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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当时斯巴达政治情况的简介
  在归纳古希腊政治形态的演变时,我提到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典时代希腊最突出的两个城邦。前面我已概述了雅典的政治演变,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斯巴达的政治情况。下面的叙述主要依据的是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下面引用时简称《吕》),并结合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各卷中的段落。

  斯巴达的早期历史可以上述至迈锡尼时代,即最早的希腊民族“阿开亚人[1]∕Achaeans”(伊奥尼亚族的祖先)进入希腊本土,颠覆此前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米诺斯文明的时候(约2250 BC)。当时的斯巴达是迈锡尼的一个附属城邦。神话中娶了海伦的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弟弟墨尼劳斯,此人正是当时的斯巴达王。
  约1100 BC,又一支希腊民族——多利斯人入侵希腊,摧毁了迈锡尼的霸权。包括斯巴达在内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被多利斯人占据。按照古希腊人对“多利斯人入侵”的神话解释,即所谓“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2]的说法,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们征服了伯罗奔尼撒之后,用抽签的办法分配了他们的领地。整个多利斯族占据的地盘被分成三部分:阿尔戈斯及周边地区、拉科尼亚(Laconia)平原、美塞尼亚(Messenia)平原。斯巴达现在是拉科尼亚地区的首府。没有被多利斯人占据的地盘里,半岛中部的阿卡狄亚(Arcadia)、西北部的阿开亚(Achaea)都是山区,这里居住着残余的前多利斯居民,即阿开亚人。虽然他们曾经是《荷马史诗》的主角,现在却只能寄人篱下[3]。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城是奥林匹亚赛会的举行地。这一带的首府是埃利斯,所有古代奥运会的主办国。按照传说,埃利斯一带居住的是协助“赫拉克勒斯族”打回来的一些埃托利亚人[4](Aetolian)的后裔。这一段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民族分布的介绍,还可以参考《历史》的八73。
  希罗多德在六52讲的斯巴达双王制起源的传说,就是“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故事的后续。传说抽签分得拉科尼亚统治权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4世孙阿里斯托得莫(Aristodemus)的一对孪生子。因为是孪生子,所以斯巴达人就有了两个王族,每个王族各自有一个人继承王位,两个王的权力一样(关于斯巴达王的权力,见六56、六57)。
  斯巴达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国。他们一直对西边肥沃的美塞尼亚平原抱有野心。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通过“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征服了美塞尼亚。公元前7世纪,被征服的人民起来反抗,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战之后,出于时刻准备镇压被征服人民反抗的需要,斯巴达的国家体系越来越向军事倾斜,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整个斯巴达社会也就此形成了三个阶层:Spartan∕斯巴达人——多利斯族征服者,享有公民权;“Perioikoi∕藩民”——主要是拉科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只享有半公民权;“Heilotae∕Helots∕黑劳士”——也译作“希劳特”,美塞尼亚地区的被征服民族,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就是国家奴隶。

