),在当时就已经是居鲁士手下的一名高官了。事实上,波斯人的记载说叙司塔斯配在居鲁士之子刚比西斯的时代,曾经担任帕提亚太守这样的重要职务。而且据希罗多德在三70说,叙司塔斯配后来还担任了波斯太守。由于大流士的父亲有这样的影响力,他的家族又是刚比西斯所在的皇室的旁系支脉,所以大流士本人在刚比西斯的宫廷里也有了自己的地位。比如《历史》的三139告诉我们:大流士在登基之前,担任的是刚比西斯的“侍卫”。希罗多德认为这个“侍卫”根本就不算什么重要职务。但他用的这个词“doryphoros∕lance carrier∕持矛者”暗示我们希罗多德绝对低估了大流士当时的地位。因为这个doryphoros,很可能对应的是古波斯文arštibara。这是波斯宫廷内极为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大致相当于“禁卫军司令”,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正是因为处于这样关键的位置,所以在玛戈僧高墨达篡位、刚比西斯自杀之后,大流士才能参与刺杀篡位者的密谋,并最终登上王位。这一年他28岁。
  登基之后,大流士首先要做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毕竟他只是皇室的旁系后裔,论亲缘关系,比他更有资格继位的人大有人在。于是大流士采取了联姻的手段。比如他娶了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Atossa)为正室,又娶了居鲁士的另一个年轻的女儿,以及一起密谋刺杀玛戈僧的“波斯七贵”之一的欧塔涅斯的女儿为侧室(三88)。另外,他还把自己的一个姐妹嫁给了也是“波斯七贵”之一的戈比亚斯。他俩的儿子就是在大流士王、薛西斯王时期屡次出征希腊并最后战死在普拉提亚的玛多尼奥斯。正是通过这种联姻,大流士很快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在522-521 BC四处平定波斯帝国内部的叛乱。这些战斗的过程已经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详细说明了。
  在把波斯国内安定下来之后,大流士在519 BC左右征服了咸海地区的撒迦人∕斯基泰人,这件事也被补刻入了贝希斯顿铭文之中。
  历代波斯王经常用铭文的形式来纪念一些特殊的事件,而这些铭文里总是会把他统治下的地域一一列出,加以炫耀。通过对比大流士朝不同时期的铭文里对帝国疆域的记录,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大流士四处征服的过程。
  大概在征服撒迦人之后不久,大流士开始准备征服印度河流域。我们不知道这次战役的具体时间和过程,总之在517-515 BC年间,大流士占领了印度河上游的部分地区。所以在他后来把全部波斯帝国划分为20个“太守领地”并给各地制订税额的时候(三89至三95),印度也是“太守领地”∕税区之一。
  在划分税区之外。大流士还采取了不少办法来统一帝国各地的内政管理,比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起类似今天高速公路的“王家大道”网络等等。最为重要的是他为以前没有自己文字的波斯民族创制了一套新文字,即古波斯文。关于这些方面,我在“大流士的波斯帝国”中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大流士王在波斯波利斯的雕像  大概是在517 BC,大流士开始营建自己的新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这座新城取代了原来居鲁士的帕萨伽代,成为帝国新的中心。他,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在这座新城里建立了许多壮丽的宫殿,里面有大量的艺术精品,比如早先提过的“进贡浮雕”等等,其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了艺术价值。这些宫殿和艺术品后来都在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东征的过程中被毁。
  大概是在513 BC,大流士率领70万人出征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这在《历史》的L11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我在第四卷第6项札记中也仔细讨论过,这里也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一点:这是大流士最后一次御驾亲征。
  大概是在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同时,波斯帝国驻埃及的太守征服了非洲的利比亚(大致相当于后来罗马人治下的阿非利加行省)。关于此事的记载可以参考《历史》的L12。
  大流士在此后的10多年的活动,波斯和希腊方面都没有什么记载。有可能,这时的他一直在致力于完善帝国内部的治理。
  499 BC,伊奥尼亚起义爆发。大流士先后派出了许多将领平定这次起义,具体过程见《历史》的第五、六卷。最终,起义者最后的根据地——伊奥尼亚的明珠米利都于494 BC被攻陷,伊奥尼亚起义最终失败。
  还在伊奥尼亚起义进行的过程中,497 BC,大流士又完成了一项伟业。以前的埃及法老涅科斯想挖一条运河,沟通尼罗河和今天的红海(可以参考二158)。后来因为这条运河可能会导致东边的敌人更方便地攻进埃及,涅科斯放弃了工程。现在大流士把这项已经废弃了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工程继续了下去,并最终完成。因为这时埃及和它东面的国家都在大流士的统治下,挖这条运河再也不存在什么国防上的隐患了。这条苏伊士运河的前身,确实是人类工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其工程量和难度并不亚于建造金字塔。而我们能够确切知道这项工程完成的时间,是因为大流士为庆祝这件事而特别铭刻的一段铭文保留到了今天。他在里面自豪地写到:“从埃及可直航至波斯,乃朕之愿也”。
  平定伊奥尼亚起义之后,大流士又策划了两次进攻希腊本土的攻势。一次是由玛多尼奥斯率领陆军从北路,即沿小亚细亚→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雅典的路线进攻(约492 BC)。但是这次进攻由于玛多尼奥斯的舰队在阿托斯山附近遭遇风暴而沉没,再加上当地人的袭扰,最终没有完成[1]。但波斯的势力已经抵达了马其顿——希腊人的家门口了。这就为未来薛西斯的进攻铺平了道路。另一次进攻就是更有名的马拉松之役(490 BC)。虽然从希腊人的角度上说,波斯人这次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大流士自己也许并不那么悲观。毕竟这次战役之后,进攻希腊的南路,即小亚细亚→基克拉戴斯群岛→希腊本土这条线上最重要的一个据点——纳克索斯岛已被波斯人控制。基克拉戴斯群岛的岛民如果不敢参与抵抗,那么希腊人的海军力量将大打折扣。毕竟,从波斯文的记载来看,马拉松之役的两位波斯军将领:阿塔弗列涅和达提斯,都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得到了大流士王的重用。
大流士王的陵墓  大流士肯定还计划着下一次对希腊的打击,但埃及发生的叛乱打断了他的部署,还没等到对埃及或者希腊出兵,他就去世了。从考古发现的波斯人文书可以知道,从486 BC的12月开始,波斯人开始用“薛西斯王在位之元年”纪年,所以大流士应该是在486 BC的11月底逝世的。终年约64岁。他的墓在自己建立的新首都波斯波利斯附近(今名Naqsh-i-Rustam)。此墓至今尚在,这是波斯帝国最重要也最有名的历史遗迹之一。在墓前的铭文里,我们读到了这位一代雄主向世人作最后的告白[2]:“朕乃善之友,非恶之友。以强凌弱,非朕之愿也;以弱欺强,亦非朕之愿也。……朕非横暴之人。怒所生者,朕以智制之。……一面之词,朕不信也;两造之词,朕乃信之。……朕,体健。于战,朕乃勇士,……于骑,朕乃良驭;于射,朕乃神射,无论马上马下;于矛,朕乃善刺,无论马上马下。此皆阿胡拉•马兹达神赐予朕之能也。……
  可以说,波斯帝国在大流士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和居鲁士比较,他更称得上是波斯帝国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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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参考第六卷第4项札记。
[2] 这段铭文的英译文见这里


