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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前面提到希罗多德唯一一次批评雅典人,是因为他们支持了伊奥尼亚起义。原因是作者本人从头到尾就不认同这场起义。在他看来,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而后来波斯人入侵希腊、希腊人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场起义又是最直接的原因。所以他始终认为这场起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祸”(五28)。
  希罗多德抱这样的看法,当然和古希腊人根深蒂固的“宿命论”有关系。在普通希腊人看来,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宿命”的。而一件事如果最终失败了,那么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很多预示其结局的征兆出现;而从事这件事的人,肯定自身也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法,可能就是米泰亚德编“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时,要把放走大流士的责任推到希斯提亚欧身上的主要原因。这种“从后往前”看待事情、“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习惯,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社会很常见,在我们的古籍中也有太多的例子,这里不必详说。
  这就给我们想以客观态度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困难。因为如果“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一些事业最后失败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古人眼里,他身上的一些优秀的素质会被忽略,一些缺点会被放大。在中国历史中,这种失败者被“妖魔化”的例子里,最突出的大概是跟唐太宗李世民争天下的太子李建成。在新、旧《唐书》中,李建成都被写成一个似乎很不堪的人。但实际上,此人的才略决不在李世民之下。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编》有很精到的表述,这里也不去说它。在我们研究的《历史》这部书里,被“妖魔化”的失败英雄里,最突出的就是伊奥尼亚起义的两位领导者:阿里斯塔戈拉和希斯提亚欧。希罗多德给我们描述的这两人,几乎谈不上有任何的领导才能,更多的时候倒像是小人。比如“阿里斯塔戈拉……并没有使伊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大流士王找找麻烦而已”(五98)、“从米利都人阿里斯塔戈拉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气魄的人物”(五123)。
  关键的问题是,在希罗多德的讲述里,这两个人发动伊奥尼亚起义的动机非常模糊。阿里斯塔戈拉是因为害怕付不起远征纳克索斯岛的费用,又怕被自己得罪的希波远征军统帅美伽巴佐斯在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便决定起事。我不能相信这样两个非常个人化的原因就足以促使他决心将整个东爱琴海搅个天翻地覆。而希罗多德对希斯提亚欧策划起义的原因说得更离谱。他说希斯提亚欧是因为被大流士软禁在波斯,想回到故乡米利都,所以鼓动阿里斯塔戈拉造反,以便自己有机会回来。也就是说,希斯提亚欧发动起义,其实只是因为他害了思乡病。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我们也只有相信伊奥尼亚起义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蠢动”、“灾祸”了。我们如果被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迷雾所蒙蔽,那么我们将无法认识到伊奥尼亚起义背后隐藏的真正的原因。


9.伊奥尼亚起义的原因
  除开希罗多德所说的那些可能全属子虚乌有的个人原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的伊奥尼亚与波斯,以及广义上希腊和波斯之间的形势,阿里斯塔戈拉和希斯提亚欧发动伊奥尼亚起义的真正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政治上的原因。本来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都是独立的、自主的。但自从吕底亚王克洛伊索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控制了这一地区以来,他们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被迫听命于一个外来政权的发号施令。吕底亚被波斯推翻后,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只不过换了一个主人而已。久而久之,必然生变。这个原因是存在的,但不会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伊奥尼亚诸城邦屈从于外来政权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何以要这个特定的时候起义呢?