  在斯巴达人的传统中,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的建立,是和一个叫吕库古(Lycurgus)的传说人物分不开的。据《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以及《历史》一65,我们得知:这位吕库古,如果真存在的话,大概生活在公元前8、9世纪。据说他是某位斯巴达王的兄弟,在国王的遗腹子尚未出生前担任摄政王。他根据德尔菲的皮提亚神谕设立了斯巴达的“大公约”(Rhetra),并对斯巴达人的生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个明显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的真实性暂且不去深究,反正斯巴达人自己是深信不移的,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各种法律,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都归结于吕库古的立法。下面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吕库古立法”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首先,据希罗多德说,斯巴达仅有的两个权力机构——“元老院”和“监察院”都是吕库古建立的(一65);或者按普鲁塔克的说法,他本人只建立了“元老院”,“监察院”是后人根据他立法的精神,在他逝世后130年建立的。“元老院∕gerousia”的成员是28名终身职的“元老∕gerontes”,以及两位世袭的王。一旦有“元老”逝世,斯巴达人便召开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出新“元老”。普鲁塔克还提到“元老”候选者的年纪必须在60岁以上(《吕》26节)。“元老院”负责起草城邦的政策法案,公民大会只能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不能修改。城邦的日常行政权力归“监察院∕ephoreia”,此机构由5名“监察官[5]∕ephoroi”组成,也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权力极大,主要职责是监督政策的施行,必要时甚至可以弹劾国王。
  传说中的吕库古的第二个作法就是重新分配了斯巴达的土地。斯巴达本地的土地被分成9000块“份地∕kleros”,每个斯巴达成年男子一块,且不能转让、不能继承,所有者死后,份地即被政府收回,以便分配给新出生的公民。拉科尼亚其余的土地被分成30000份,分给“藩民”耕种,并需要缴纳部分收成。新征服的美塞尼亚的土地分给所有斯巴达人,可以转让。不管是份地还是新征服的土地,都由类似农奴的“黑劳士”耕种(《吕》24节)。斯巴达人不从事农业。事实上,按照吕库古的设想,斯巴达人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
  吕库古的另一项举措是设立了“共餐制∕syssitia”(一65),或者照普鲁塔克的记载,叫philitia(《吕》12节)。这就好像是后来的“公共食堂”。大致上15个人结成一个“共餐团”,每人每月都交出一定数量的大麦、酒、乳酪、无花果(希腊人主要的小吃)以及一点钱。除开特殊情况,一个“共餐团”的人平时就在一起吃饭,连国王也不例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让大家习惯于集体生活。
  斯巴达人还把他们对青年的特殊培养方式归到吕库古的名下。小男孩一生下来就交由部落的长老检查,如果生得健壮,长老就让父亲把孩子养大,以后可以得到9000份地之一,否则孩子就要被抛进一个峡谷,任其自生自灭。小男孩一长到7岁,就由城邦统一收养培育,孩子的父亲从此不能对他的生活有丝毫的干预。同一年龄段的少年被编为连队,进行极其艰苦严格的教育。比如大运动量的身体锻炼、很少洗浴、一年四季只穿一件大氅、永远是光脚走路、晚上睡在自己空手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上、饮食总是故意低于正常的需要量[6]等等,而且随时受到成年人的监督。在教育的内容方面,斯巴达人主要培育的是军事方面的技能,文化知识、艺术修养方面相对比较轻视。久而久之,斯巴达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说起话来非常简短的性格就闻名于全希腊了。
  现代英语中“拉科尼亚的∕laconic”,就是“寡言少语”、“言简意赅”的意思。《平行列传•吕库古传》记录了很多斯巴达人说话简短的例子。希罗多德在三46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希望斯巴达人出兵赶走波吕克拉底,使者们为此发表了长篇的演说,斯巴达人听完后却说他们只记得演说的结尾,忘记了演说的开头,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典人色诺芬,这位柏拉图的同学,甚至说在斯巴达,男孩比石像还要沉默,比女孩还要娴静[7]
  从7岁到21岁,斯巴达的青少年们就是在这样苛刻的训练中成长的。成年的斯巴达人都被编入“公民军”。他们的训练依然很苦,只有到晚上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公民军”的服役期是直到一个人拿不动武器才算结束的,所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乎伴随着每个斯巴达人终身。斯巴达人唯一放松军事训练的时候,是在他们准备战斗之前。所以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以放假的心情去战斗的人”(《吕》22节)。这样一个纯粹以战士为唯一职业的城邦,里面都是时刻准备甚至期待战斗的苦行僧,其军事力量怎么可能不是全希腊最强悍的呢?