3.文史岂能不分家?
  在希罗多德的时代,文学和历史尚没有完全地分开,很多文学化的描写出现在他的著作里,比如第一卷中的“吕底亚王克洛伊索即将被烧死时被神拯救”的故事。第七卷的L20中也有两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的描述,值得在这里提一下。
  一处在七5至七18,即波斯宫廷内部争论是否应该攻打希腊的时候。首先,波斯人根本不会争论这个问题。在平定了伊奥尼亚起义之后,大流士王向希腊两次进军,都说明攻打希腊是波斯既定的国策。薛西斯如果不去完成大流士未竟的事业,也将面临着希腊人重新夺回对基克拉戴斯群岛的控制权,或者马其顿人争取独立的反击。只要希腊本土一天没有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这些问题就不会得到彻底解决。所以薛西斯在平定了埃及的叛乱之后,肯定会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付希腊人。
  其次,即使波斯宫廷确实有过这么一场讨论,也绝不是我们今天在L20中读到的这个样子。比如反对出兵的阿塔巴诺斯,用“雷霆打击高大的树木,却从不打击小动物”(七10ε)的比喻来劝说薛西斯,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希腊悲剧作家们常用的比喻,而不是波斯人惯用的说法。虽然在文学上,这些比喻是很动人的,但这确实是虚构,不是史实。
  最后,犹豫不定的薛西斯,因为在梦中被神警告,所以最终下定决心出兵。读过《荷马史诗》的人马上会联想起《伊里昂纪》二卷中,宙斯用了同样的一个梦去鼓动阿伽门农王去进攻特洛伊人,为的就是让他惨败。古希腊的听众,在听到希罗多德讲薛西斯做的这个梦时,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而我们今天如果想考察历史真实,当然要清除文学因素的影响。
  L20中另一处像小说不像历史的地方在七45至七52。这一段也和薛西斯、阿塔巴诺斯有关。原来在即将渡海进入欧洲之前,薛西斯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大军,居然哭了起来,并感叹起“人生不满百”、“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来了。于是阿塔巴诺斯安慰他到:“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
  这么深刻的人生见解,作为文学作品的确是很合适的,但虚构的就是虚构的,再深刻也不是史实。波斯人是信祆教的,而祆教徒都相信所有生前行善的人都会在善神阿胡拉•马兹达重新君临世界时复活,所以薛西斯不会有这种“死去元知万事空”的感慨。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潮,其实是希腊人自己在“智者派”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减少原来对奥林匹斯神话体系的依赖,开始走出宗教信仰,开始用人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和人生,才产生的。虽然古希腊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无神论,但像后来的“犬儒主义”、“皮浪主义”等等,都是对“人生无常论”的回答。
  我很能理解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在L20中这么像一个文学人物,因为他在希腊的失败——原本强大得难以想像的力量突然土崩瓦解,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人生无常”、“命运难测”,都在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身上有最好的体现。所以由他来发表这些看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说,是最合适过的。事实上,由于L20这两处的文学性描述都把薛西斯、阿塔巴诺斯作为主要的对话人物,所以我怀疑这些描述很可能是有出处的。也就是说,文学细胞非常发达的希腊人,也许已经用他们俩为主角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悲剧或者长诗。而希罗多德在这里只是把他们俩的文学形象融合进了自己的《历史》中,只是由于原来的悲剧或者长诗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知道希罗多德引用的是谁的作品而已。


4.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一阶段)∕希腊方面的对策
  在讲薛西斯出征希腊之前,先说点题外话。希罗多德在第七卷开始的地方(七2至七3),说大流士王是听从了在波斯政治避难的前斯巴达王戴玛拉托斯的建议,才立薛西斯为王储的。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在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王宫遗址,现在已经发现了一幅大流士王时期的雕刻,刻的就是大流士王和当时还是王储的薛西斯的像。这幅雕刻的用意是明显的,就是告诉每个进入宫廷的官员和外国使节:国王已经选定了自己的继任者。之所以希罗多德会记载下这个虚构的故事,可能是受了他自己的时代里波斯帝国继承人问题的影响。比如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之子,465-424 BC在位)的几个不同妃嫔的儿子就一直在明争暗斗,以至于阿塔薛西斯死后1年之内有3个波斯王相继登基。再比如波斯王大流士二世(阿塔薛西斯之子,423-404 BC在位)的两个儿子:阿塔薛西斯二世和小居鲁士,也是彼此水火不容的,到最后只能用内战的方式一决高下。这段历史可以参考色诺芬的《长征记》。
  前面“文史岂能不分家”里面讲了薛西斯王出兵征服希腊是必然的,除了波斯人有此需要之外,一些希腊人也是这么希望的。比如490 BC和大流士的军队一起在马拉松登陆的雅典前僭主希庇亚斯,他本人也许没有活到薛西斯王的时代,但他的后代还是希望能打回雅典去,夺回自己家族的统治权。另外,被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以出身可疑为借口驱逐出斯巴达的戴玛拉托斯(参考六61至六66),当然也希望能重新回斯巴达去当国王。另外希望波斯王出兵的还有帖撒利的王族(七6),他们这么想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镇压帖撒利民众想和雅典一样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

  希罗多德说整个波斯帝国为了这次远征希腊,整整忙了4年(七20)。动员士兵且不用说。大量的粮食被征集并被转运到预先指定的地点存放起来,作为未来大军的军粮。为了从亚洲进入欧洲,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了两座浮桥。为了避免舰队遭到上次玛多尼奥斯舰队在阿托斯山附近被“怪风”袭击的厄运[1],他命人在阿堪修斯附近挖了一条运河。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在481 BC(估计是春天)国王开始从波斯出发。希罗多德对整个大军的进军过程有详细的描述。我把分散在第七卷3个logoi中的整个进军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小亚细亚→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在阿比多斯附近跨海进入欧洲→到达马其顿的港口城市铁尔玛(七26至七127);第二阶段:马其顿→帖撒利→温泉关(七179至七201)。这里先介绍第一阶段。为此,我画了附图12,大家可以参考,具体的进军过程概述如下:

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第一阶段)  希罗多德的叙述是从大军到达卡帕多启亚之后开始的,我们可以大致可以设想薛西斯王让波斯本国的军队,以及东方的印度、巴克妥利亚、帕提亚等国的军队先在波斯集中,再沿着他的父王大流士建立的“王家大道”网向欧洲进军,即波斯→巴比伦→亚述→亚美尼亚→卡帕多启亚这条路。沿途各国的军队先后加入,逐渐形成一支大军。
  七26提到了卡帕多启亚的一个叫克利塔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学者们仍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它大致应该在哈吕斯河以东。
  从这个克利塔拉到吕底亚的首府萨尔迪斯,大军应该依然是沿着“王家大道”前进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大军经过了一个叫凯莱奈的地方。这个城市并不在“王家大道”上。可能是因为薛西斯要到这里来看一个人,此人是波斯国内的第二富翁(第一富翁是国王自己,这个故事详见七27以下,以及后面的第7项札记)。希罗多德说薛西斯是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此人的存在,也许是不准确的。薛西斯绕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见这个人,希望他能为大军提供经费。当然,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国王也有的是办法惩办他。
  到达萨尔迪斯的时间应该是481 BC的10月。因为希罗多德在七37明确说大军是在萨尔迪斯过了冬,在第二年的春天继续进军的。

  当波斯大军在萨尔迪斯过冬的时候,希腊人方面也在积极应对。波斯大军迫近的消息他们肯定有所耳闻,不采取行动就是坐以待毙。在《历史》第七卷,希罗多德把波斯方面和希腊方面的行动放在L20和L21中分别讲述。这里为了体现双方在同一时间内的行动,所以把书中后面的内容提前到这里介绍。
  当薛西斯王到达萨尔迪斯时,他向希腊各地派出了索要“土和水”的使者。481 BC的冬天,那些没有向使者献出“土和水”,即不准备投降薛西斯的希腊人,集中起来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说。由于他在后面提到希腊抵抗力量出兵时一直是从科林斯出发的(如七177),所以学者们认为这次会议的地点也在科林斯。这样推断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所有准备抵抗波斯人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是实力最强的,而科林斯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这两者之间。另外,科林斯自己的陆军、海军力量也在抵抗力量中位列前茅。科林斯城附近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提卡半岛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科林斯地峡,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所以希腊诸城邦应该是在科林斯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敌。由此,现代学者们便把抵抗波斯人入侵的这些希腊城邦统称为“科林斯同盟”。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名称就以为科林斯是这个同盟的领袖,“科林斯同盟”是由斯巴达和雅典主导的。就好像后来的“提洛同盟”的领袖也不是提洛,而是雅典一样。
  “科林斯同盟”第一次会议有几项重要的决定(七145):1.宣布本同盟内部各城邦马上停止彼此之间的冲突,一致对外。一直到这时,雅典和厄基那之间长达好几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2]。2.派出间谍,去萨尔迪斯打探消息,看看波斯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强。3.派出使者,四处求援,希望希腊世界的其它实力派城邦能够前来协助抵抗对希腊本土的侵略。
古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第一路使者去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实力派城邦、陆军第二的阿尔戈斯。我在前面提过:古希腊的“四国演义”中,阿尔戈斯和斯巴达是死对头。而且由于阿尔戈斯和斯巴达在494 BC有过一场大战(七148),此战中阿尔戈斯的陆军阵亡的有6、7000人之多(要知道斯巴达陆军的全部主力也才9000人),阿尔戈斯元气大伤。所以他们对“科林斯同盟”的使者说:希望能和斯巴达签订一个30年和平协议,以便让自己城邦的孩子们有时间长到成年,并希望自己的将领得到希腊联军一半的指挥权。在这两点上,斯巴达人都不愿意向阿尔戈斯人让步,所以阿尔戈斯人便声明“科林斯同盟”是其敌人。换句话说,他们向波斯人投降了。不过希罗多德认为在“科林斯同盟”向阿尔戈斯人求援之前,他们就已经暗地里投降了波斯人(七150)。从先前对当时希腊各城邦间关系的分析来看,出于对斯巴达人的敌意,阿尔戈斯可能确实早已投靠了波斯人。
  第二路使者去的是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叙拉古一直是西西里岛上所有希腊殖民地里实力最强的,一直到60多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仍然如此。不是他们把雅典陆、海军的主力几乎一战打残,斯巴达很可能赢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时统治叙拉古的是著名的僭主盖伦。此人的实力不容小觑。他能够提供给抵抗者的是200条三列桨舰、20000重装步兵、2000骑兵、2000弓箭手(七158)。由于“科林斯同盟”中海军最强的雅典也只有200条三列桨舰,陆军最强的斯巴达也只有9000重装步兵,所以如果叙拉古参加同盟,抵抗者的实力将增长不少。不过盖伦提出的条件是希望担任希腊联军的统帅。当这个条件被拒绝之后,他改口说担任陆军或海军之一的统帅也可以,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都不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让步,所以盖伦便拒绝参加抵抗力量。等使者们离去之后,盖伦便要自己的一个心腹,带着大笔现金去德尔菲——由于德尔菲是宗教圣地,去那里待着应该可以保证人身安全。他要这个心腹做两手准备:一旦波斯军最后胜利,就把钱献给薛西斯并表示臣服;一旦抵抗者取得胜利,就把钱带回来(七163)。盖伦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自己的叙拉古当时也面临着迦太基人的进攻威胁。
  第三路使者去了亚德里亚海边的科西拉岛(七168)。这个岛是从希腊本土到意大利的商业交通枢纽,所以也是很富庶的。科西拉人答应帮助抵抗者,但暗地里却叫自己的舰队故意在路上慢慢地走,到最后也没赶上一次战斗。希罗多德说得好:“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推卸了对希腊人的责任”。
  第四路使者去了克里特岛(七169)。作为爱琴海上最大的岛屿,他们的海军力量是抵抗者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一条德尔菲神谕的警告,他们也拒绝了抵抗者的请求。
  在四处求援都没有结果之后,“科林斯同盟”只能依靠自己了。