  2.政体上的原因。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雅典刚刚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事件肯定给当时的伊奥尼亚人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这里主要还是实行僭主制度的。僭主制度在伊奥尼亚发展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民现在看到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来当家做主的政体在雅典兴起,肯定对僭主政体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不满。而我们知道,伊奥尼亚各僭主的总后台是波斯人。僭主们要在人民的不满中继续统治,必然越来越重地依靠波斯人的支持。阿里斯塔戈拉本人就是一位僭主,他也曾依靠过波斯人的军事力量去远征纳克索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他要对付米利都本地人民的革命,肯定也会去找波斯人的。所以在普通伊奥尼亚人看来,他们追求民主制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本地的僭主,而是来自波斯人,因为本地的这些僭主只是波斯人的傀儡。明白了这个,我们就明白阿里斯塔戈拉在起义爆发之初,自动放弃僭主身份,并在伊奥尼亚各地推行民主制(五37)是有良苦用心的。
  另一方面,波斯人支持僭主们其实源自他们对征服地区的一贯政策。即从居鲁士时代开始,他们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总是尽量少作变动,追求政治上的连续性,遵重当地人的习俗和习惯,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波斯人仅满足于税收和朝贡,不直接介入当地的政治事务。所以他们从吕底亚人手里夺来对伊奥尼亚一带的控制权之后,自然支持这里的僭主政体继续存在下去。当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波斯人才发现这种政体已经不被本地的人民所拥护了。所以当起义最终被平定之后,波斯人在这里也顺应潮流地推行起民主制度起来(六43)。自己实行王制的波斯人居然推行起民主制来了。就算只是作秀,这样的举动也足够令人震惊。这一方面说明政体问题确实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他们对于民主制并没有抱着“深恶痛绝”、“不共戴天”之类的敌意。今天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们把希腊-波斯战争简化为民主-专制之间的战争,是欠妥的。
  3.民族上的原因。阿里斯塔戈拉在起义之初,解放了被美伽巴佐斯掳到亚洲来的派欧尼亚人,并让他们回家。在现代人看来,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即起义者是以“民族解放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起义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民族摆脱波斯人的压迫;可以说这次起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但是现代人的这种联想恐怕有些理想化了。阿里斯塔戈拉可能有某种初步的“民族自决”的意识,但这场起义不能被看成是“民族解放战争”。因为“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希腊各地各城邦间常年的彼此争斗,已经造成了他们彼此之间最深刻的互不信任,实际上消解了他们把对方视为“同胞”的民族认同感。换句话说,“希腊民族”这个词尚没有实际意义,又何来“民族解放战争”呢?在阿里斯塔戈拉向斯巴达求援的故事里,虽然他恳求克里奥美尼“把你的伊奥尼亚的同胞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吧”(五49),但对方却不置可否。在他向雅典求援的故事里,我们更是丝毫没有读到他以“解放希腊人”之类的口号来唤起别人的同情和支持。即使他用了这类口号,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后来起义的实际过程中,起义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居住的地区,比如说塞浦路斯,比如说开利阿,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主要是非希腊民族。要到后来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本土时,希腊人才第一次团结在一起,像一个统一民族那样行动;“希腊人”到那时才第一次有了代表一个民族的含义。希波战争是引发希腊人团结在一起,产生对“希腊民族”的皈依感的一个关键事件。是这场长年累月的战争诱发了希腊人的民族感情,而不是希腊人的民族感情促使他们去进行这场战争。这个特点在战争初期,特别是伊奥尼亚起义时是很明显的。
  4.经济上的原因。这可能是起义最直接的原因了。在介绍大流士把波斯帝国划分为20个太守领地时,我们知道伊奥尼亚、爱奥里斯、开利阿等地,属于同一个太守领地,他们每年要缴纳400塔兰同白银。这个税额在全部20个太守领地或者说“税区”中排并列第8位,只能算中等水平,赋税不算特别重。后来雅典在478 BC成立提洛海军同盟的时候,给大致相同这一地区订的贡款总数是460塔兰同[1],后来还涨到了600塔兰同左右[2],可见波斯人给他们订的税额并不算太吓人,并非不可接受。