  另外,据说吕库古还制订了很多生活方面的法律。比如他规定斯巴达使用铁币(《吕》9节),以便和外界断绝经济往来;比如他说只能用两种工具加工盖房子所用的木料——斧子和锯子(《吕》13节),为的是让斯巴达人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规定中最奇特的就是有关妇女的部分。比如他规定年轻女性也要进行体育锻炼(《吕》14节)。这在当时的希腊,或者所有古代世界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比如正常婚姻之外的偷情,如果发生在健壮的年轻男女之间的话,是被允许甚至鼓励的(《吕》15节)。这一切都是为了能生下健壮的婴儿。对于婚姻制度的漠然置之,有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曾经有斯巴达人说:“我们这里没有通奸犯”(《吕》15节)。原始的“共妻制”的遗风,似乎以这种新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不要说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没有其它民族的女性可以相比,就算是现代社会中经过“女权主义”洗礼的女性也比不上。曾经有人对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的妻子戈尔戈说:“你们斯巴达妇女是唯一统治自己丈夫的女人。”戈尔戈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吕》14节)。看来军事方面的考虑仍然是解释斯巴达妇女地位之谜的关键。
  不管这些是否真是出于吕库古的立法,还是后人把久远的历史中沉淀下的各种风俗都归到一个虚拟人物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产生的特殊社会。这里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主旨的。由于有不可转让的“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藩民”、“黑劳士”,斯巴达人无需操心自己的生活来源;由于铁币和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没有追求财富的野心和动力;由于“共餐制”,他们早就习惯了生活在集体之中,也习惯了行动的一致。这些都是为了让他们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并且培育出一支行动划一的军队。斯巴达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军事化的管理中渡过的,整个城邦就是一个大军营。普鲁塔克总结得好:斯巴达人是“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隶属于国家”(《吕》25节),也就是说,隶属于军队。

  前面第三卷第8项札记提到在古代,很多学者都很赞赏斯巴达人的政体。除了前面引用的普鲁塔克的评价之外,这里再提供两个例子。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在他的《拉栖底梦政制》开篇就说“虽然斯巴达的人口是全希腊最少的,但它也是全希腊最强大、最著名的城邦”。柏拉图自己,虽然属于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奠基作用的梭伦的后代,但对斯巴达的政制也颇为赞赏。在他的政治学说集大成之作《法篇》中,斯巴达的政制就是他主要研究、借鉴的对象之一。在《国家篇》(也被译为“理想国”)中,他那一套公民培养计划,比如注重优生学、妇女也应进行体育锻炼、城邦统一负责年青人的教育、把诗歌排除在文化教育的内容之外,都看得出斯巴达的影响;他甚至差一点就明确提出“共妻制”了[8]
  如果我们想像力丰富一点的话,还可以把斯巴达的政体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比如斯巴达人几乎没有私有财产、他们的一切都是归城邦(即国家)所有的、由城邦(即国家)来负责对青年人的教育、斯巴达人内部几乎没有阶级差异——即使是两个王,也仅仅享有一些祭祀、军事上的特权,在经济上则几乎和常人一样(六56、六57)、“共餐制”∕公共食堂、对于军事的看重(这一点不是共产主义的本意,只是苏联版共产主义的特点)、废除继承权和实质上的“共妻制”(这两点《共产党宣言》中都明确提到了)等等。最显著的一点是所有斯巴达公民都自豪地自称“平等人∕homoioi”。而“人人平等”,正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这种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仅仅是表象。斯巴达的社会其实更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再现,和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斯巴达人自身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但那些“藩民”、“黑劳士”就是被他们压迫的阶级。在“平等人”之间权力是共享的,但被压迫的阶级则权力很少(如“藩民”),或者根本没有(如“黑劳士”)。对被其统治的阶级的压迫而言,斯巴达人又是最不讲“平等”的。即使是在普遍实行奴隶制的希腊,斯巴达人对待“黑劳士”的严酷仍然让很多外邦人寒心。他们的青年培养训练中就包括执行一些暗杀“黑劳士”的秘密任务。当时有句俗语“在斯巴达,自由人是最彻底的自由人,奴隶是最彻底的奴隶”(《吕》28节)。要知道,斯巴达的特殊政治制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镇压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这和真正的共产主义简直是背道而驰。不过,即使是实行了民主制的雅典,当时也是实行奴隶制的。就这一点上说,共产主义和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因为斯巴达人的阶级压迫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而他们的阶级内部的平等也是所有古代社会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一些方面非常像共产主义,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不像。