  另一方面,480 BC的4月,波斯大军在萨尔迪斯过冬之后继续向希腊进发。路上经过了波斯控制的第一个爱琴海港口城市安坦多罗斯[3]。问题是经过安坦多罗斯之后,希罗多德说“沿着左手的伊达山”(七42),进入了古老的特洛伊城。可伊达山就在安坦多罗斯之北,特洛伊在伊达山的西北方,这里似乎应该是“沿着右手的伊达山”更准确一些。我的进军过程图中也是按“右手”的理解来画的。
  这座特洛伊附近的伊达山,是屡次在古希腊神话中出现的神山。比如当时还是牧羊人的帕里斯,就是在这座山中判定爱与美女神阿芙洛蒂忒,比天后赫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更美丽,应该赢得那著名的“不和的苹果”,最终引发了特洛伊大战。而大战进行时,众神也是在这座伊达山上观战的。另外,宙斯也是在这座山中看上了美少年甘尼美德(Ganymede),并变做一只鹰把他带到天上的。不过,不要把这座伊达山和克里特岛上的另一座同名的山弄混。那座伊达山是宙斯的圣山,是童年的宙斯生活的地方。那座山中有一处著名的洞穴,据说就是宙斯的出生地。
  薛西斯王在参观完特洛伊遗址之后,到达了赫勒斯滂海峡边上的城市阿比多斯。在这里,首次提到了波斯帝国的海军(七44)。很可能波斯王命令各地的海军先在阿比多斯集中,然后随陆军一起行动。从这里往下,希罗多德对波斯大军进军的叙述就是海、陆军同时提及的。在阿比多斯短暂休整之后,陆军通过已经架好的浮桥,进入了欧洲,海军也向色雷斯沿岸开拔(七55)。时间应该是480 BC的6月。据说全部陆军用了7天7夜才全部渡过海峡(七56),可见人数之多。
  在赫勒斯滂北岸(即切尔松内索)进军时,陆军经过了“阿塔玛斯(Athamas)的女儿赫勒(Helle)的坟墓”(七58)。这位赫勒是神话中的人物。据说她的后母想害死她和她哥哥菲利修斯(Phrixus),结果两个孩子却被一只会飞的金羊救了。金羊在海上飞行时,赫勒因为没有抓稳而跌入海中。她淹死的地方因她而得名“赫勒斯滂∕Hellespont”(意为“赫勒的海”),也就是波斯军刚刚渡过的海峡。至于她哥哥,到达目的地科尔启斯后,把金羊献祭给了神,金羊的羊毛也就成了科尔启斯的镇国之宝。由此也引出了后来的“阿尔戈”号英雄们的故事。

  与此同时,“科林斯同盟”各城邦也在积极准备应战。应帖撒利人的请求,大概也在480 BC的6月,他们派出了1万重装步兵,先用船运到帖撒利南部的阿罗斯,然后陆军登陆,前进到奥林匹斯山和奥萨山之间的一个狭窄通道——腾配关,准备在这里抗击波斯人。不过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4]告诉他们波斯军的力量太大,他们根本守不住腾配关,再加上得知附近山中有一条路可以绕过他们防守的隘口,于是全军沿原路撤了回去(七173)。由于他们放弃在帖撒利以北御敌,所以当薛西斯后来到达帖撒利时,帖撒利人便向波斯人投降了(七174)。这应该算是“科林斯同盟”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无果而终。
  这里有一个地名需要提一下。运兵的船经过了一个叫优利普斯(Euripus)的地方。这个地名意译就是“激流湾”的意思。这里特别指优庇亚岛上卡尔启斯城附近、正对着希腊大陆的一块狭窄的水域。

  在另一边,薛西斯率领着亚洲大军现在已进入了欧洲。这时,波斯王准备来一次对麾下全部陆军、海军的大检阅,既能壮大自己的声威,也能恐吓对手。阅兵的地点在赫布罗斯河口处的多利斯科(七59以下)。这里希罗多德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波斯陆、海军的中的各民族(七61至七99)。
  从多利斯科出发,庞大的波斯帝国联军水陆并进,最后抵达了阿克修河口的铁尔玛(七108至七127)。这一路上有几个地方值得一提。
  阿布德拉:这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故乡。据说他小时候曾受教于一些在阿布德拉定居的波斯人。阿布德拉城的建立过程可以参考一168。
  埃昂:七114说此城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九路”。437 BC,雅典人在这个“九路”建立了一座新城,叫安菲波利。这是雅典在色雷斯最重要的殖民地,因为盛产金银矿的庞伽优斯山就在旁边。安菲波利迅速成长起来之后,埃昂成了它的港口。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在安菲波利附近发生激战[5]
  阿堪修斯:在其附近,薛西斯挖了一条运河,好让自己的舰队通过。
  铁尔玛:这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现在的名字叫塞萨洛尼基,是今天希腊人口仅次于雅典的第二大城市。

  波斯帝国联军在欧洲的这一段进军,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即在全军尚未动身,薛西斯还在波斯的时候,波斯王就已经命令各地集中粮食,并转运到这条路上的5个重要地点(七25,这5个屯粮处我已在进军过程图中标明了)。这很明显是为以后大军经过时预先准备军粮。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波斯人准备工作之细致,另一方面也可见色雷斯一带已被波斯帝国完全控制,不必担心粮食会被劫。另外,从薛西斯如此注意军粮的储备,可见波斯军兵力确实是很多的,否则粮食问题不会这么受到重视。
  这5个屯粮处中的4个都没有什么争议,有问题的是囤积粮食最多的、希罗多德叫“白岬”的地方。这个“白岬”到底指哪里今天也不清楚。我个人把它放在了阿布德拉和皮斯提罗之间的海岸上。原因之一是这个位置正好是位于另4个屯粮处的中间地带,放在这里可以让军粮的分布比较平均。原因之二是波斯人向来注意粮食转运时利用水路。另4个屯粮处都靠近水——图洛迪扎在普罗滂提海边,多利斯科在赫布罗斯河口,埃昂在斯特利蒙河口,铁尔玛在阿克修河口——所以第5个屯粮处就应该在奈斯托斯河口。

  波斯军到达铁尔玛应该是在480 BC的7月。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在铁尔玛,波斯帝国的水陆大军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休整。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希腊的夏天是很热的,等最热的8月过去之后再进兵比较合适。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波斯人在等待帖撒利的粮食成熟。到9月再进兵的话,一路上的粮食供应就轻松多了。
  粮食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或者从广义上说,后勤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还是因为波斯军的兵力太庞大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总是很头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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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阿托斯山和“怪风”,可以参考第六卷第4项札记。
[2] 关于雅典和厄基那之间的战争,可以参考第六卷第6项札记。
[3] 可以参考第五卷第2项札记。
[4] 不是150年之后的那位同名的“世界征服者”。这位亚历山大在第五卷出现过,当时他还是王子。他大概是在498 BC继位为马其顿王的。
[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卷8章。


5.又一次日食
  在七37,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当波斯军刚要从吕底亚的萨尔迪斯出发的时候,“太阳离开了它在天上的本位而消失了,虽然天空澄明没有云影,不过白天却变成了黑夜”。
  这很明显是一次日食。如果我们能推断出它发生的日期,将对我们了解整个进军的时间有很大帮助。很可惜,天文学这次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天文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这次在吕底亚可以观测到的日食发生在480 BC的10月2日。而希罗多德在七37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大军是在春天到来时出发的。10月2日日食发生的时候,薛西斯还在欧洲,还没有回到亚洲。如果一定要找春天的日食的话,481 BC的4月18日,即波斯军从本土开拔的时候,印度洋上倒是有一次日食。但在波斯本土,这次日食只是部分可见,不清楚是否到了可以让“白天变成黑夜”的地步。
  总之,七37记载的这次日食确实是存在的,但要么发生的地点不对,要么发生的时间不对。很有可能是后人在讲述薛西斯之败的故事时,有意无意间把日食发生的地点放到了萨尔迪斯,把时间放到了出征之前。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很明白的:日食被当作了波斯人失败的征兆。在“宿命论”非常流行的古代,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拯救现象”的做法。


6.两个巨大的工程
  薛西斯在进军希腊的路上,有两个巨大的工程值得一提。
  一个是他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了两座浮桥。浮桥的长度是7斯塔迪昂(约1.3公里,见七34)。架桥的过程,虽然希罗多德在七36作了说明,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首先,他说先把大量的船只连接起来,排成两列,再投下锚来稳定住船。可是没有下锚的船是怎么稳定并连接起来的呢?其次,他说船只都是“垂直于黑海,平行于赫勒斯滂的海流”。但赫勒斯滂海峡的海流并不是和岸边绝对平行的,而是有从亚洲一侧流向欧洲一侧的一个倾角。最后,他说拉紧船只所用的绳索是用纸草和麻索编成的,“每一佩巨斯(约46厘米)重一塔兰同(约26公斤)”,这几乎是铁索的重量了。总之,后人在研究这两座桥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
  实际上,这两座桥应该被叫做“索桥”,而不是“浮桥”。即桥的稳定主要是靠绳索的张力,而不是桥下的船。证据是参与搭桥的这些船后来参加了接下来的几场海战,并没有一直在海峡里充当桥墩。
  希罗多德对于这两座桥的表述是这样的含混,这也许不能怪他,因为这两座浮桥在薛西斯渡海后不久就被暴风雨毁掉了(八117)。他写《历史》的时候,这两座浮桥就已经只是传说中的奇迹。当时又没有工程蓝图可以查阅,当地人回忆这两座桥时很可能有故意夸张的地方,希罗多德本人又不是工程学大师,所以我们无法苛求他什么。要知道,直到今天,后世再也没有人尝试过在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上架桥。
  不过要是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含糊,从而怀疑这两座浮桥根本就不存在,这就走得太远了。《历史》快结束时的九121提到:当雅典人收复了色雷斯之后,曾经把桥的残骸,即架桥用的索具带了回去,献给神庙。这个记载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在德尔菲,这个各希腊民族共同崇拜的圣地,各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宝库”——各城邦存放各自奉献的祭品的地方,也是各城邦展示、炫耀、比较彼此实力的场所。雅典人为了显示自己突出的功绩,特意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旁边专门建了一道柱廊,专门存放、展出这些绳索,墙上有用一英尺见方的字母刻出的他们自豪的声明:雅典人奉献了这道柱廊,以及他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绳索和船头饰。

  如果说赫勒斯滂海峡浮桥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另一项工程的命运则要稍好一些。
  492 BC,玛多尼奥斯向希腊进军的时候,他的舰队在绕行阿托斯山时遭遇了“怪风”,大部分沉没。薛西斯王这次的进军,为了不重蹈12年前的覆辙,同时也是“想显示他的威力并且想给后世留下足以想见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七24),薛西斯下令在阿托斯山之北的阿堪修斯附近挖一条运河。这里原来是“12斯塔迪昂(约2.5公里)宽的一个地峡”(七22)。从各地征集来的工匠花了3年的时间(483-480 BC)挖成了这条“宽度足够两条三列桨舰相并划行而过”(七24)的运河。后来,这条运河被称为“薛西斯运河”,确实让波斯王达成了叫后世人记住他的愿望。
  在没有现代工具的古代,进行这么浩大的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薛西斯的初衷也许并不是要籍此青史留名。希罗多德认为“他们若想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七24)。这也许对一、两条船是可行的,但薛西斯的主力舰队有1207艘三列桨舰。这么多船都要拖过地峡,既费事又费时。所以在无法保证绕行阿托斯山不会再次遭遇“怪风”的情况下,挖运河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薛西斯运河遗迹  之所以说“薛西斯运河”比赫勒斯滂浮桥的命运稍好,是因为这条运河的遗迹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左图中两个红点之间的农作物和旁边的不一样(照片上略显黑色),就是因为这里是运河原来所在的地方。照片右边的红点附近的小山,可能就是运河的设计师兼主持建造者阿塔凯耶斯(Artachaees)的墓地(七117)。关于薛西斯运河大家还可以参考2001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Persian Canal Discovery Is Testament to Ancient Engineering Skills》[1]

  无论薛西斯建造这两项巨大工程的初衷是什么,这两项工程给当时和以后的希腊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由于建造赫勒斯滂浮桥的过程中,因为风暴曾经把浮桥摧毁过一次,愤怒的薛西斯下令“把赫勒斯滂笞打300下并把一副脚铐投进那里的海里去”,还警告大海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国王薛西斯也要从你身上渡过去”(七35)。对于习惯了把一切大山大河大海都神化为神明的希腊人来说,这无疑是在向神宣战了。像薛西斯这样把大海变成陆地(浮桥上铺着土),把陆地变成大海的举动,在希腊人看来简直不是凡人敢于做出的事。所以我们读到某个赫勒斯滂人在看到薛西斯的大军渡过浮桥的时候这样感叹:“宙斯啊,为什么你变成一个波斯人的样子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薛西斯,率领着全人类前来,想把希腊灭亡?”(七56)直接就把薛西斯比成宙斯了。看来薛西斯的工程给希腊人精神上的震撼与恐惧,可能远远大于他的军队实际兵力的威慑。当然,在薛西斯失败之后,这些非“凡人”的举动又成了说明他失败的最好理由了。毕竟向神宣战的凡人会有好下场吗?再后来,薛西斯的工程让人们在说某某人的举动太过分时,有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比如普鲁塔克在《平行列传•卢库卢斯传》39节,说罗马的首富卢库卢斯在海边为自己大兴土木、盖超豪华的别墅,结果就被人说成是“穿长袍(toga)的薛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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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摘要见这里