  就斯巴达人来说,当时希腊的一些学者尊重、甚至崇拜他们的原因不外乎: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金钱、物质享受、华丽词藻的一概摒弃、公民之间的平等。这里没有令其它城邦头痛不已的党争。用个前面经常提到的术语来说,斯巴达似乎是个“军事民主制”的活化石。“军事民主制”里的三个因素:“徒有其名”的王、掌握实权的“长老议事会”、保留最后决定权的“公民大会”,似乎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周围其它民族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军事民主制”自从“荷马时期”就开始崩溃,逐渐被其它政体(比如僭主制和民主制)取代的情况下,时间和社会似乎在斯巴达人这里凝固了。
  但是,这个9000人的“平等人公社”其实是靠“开历史倒车”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都知道:社会变革的产生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再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最后出现革命,人民起来推翻上层建筑。而斯巴达人却用近乎“自我虐待”的摒弃物质享受——这种实际上人为遏制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办法,防止了社会的变革,得以让他们的上层建筑——“军事民主制”能够继续存在。换言之,当雅典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平原党”和“山外党”水火不容的时候,斯巴达人却用不可变更的9000份地阻止了土地问题的激化;当靠海外贸易和银矿开采起家的工商业阶层在雅典崛起并成立“海岸党”参与政治角逐的时候,斯巴达人却主动地和外界斩断了一切经济交流,使自己的城邦无从产生这样一个阶层。其结果就是尽管他们压制住阶级分化的苗头,让自己的公民尽可能保持经济上的平等,进而保持政治上的“军事民主制”,也保持了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纯朴的道德,但阶级分化其实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压制阶级分化,也就直接导致了生产力水平得不到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落后。前面第三卷第8项札记提到斯巴达原来并不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但和后来的雅典一比较,斯巴达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停滞不前,单纯靠军事纪律维系的国家,必将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章中说过:如果斯巴达后来荒废了,后人将很难从其遗址上得知这个城邦曾经享有那么崇高的名声和那么大的势力;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雅典身上,后人从那么多建筑遗迹所推测出的雅典的实力,将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这恰恰是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不看重斯巴达,转而崇拜雅典的原因。因为雅典在文化上的贡献确实斯巴达望尘莫及的。
  另外,正是由于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制,所以斯巴达人保留下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相形之下就更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人也有选举,但城邦的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斯巴达的“元老院”和“监察院”无需像雅典那样必须对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法庭负责,他们的行政基本上是不受公民大会监督的。这里也没有梭伦那样的400人“议政会”或者克莱斯提尼的500人“议政会”。普通公民几乎没有参政的机会。再加上他们用军事压迫的方法维持对于“藩民”、“黑劳士”的统治。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以扩大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民主制。所以斯巴达虽然没有如雅典原先的“好父亲”小集团或者科林斯原先的“巴齐代伊”小集团之类的家族统治,他们仍然被普遍认为在政治上倾向于维持少数人特殊权利的寡头制。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仅仅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对希腊各地控制权的“争霸战”,还是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战”。和2300年后我们时代的“冷战”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在当时也有“两大阵营”的说法,即倾向民主制的城邦都支持雅典,倾向寡头制的城邦都支持斯巴达[9]
  我们在这里无意全面评价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寡头制的代表——雅典和斯巴达的优劣之分。但是,且不谈文化、经济上的贡献,至少在是否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上,我们更倾向于雅典。因为它所采取的是正视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分化,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种分化带来的影响,用“全体公民都参与政治、都分享权力”的办法,让阶级矛盾在议会斗争中达到妥协,从而尝试解决问题。雅典的民主制当然是不完美的。比如他们还保留着奴隶制,比如他们对于当选的官员缺乏必要的素质要求(如苏格拉底的批评),比如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如修昔底德的批评)等等。但这些问题,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的作法超出了他们的时代而产生的。相比斯巴达用抗拒进步的办法维持表面上的“人人平等”,显得似乎永远不会产生问题,雅典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事实上,希波战争后期,斯巴达的政体就有了瓦解的先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斯巴达社会爆发出大量问题,致使他们的“军事民主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也逐渐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在我们现在研究的《历史》所描写的希波战争的年代,雅典的民主制刚刚建立,斯巴达的寡头制也正处在它的鼎盛阶段。优秀的军事素质、纯朴的道德观、对于敌人的侵略坚决抵抗到底的决心,都是斯巴达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整个希波战争,就是这两座城邦——一个处在其历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正在上升的势头中——合作救国的一篇史诗。

  前面强调了很多斯巴达人维持其“军事民主制”的努力,这不等于说斯巴达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推翻“军事民主制”的尝试。事实上,第五卷和第六卷中反复出现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其实想在斯巴达建立僭主统治,就像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或者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那样。对此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上进行推断。
  比如克里奥美尼对帮助雅典末代僭主希庇亚斯复位的热衷(五90)、他想帮助希庇亚斯逃走之后雅典寡头派的首领伊撒戈拉斯成为新的雅典僭主(五74)、他用自己的同僚国王戴玛拉托斯身世上的疑点将其放逐,使自己成为斯巴达实际上唯一的王(六61至六66)等等。最主要的证据在关于他发疯的传说(五42、六75)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的克里奥美尼真地是个疯子,因为他先是公正地回绝了从萨摩斯逃出的迈安多里欧(三148),后来又拒绝支援伊奥尼亚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五50)。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理智、很谨慎的人。之所以会有关于他发疯的传说,是因为古希腊人总是将行为不符合习俗的人看成疯子,比如第三卷中的波斯王刚比西斯。克里奥美尼可能就是一个不满足于自己“徒有其名”的王位,想成为真正的国王的人。最明显的例子是传说他总是用自己的王笄打人(六75),这应该是他强调自己的王权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在坚持“军事民主制”的斯巴达人看来,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僭主制或者波斯那样的王制,是绝对违反他们的习惯,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想搞革命的人说成发了疯。最后,他死亡的方式也很奇怪。据说他是在禁闭的密室里,用刀切割自己的身体最后死去的(六75)。这更像是一场谋杀。实际上,希波战争后期,还有一位斯巴达历史上的名人进行过和克里奥美尼一样的尝试,也落得了一样的结局。那就是在479 BC,率领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陆军大将玛多尼奥斯的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告诉我们,波桑尼阿斯后来想成为全希腊的僭主∕国王,阴谋败露之后,他被“监察官”们锁在一间神庙里活活饿死了。斯巴达的“监察院”可能也是这次克里奥美尼之死的直接主使,关于此人发疯的传说可能也是他们散布的。在维护“军事民主制”方面,“监察院”是斯巴达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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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古希腊各民族,可以参考第一卷第24项札记。