7.古希腊的币制
  薛西斯向希腊进军的过程中,在小亚细亚的凯莱奈,曾经遇到一个自愿来劳军的人披提欧斯(Pythius,见七27以下)。此人据说是波斯国内仅次于薛西斯的第二富人。他的财产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即3993000)大流克•斯塔铁尔的黄金”(七28)。这笔财产到底有多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让我们回顾一下古希腊的币制。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古希腊的货币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货币;即便是同一地区,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货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古风时代的科林斯、吕地亚王国早期),即便是同一地区同一时代,也似乎有几种货币体系同时存在着。直到今天,学者们依然致力于在这千头万绪的货币迷宫中找到线索,为我们从经济角度上更全面地理解古希腊历史而努力。所以下面的回顾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尽量采取了现在没有争议的说法。

  先让我们看看货币的起源。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各人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交换的需要。最原始的交换是“以物易物”。但当交换的范围和内容越来越扩大,简单的“以物易物”就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这时,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交换媒介”。比如一个农民,他希望用自己种出来的麦子,交换自己需要的犁。但是也许他收获麦子的时候,打铁的铁匠并不在村里;当铁匠来到村里时,他的麦子又还没有成熟。这时他就需要一种“交换媒介”,即他可以把自己收获的麦子先换成这种“媒介”,等铁匠来了,再用这种“媒介”去换回犁。这种“交换媒介”,就是货币的雏形。关于这一点,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一卷9、10节有明确的阐述。
  在世界的各种文明里,“交换媒介”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特别是那些比较发达的文明。当然,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被当作“交换媒介”的,只有符合一些条件的,才能成为“交换媒介”。这些条件可以被归纳为:1.该物品必须本身有一定的价值,并且能够得到大家的公认。这是大家能够共同认可用它来代表“价值”的前提。2.该物品应该有一定的耐久性。极易损耗的东西,也许在能完成未来的交换前就已经消失了。3.该物品应该是能够大量找到的,不应该是极其稀有、罕见的东西。否则交易的顺利进行还是容易受影响。4.该物品应该可以被计数的,可以被分割成较小的单位,或者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单位。人们于是可以从事不光是“一换一”,而是比如“多换一”、“一换多”等各种复杂的交换。5.该物品应该是可以比较方便地移动的。这使人们进行远距离交易成为可能。
  在历史上,符合以上5个条件的各种物品都曾经充当过“交换媒介”。比如《荷马史诗》(《伊里昂纪》六卷235行)提到,牛群曾经被当作“交换媒介”。在说某件东西很贵重时,史诗里常用的词句就是“值多少头牛”。普鲁塔克说雅典最早的货币上有一头牛的形象(《平行列传•忒修斯传》25节),就是其遗风。中国古代史上,海贝也曾被作为“交换媒介”,因为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里,我们时常能读到商王赏给某人“多少多少串海贝”[1]。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交换媒介”的任务最终被各种金属承担了。应该说,金属是最符合上面5个条件的物质。比如在“黑暗时代”的古希腊,烤肉时用的铁制小叉曾经被普遍当作“交换媒介”。1905年前后,在以弗所的月神阿尔忒密斯神庙(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遗址,曾经出土了人们献给女神的许多物品,里面就有这种小铁叉,年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2]。《历史》二135也提到了这种奉献小铁叉的习俗。可以说这些小铁叉就是当时的钱。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斯巴达的“铁币”[3]
  不过,小铁叉离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货币还是有距离的。同样是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赫西奥德,写过一篇几乎涉及到当时希腊人生活各方面的长诗《工作与农时》,里面一次也没有提到货币或者钱或者小铁叉。以上这些“交换媒介”(牛、海贝、小铁叉)和今天意义上的钱,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它们不是由某种权力机构为了流通而特意制造的。一旦某种东西除了“交换”之外再无其它使命、由权力机构在背后保证其价值(这也就是信用)、并且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钱才算是诞生了。