[2] 可以参考第五卷第12项札记“僭主群像”中讲“民族问题”的部分。
[3] 斯巴达强盛时,曾多次率领阿卡狄亚人作战。等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及马其顿人的兴起造成权力真空时,阿卡狄亚和阿开亚转而企图建立自己的霸权。后来,当罗马人介入希腊事务时,(第二次)阿开亚同盟正在蒸蒸日上之时。所以等到罗马最终征服希腊之后,便把整个巴尔干半岛南部称为“阿开亚行省”。
[4] 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说法,埃托利亚人是人类始祖丢卡利翁的女儿普罗托琴妮(Protogenea)和宙斯所生的儿子埃托罗斯(Aetolus)的后裔。
[5] “监察官”的名称在王以铸的《历史》中译本里被译成“五长官”,在《平行列传》的中译本《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被译成了“民选长官”,似乎都过于含混。
[6] 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肥胖;二是让斯巴达少年从小就习惯于偷窃,以后在战场上就会成为很好的探子;三是培养少年在艰苦环境中的忍耐力。
[7] 《拉栖底梦政制》3节。
[8] 《国家篇》五卷,457D以下。
[9]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5章,237页。


6.当时的希腊各城邦间的关系
  这里主要依据《历史》第五、第六卷的记载,大致归纳一下希波战争爆发前希腊各城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治生态。
  简单说来,当时的希腊本土在政治上可以分成四大集团,其中在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有五大城邦。在这里上演的是一场“四国演义”,有时甚至是“五国演义”。
  四大集团从北向南依次是波奥提亚(Boeotia)集团、阿提卡(Attica)集团、阿戈利斯(Argolis)集团、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os)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邦。波奥提亚集团里是忒拜,阿提卡集团里有雅典,阿尔戈斯是阿戈利斯集团的中心,伯罗奔尼撒集团的首领当然是斯巴达。每个集团里有不少的小城邦,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服从主导城邦的领导。这四大集团之间,换言之,就是这四个主导城邦之间经常爆发冲突。有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不同的集团之间会进行合作,有时也会采取侧面的牵制行动。但总体上这四个集团仍保持着彼此的独立性。这种复杂的局面导致的复杂外交关系,是我们研究古希腊时需要特别小心的。
  由于希腊在地理上被一道窄窄的科林斯地峡分成两部分,所以这四个集团之间主要是两两相对的态势。即在巴尔干半岛南端,有忒拜和雅典的对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有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的争霸。

  忒拜和雅典的对峙由来已久。自从约1100 BC多利斯人南下入侵希腊本土,摧毁了迈锡尼的统治以来,这两座在各自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城邦就有了征服对方的企图。双方结怨的过程已不可详考,但古人用传说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比如三大悲剧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的名著《俄狄浦斯王在科罗诺斯》讲到:曾经杀父娶母的忒拜王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之后,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自我流放。他最后从忒拜流浪来到了雅典,并被当时的雅典王忒修斯收留。这时统治忒拜的是俄狄浦斯的内弟∕舅舅克瑞翁。克瑞翁想把俄狄浦斯抓回到忒拜去,结果就导致他和忒修斯之间起了争执。这种神话当然没有历史的依据,但至少让我们知道忒拜和雅典之间的纠纷确实由来已久,以至于公元前5世纪的人们都要把纠纷的根源追溯到神话中去。
  以今天的政治学来看这两座城邦之间的冲突也是很有趣的。雅典为了削弱忒拜在波奥提亚集团内部的影响力,就利用该集团内部一个小城邦普拉提亚和忒拜之间的矛盾,把普拉提亚紧紧地拉拢到自己身边。希罗多德在六108讲述了雅典帮助普拉提亚击败该集团其它成员进攻的故事(此战大概发生在519 BC),这样普拉提亚就成了雅典钉在波奥提亚集团内部的一根钉子,随时可以用它来打击忒拜人[1]。同样地,忒拜人也利用雅典和其附近的一个小岛——厄基那之间的矛盾,支持厄基那人反对雅典。厄基那和雅典之间的矛盾是第五卷、第六卷反复提到的内容,比如五79至五89,六49、六50、六73、六87至六93。之所以这么频繁地讲到,因为厄基那岛就位于雅典的港口附近,对于雅典的海上贸易线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岛和雅典为敌,雅典人的海外贸易将随时有灭顶之灾。而且雅典和厄基那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好几年(489 BC至481 BC),后面我们将得知这一仗对于后来雅典建立海上帝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希罗多德多次提到厄基那背后有忒拜人的支持。这一仗其实是忒拜在借厄基那的手消耗雅典的资源,逼迫他们减少对普拉提亚的支援。两大集团就这样用两个小棋子互相牵制[2]