吕底亚“狮币”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是由吕底亚人和中国的周人分别发明的。由于现在讨论的是古希腊,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吕底亚人这边。《历史》的一94明确说吕底亚人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已知最早的铸币就出现在吕底亚,时间估计是600 BC前后。即末代吕底亚王克洛伊索之父阿里亚特的时代。由于该货币上经常出现一只狮子的头像。所以也被称为“狮币”。之所以最早的货币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吕底亚当地富含金银矿(一93)。“狮币”就是由金银合金铸成的。具体来说,“狮币”大概含54%的金、46%的银,重量约4.74克,直径约11毫米[4]。从现存的“狮币”可以看出,吕底亚王国当时是在有意保证这些货币的成份、重量、大小的稳定,这就是国家保证其信用的体现。而打上狮头的印记,既表明王室(即上面说的权力机构)的支持,也体现了吕底亚的当地特色。所以这种在货币上打印记的做法,被后来所有铸币继承了下来。
  介绍“狮币”时我提到了它是按一个标准重量铸造的,这就涉及了币制问题。所谓不同的币制,在古代,其实就是指不同的重量标准。这还是和货币起源、发展的过程有关。在金属铸币出现之后,很明显,交易时该货币的购买力马上和该货币的重量有了直接的关系。该货币里有多少克的金、多少克的银,直接决定了该货币能够卖到怎样的货物。而不同的国家,在铸造自己的货币时,都会按照自己的一套度量衡来铸造,这就出现了该国的一套货币体系,这就是该国的币制。比如我国秦汉时代的主要货币是所谓“秦半两”、“汉五铢”,从名称上我们就能知道它们和重量单位有多么紧密的联系。至于“钱”这个名词,本来就是重量单位。同样的现象在下面要讨论的古希腊也同样存在。
  吕底亚位于西亚,而西亚最有实力的国家就是巴比伦王国,以及后来的波斯帝国。当吕底亚出现金银货币之后,西亚各国纷纷效法,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币制。这里面最有影响力的是波斯帝国的币制。原因很简单,大流士治下的波斯帝国统一了整个西亚、中亚,大流士又在帝国内部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这当然造成了波斯货币的统治地位。由于波斯人继承的是古巴比伦的度量衡,所以这套币制被称为“巴比伦币制”。
在巴比伦发现的古代重量标准件  由于考古学者已经找到了很多巴比伦、亚述、波斯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原件,所以研究“巴比伦币制”是很方便的。现在我们知道“巴比伦币制”主要是由两种单位组成的:“米那∕manû∕mina”和“谢克尔∕šiqlu∕shekel”。1米那合60谢克尔(这和巴比伦人对60进制的偏爱有关)。1米那约为500克,1谢克尔约为8.3克。介绍大流士的帝国时,我提到波斯的主要货币是“大流克金币”(daric),而1个大流克金币,其重量就是1个谢克尔;或者说1个大流克金币,其价值就是1个谢克尔。在这里,谢克尔既是重量单位,又是币值,这样的情况下面还会遇到。另外,古代中国人说“一两银子”的时候,“两”既是重量单位,也是币值。
  在古希腊,最先出现的是所谓“厄基那币制”。传说是由阿尔戈斯王菲顿(Pheidon)建立的(可以参考六127)。菲顿其人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学者们甚至无法确定他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由他建立币制的传说,也许没有任何的历史真实。但“厄基那币制”是确实存在而且广泛流行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除阿开亚族居住的中部山区),波奥提亚、帖撒利、克里特,甚至是西边的“大希腊”地区,都是实行“厄基那币制”的。而之所以叫“厄基那币制”,是因为这一时期,阿尔戈斯之东、雅典之南的厄基那岛,是爱琴海上商业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除“厄基那币制”,当时希腊还存在一种“优庇亚币制”,这种币制得名于波奥提亚之东的优庇亚岛,当时也是商业中心之一。这种币制在爱琴海上的诸岛屿,特别是小亚细亚沿岸各希腊殖民地比较流行。除这两种之外,由于当时海上力量最强大的腓尼基人也是从事贸易的好手,所以还有一套“腓尼基币制”存在。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这里说一些地区采用了同一种币制,并不是说这些地区共同使用一种货币,而是说这些地区的货币都采用了同样的重量标准。希腊各城邦自始至终都是各自铸造本城的货币的;采用同一币制的城邦,虽然彼此的货币重量都相同,但都在各自的货币上打上自己城邦的标记(有点像今天的“欧元”)。只有到了后来希腊被并入罗马帝国之后,才出现各地使用统一货币的现象。
  虽然希罗多德在三89明确给出了“巴比伦币制”和“优庇亚币制”的换算关系(78:60,即13:10),但对于“优庇亚币制”,包括“厄基那币制”、“腓尼基币制”,现在的研究仍然充满了争议。因为希腊不像波斯帝国那样拥有充裕、稳定的贵金属矿脉(吕底亚、印度、埃及等地)。希腊的这些币制,由于其经济基础的稳定太过依赖于商业、贸易、政治形势,所以很不稳定。当经济情况恶化或者与贸易伙伴的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货币就会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重量的下降、成色变差。另外,希腊本地的贵金属矿,比如第五卷提到的庞伽优斯山,在政治上又不是重要的中心地区。这里的货币往往是根据来此采矿、淘金者各自的要求而铸造的。最后,由于这些贸易归根结底都是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贸易,而小亚细亚是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波斯国内是实行“金本位”的(从来就没有“大流克银币”的出土),希腊各地则是“银本位”的。金与银的兑换关系又经过了复杂的演变。波斯国内的金银兑换一直保持在3:40,即3单位重量的金子等价于40单位重量的银子。《历史》三95把这个比例简化为1:13。希腊各地则先后出现过1:10、1:12等比例。金银兑换价格的变动就导致了这些过于依赖商业出超的城邦的币值的变动。所以,上面提到的三种希腊币制,都没有能最终稳定下来,其演变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里无法详细介绍。

  但是有一种希腊币制最终稳定了下来,并几乎成为希腊世界的“通货”,这就是雅典的“阿提卡币制”。这是我下面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阿提卡币制”,得名于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梭伦改革的时候。传说梭伦为了减轻负债者的负担,采取了让货币贬值的做法。具体的贬值比例,据亚理士多德说是70:100(《雅典政制》10节),据普鲁塔克说是73:100(《平行列传•梭伦传》15节),具体细节也许有出入,但“阿提卡币制”里货币的重量,确实比“优庇亚币制”、“厄基那币制”等等要轻,却是事实。
  “阿提卡币制”里最主要的货币单位是“德拉克玛∕drachma”[5],相当于人民币的“元”。“德拉克玛”这个名称来源自希腊语动词δράττω,意思是“抓”、“握”,“德拉克玛”的意思就是“一把”、“一捧”。可能是当古希腊的“交换媒介”还是小铁叉的时候,人们总是手上握着几根小铁叉,进行交易,于是“一把”、“一捧”这个量词,先是变成了一种重量单位,后来变成了一种货币单位。
  按重量,1德拉克玛约为4.31克,所以1德拉克玛的货币就是4.31克白银。由于该重量的银子的体积实在太小,所以在铸币时,铸造最多的是4德拉克玛,即17.24克的银币。4德拉克玛银币,约含98%的银,直径约24毫米。另外,从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时代(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所有雅典银币的形制都大同小异:正面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的侧面像,背面是雅典娜的圣鸟猫头鹰,以及雅典的城名“ΑΘΕ”(可以参考下图)。所以,各种雅典银币得到了一个“猫头鹰币”的俗称[6]。除最流行的4德拉克玛银币之外,还有比如10德拉克玛、6德拉克玛、2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等银币。

雅典的4德拉克玛银币(正面)
雅典的4德拉克玛银币(正面)
雅典的4德拉克玛银币(背面)
雅典的4德拉克玛银币(背面)


  “阿提卡币制”里,还有两个比德拉克玛更小的单位。“奥波尔∕obol”(相当于人民币的“角”)和“查库斯∕chalkos”(相当于人民币的“分”)。1德拉克玛合6奥波尔(约为0.718克),1奥波尔合8查库斯(约为0.09克,由于币值太小,所以查库斯是铜币)。其中obol的原意是“一根”,大概是由“一根小铁叉”演变而来的;chalkos的原意是“一点点”、“一小撮”,这里借指其少。
  在德拉克玛之上,还有两个比它更大的单位。“米那∕mina”和“塔兰同∕talanton∕talent”。100德拉克玛称为1米那(431克),60米那称为1塔兰同(25.8公斤)。和德拉克玛不同,米那和塔兰同主要是重量单位,铸币时是不会铸造这么重的银币的。米那在前面介绍“巴比伦币制”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而且米那和塔兰同之间是60进制,这说明了“阿提卡币制”和“巴比伦币制”之间是有联系的。不过,这里的1米那(431克)明显比“巴比伦币制”里的1米那(500克)要轻。另外,考古发现的“厄基那币制”里的1德拉克玛银币,重量约是6.2克,也比“阿提卡币制”的1德拉克玛(4.31克)要重。
“大流克”金币  除了这些单位之外,古希腊人谈币制的时候,还经常用到一个单位叫“斯塔铁尔∕stater”,比如在《历史》第七卷来慰问薛西斯王的这位富翁,财富中金子的部分就是用斯塔铁尔计算的。其实“斯塔铁尔”本身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重量∕币值单位(这一点王以铸的中译本没有注意到)。Stater的原意只是“标准”(可以参考英文中的standard)。当波斯帝国以大流克金币为主要通货的时候,大流克金币就被视为一种“标准”,所以才有“大流克•斯塔铁尔”的说法。当希腊本土以“厄基那币制”为主的时候,因为“厄基那币制”里使用的最多的是2德拉克玛的银币,重量约12克,所以这时的“斯塔铁尔”指的就是2德拉克玛∕12克。等到“阿提卡币制”占据主导地位,雅典的4德拉克玛“猫头鹰币”流行的时候,“斯塔铁尔”也就相应地变为4德拉克玛∕17.2克。由于希腊是“银本位”的,所以一般不用德拉克玛、奥波尔来指金币,一般用来衡量金币重量的就是这个变化中的“斯塔铁尔”(如三130)。而研究古代记载中对金币的描述时,一定要注意作为计量单位的“斯塔铁尔”具体指多少。
  至于为什么“阿提卡币制”会超过“厄基那币制”,成为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最流行的币制,主要是因为:1.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实力的迅速增长,它的“提洛同盟”控制了爱琴海东西两岸最富庶的地区,它的商业帝国内部的稳定,最终反映在其币值的稳定上;2.雅典于公元前5世纪初在城郊发现了银矿,这就为它稳定自己的货币奠定了物质上的保证,因为只要有稳定的银矿开采,币值就不会受到商业情况的影响。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爱琴海东岸、优庇亚岛等原来实行“优庇亚币制”的地方,已全部采用了“阿提卡币制”——并非直接接受“猫头鹰币”,而是改按雅典的重量标准铸造自己的货币。连“大希腊”的部分城邦,以及帖撒利等地,这些原来实行“厄基那币制”的地方,也倒向了“阿提卡币制”。这从经济角度上印证了雅典的势力扩张。
科林斯的“飞马币”,曾经是雅典的“猫头鹰币”的有力竞争者  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阿提卡币制”的胜利仍然没有使雅典的“猫头鹰币”彻底取代各城邦原有的货币。原来的“厄基那币制”等等也没有彻底消失。古希腊各地之间的货币兑换问题一直都是相当复杂的,即使是当时的人们对此也很头疼。我们经常能读到一些古代作家在提到某种货币时总要具体说明是某地的某种货币,有时还要附带说明其价值是多少。这是我们这个从秦、汉以来就一直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统一货币的民族难以想象的。这反映出至少从经济上说,当时希腊各地的联系仍然相当松散,并不是一个紧密的整体。古希腊地区归根到底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式的政治∕经济体。
  关于古代希腊、西亚各地货币情况的具体讨论,可以参考这里

  说完了币制问题,最后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些古代货币的具体价值。
  按今天(2007年1月22日)的上海黄金市场的收盘价,白银是每千克3608元。这样,“阿提卡币制”的1德拉克玛,约合今天的15.55元人民币。1奥波尔约合2.59元,1查库斯约合0.32元,1米那约合1555元,1塔兰同约合93303元。
今天希腊的1欧元硬币上依然有猫头鹰的形象  如果按购买力来看的话,当时1个奴隶的平均价格约为100德拉克玛,50公升大麦的价格约为2德拉克玛。1个普通雅典人1年的基本生活费用大约为120德拉克玛,1天只需2奥波尔。因为城邦给退役的伤兵、未满18岁的孤儿提供的津贴(有点像今天的最低生活补助)就是每天2奥波尔。另外,由于当时雅典的公民大会、法庭等都是由普通平民组成的,所以城邦向因为参加这些公众事务而放弃自己手艺或营生的群众也提供生活津贴,津贴的数目也是每天2奥波尔。公元前5世纪晚期这个标准上调到了3奥波尔。而当时各城邦给雇佣兵的薪金大约是每天1德拉克玛。所以在当时各地都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一些“职业”军人了。还有,当时的海军的主力舰是三列桨舰,1艘三列桨舰的标准人员配置是170名桨手,30名战士。而1塔兰同是1条三列桨舰上所有人员1个月的薪金(第八卷有一个地方会需要这一点进行比较参考)。最后,古代奥运会的冠军一般都会获得城邦的一笔奖金(数额各地有所不同)。雅典的这个奖金标准是500德拉克玛。
  另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雅典从“提洛同盟”的各城邦收取的年费是平均每年600塔兰同,按白银的价格算约等于今天的5560万元,从购买力上算应该更多一些。而波斯帝国鼎盛时期,即大流士王统治的时候,每年从各税区收取的税款总额是14560“优庇亚塔兰同”(三95)。“优庇亚币制”的塔兰同具体有多重今天仍不能确定,但即使用更轻的“阿提卡币制”的塔兰同代之估算,这笔钱也有将近13亿5850万元了。
  回到本项札记开始的地方。富翁披提欧斯愿意用自己的全部家产充作薛西斯王的军费。而他的财产有“2000塔兰同的白银和3993000大流克•斯塔铁尔的黄金”。如果以这里的塔兰同为“巴比伦币制”的塔兰同(即60“巴比伦米那”),那么就是60吨白银和33.14吨黄金。而今天上海黄金市场的黄金收盘价是每克158.66元,所以他的全部财产约合54亿9380万元。一个人的财富居然比波斯全国4年的国库总收入还多,怪不得薛西斯王会大吃一惊了。
──────────
[1] 这影响了诸如“贵”、“贫”、“贪”等字。
[2] 可以参考这里
[3] 关于斯巴达的“铁币”,可以参考第六卷第5项札记。
[4] 可以参考这里
[5] 进入“欧元区”以前,现代希腊的基本货币单位也是德拉克玛,就是为了纪念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6] 其它城邦的货币上都有各自的城邦印记。比如厄基那的海龟、科林斯的飞马、以弗所的蜜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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