  另外,这两个小棋子还把另两大集团——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卷了进来。我们知道,斯巴达在普拉提亚倒向雅典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六108),目的当然是希望借雅典人的手削弱忒拜,让他们无暇西顾。阿尔戈斯也曾经帮助厄基那与雅典作战(五86),为的是不希望在自己的西边已经有一个对头的情况下,东边再出现一支过于强大的力量。围绕着这两个小地方发生的,其实是整个“四国演义”中微妙平衡的一次次倾斜。

  至于阿尔戈斯和斯巴达之间,他们之间的冲突要直接、激烈得多。按原先“赫拉克勒斯族回归”的传说,多利斯人的聚居地被分成三大块:阿戈利斯、拉科尼亚、美塞尼亚。由于阿戈利斯的所在地就是原来的迈锡尼霸权统治的核心地带,所以阿尔戈斯实际上是多利斯诸族的首领。但斯巴达在吞并美塞尼亚之后,其势力已超过阿尔戈斯,于是就开始了取代阿尔戈斯地位的尝试。
  这两个城邦之间有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发生在吕底亚王克洛伊索被波斯王居鲁士征服的时候(547 BC)。当时斯巴达和阿尔戈斯双方约定:各自派出300名战士作战,以这300人的胜负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在一场史诗般的战斗过后,2个阿尔戈斯人和1个斯巴达人活了下来。双方都声称自己是胜利者,于是两军再次交锋,斯巴达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也是因为有这场战争,他们才没有来得及去援助克洛伊索(一82)。
  这两个城邦间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的时代,他曾经在一次对阿尔戈斯的作战中取得大胜,杀死了对方许多人,使得阿尔戈斯元气大伤(见六76至六83,约493 BC)。据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论妇女的美德》一文的“事例4”记载,阿尔戈斯在此役中阵亡的据说有7000多人。要知道,斯巴达军的全部主力也才9000人,所以阿尔戈斯在此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恢复过来。希罗多德甚至说当时他们城邦内部发生了奴隶起义(六83)。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地位从此被确立。一些原来从属于阿戈利斯集团的城邦也转而投向斯巴达。

  前面说当时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城邦有五个,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各自领导一个集团的城邦之外,第五个就是科林斯。科林斯按“赫拉克勒斯族”划分领地的传说,是从属于阿戈利斯集团的,在斯巴达和阿尔戈斯争霸的过程中,它逐渐转向斯巴达方面。但是,由于科林斯位于从大陆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唯一通道——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地峡的出口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再加上经过库普塞罗斯、佩里安德父子两代僭主的苦心经营,它的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希腊的一般城邦。虽然科林斯自己没有组织一个集团,但是它在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集团中,并不是一个如普拉提亚或者厄基那那样的棋子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它更像是伯罗奔尼撒集团的二号领袖。另外,科林斯一方面和主要依靠农业、陆军最强的斯巴达关系密切,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个以海外贸易起家的城邦,和同样以工商业为主、海军实力最强的雅典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它在这两大集团间可以说左右逢源。科林斯在政治上也很注意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注意发挥平衡作用。
  比方他们曾经调解过阿提卡集团和波奥提亚集团之间的战争(六108),比方他们曾经资助雅典对厄基那的战争(六89),为的当然是平衡忒拜对厄基那的支持。科林斯的“平衡外交”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想进攻雅典,恢复希庇亚斯的僭主统治的时候,是科林斯首先退出了斯巴达组织的联军,并最后导致远征无果而终(五75)。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让斯巴达过分强大。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是各种势力互相有矛盾,但又谁也吃不掉谁。只有这样,他们的“平衡者”的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这有点像18、19世纪英国的外交路线,即在欧洲大陆各国角逐时保持中立,一旦必要时就帮助处于劣势的一方,以恢复各集团间的势力平衡。比如他们在拿破仑称帝时期支持以德、奥为首的反法同盟,力求遏制法国势力的扩张。等到后来德国的俾斯麦崛起之后,英国又转向和法国结盟,以免德国的过分强大破坏欧洲的“均势”。

  不要以为上面的“四国演义”或者“五国演义”只是昙花一现,这几大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是理解公元前6至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关键。早的例子比如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为什么会比较成功,就是因为他搞好了和雅典最接近的两大集团的关系。希罗多德在一61告诉我们,他第二次被驱逐后之所以能打回去,部分原因就是他得到了忒拜人在金钱上的帮助和阿尔戈斯人在军事上的支援。所以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统治雅典的时候,阿提卡集团和波奥提亚集团、阿戈利斯集团都相安无事,雅典的发展才没有受到阻碍。所以当民主派推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之后,雅典的外交形势才变得严峻起来。
  后来,这种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更直接决定了各集团在对待波斯人侵略问题上的态度。480 BC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本土时,因为雅典是坚决抵抗波斯的,所以忒拜就选择投降了波斯人(见七132)。因为斯巴达支持雅典的抵抗,所以阿尔戈斯就选择了“中立”。事实上,希罗多德说得好,他们的“中立”其实就是“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八73)。而且希罗多德还记载了阿尔戈斯人和波斯人暗中确实有过接触(七150至七152)。为了彼此之间的不和,居然连民族大义都不讲了。这种政治短视是十分可叹的。
  当然,也有一些城邦没有染上忒拜和阿尔戈斯的狭隘,而是自觉地放下彼此的矛盾,共同迎击外来的侵略者。雅典和斯巴达自然是其中的代表,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厄基那。作为大国博弈中的小棋子,厄基那和雅典打了多年的仗,彼此间的仇怨肯定是很深的。他们一度也曾因为对雅典的仇视而倒向波斯(六49)。但是当后来薛西斯入侵时,他们没有再次因为“兄弟阋于墙”而忘记“外御其侮”,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反抗波斯的同盟。后来在雅典全城被波斯人占据的情况下,厄基那人还收留了部分从雅典逃出来的难民(八41)。他们的海军、陆军分别参加了萨拉米之战和普拉提亚之战,和曾经的敌人雅典人一起并肩作战。在决定性的萨拉米海战中,他们甚至被全体参战希腊城邦公认为是战斗得最勇敢的(八93)。厄基那人这种史诗英雄式的大襟怀,确实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希波战争之后,四大政治集团间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在地域分布上有一些变化。比如雅典的阿提卡同盟扩展到整个爱琴海地区,演变为提洛同盟。比如厄基那加入了雅典的提洛同盟。比如优庇亚岛从原来隶属于忒拜转向雅典等等。但总的态势并没有大的改变。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希腊政治生态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为了对付日益强大起来的雅典,波奥提亚集团和伯罗奔尼撒集团合并了,形成了对雅典的陆上包围圈。至于阿戈利斯集团,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仍然保持“中立”,但后来也加入了雅典阵营。理解这些集团彼此间的关系和历史上的立场,就会更好地理解他们后来的行为。

  最后需要解释一下德尔菲的问题。德尔菲是希腊的宗教圣地之一。我们前面多次提到当时的希腊人遇到什么问题总要去求神谕[3]。而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皮提亚所说的预言,被全体希腊民族公认为最为准确、最为神圣,甚至像吕底亚的克洛伊索那样的外族人也会来这里求神谕。德尔菲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集团。德尔菲也一直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集团间的争斗中。虽然在历史上,公元前6、5世纪的时候发生过几次争夺对德尔菲控制权的“圣战∕Sacred Wars”,但德尔菲自始至终是超然于各派政治势力之上的。所以这里不把它列为“四国演义”的角色之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希腊西北部的多多纳,那里的神庙以宙斯的名义发布的神谕也是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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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忒拜要到93年后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拔掉这根钉子,可以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三卷4章,230页。
[2] 就是在雅典和厄基那的冲突期间,发生了雅典妇女用别针刺死一位生还者并被迫改变服饰的事件。
[3] 关于神谕的讨论见第八卷第5项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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