  但这一地区既不像埃及、巴比伦那样是富庶的粮食产区,也没有印度那样的贵重金属矿藏,伊奥尼亚人的主要收入靠的是商业贸易。而他们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之一就是黑海沿岸。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贸易通道已经被波斯人控制了,这就直接威胁到了伊奥尼亚一带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因为现在波斯人既然控制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弗鲁斯海峡,又有了安坦多罗斯这样的港口,再加上实力最强的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早在刚比西斯进攻埃及时就已经臣服于波斯,所以波斯人现在完全可以抛开希腊人,单独进行对黑海地区的贸易,甚至可以垄断这条贸易线。波斯国内的物产又是那样的丰富,商业潜力是伊奥尼亚一带不可能相比的。伊奥尼亚人和波斯人现在的关系,已经从20年前一起出征斯基泰人时的盟友,变成了竞争对手。这就迫使他们必须想出办法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想出办法摆脱波斯人对他们的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起义的原因,因为再晚他们连起来反抗的能力也没有了。伊奥尼亚起义,可以说就是一场贸易“热战”。这在我们下面具体分析起义进程时可以得到很明确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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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7章,68页。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2章,115页。


10.伊奥尼亚起义的进程
伊奥尼亚起义的进程  当阿里斯塔戈拉得到了雅典人的支持后,伊奥尼亚起义正式爆发。下面的叙述可以参考附图8。
  首先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起义者的实力。希罗多德对整个爱琴海东岸各希腊城邦的总体介绍见《历史》的一142至一151。在经济上,伊奥尼亚一带是最富庶的。在军事上,米利都是陆军是实力最强的城邦;海军实力最强的依次是萨摩斯岛、列斯堡岛、奇俄斯岛。
  这些地方在古希腊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米利都诞生了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派。“七贤”之一、预言过日食的泰勒斯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地理学的创始人、“纪事散文家”赫卡泰乌也生活在这里。萨摩斯的海军在第三卷L9介绍萨摩斯事件和波吕克拉底时我们也已见过了。另外,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戈拉斯就是出生在这里的。列斯堡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位女诗人:萨福。奇俄斯更是荷马的故乡。

  如本卷第1项札记所说,整个起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五卷包含了前两个阶段——展开和相持。
  起义展开阶段的第一次战役就有些出人意料。起义军,包括来支援的雅典人、埃雷特里亚人,在阿里斯塔戈拉的建议下,向吕底亚的首府萨尔迪斯进军了(五99)。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很大胆,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萨尔迪斯是波斯帝国在整个小亚细亚统治的中心,波斯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就驻防在这里。可以说这一战役的目的就是“擒贼先擒王”。
  起义军从以弗所出发,翻过特莫罗斯山,攻入了萨尔迪斯(498 BC,五100)。如果我们参考第一卷讲居鲁士攻陷萨尔迪斯并俘虏克洛伊索的故事(一84),就知道萨尔迪斯并不是一座容易被攻破的城池,可见起义军的大胆突袭确实奏效了。
萨尔迪斯遗迹照片  但是波斯太守阿塔弗列涅率领的吕底亚军、波斯军从下城撤进并守住了萨尔迪斯的卫城(五100)。起义军现在面临着需要攻破卫城的问题。如果我们看看右面的现代人拍摄的萨尔迪斯遗迹照片,就会发现萨尔迪斯的卫城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地势很险要。而且古代人,在没有大炮或者攻城器械的情况下,想迅速攻破一座城堡永远是很困难的。
  正在这时,城里忽然起火了(五101)。起因据说是一个士兵偶然点着了一幢房子的芦苇屋顶,而希罗多德说萨尔迪斯的大部分房子都是用芦苇搭屋顶的,所以火势一下子蔓延开来。但是考古学告诉我们,当时的萨尔迪斯并没有这么简陋,那时的房子大多已经有了土坯搭的屋顶了。所以这把火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应该是起义者故意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卫城里的守军逼出来。波斯守军果然冲出了被烈火包围的卫城,在城外的一条河边集结起来,作困兽之斗。希腊人抵挡不住,于是趁夜色降临之机开始撤退。但在撤退途中,起义军被从弗里吉亚闻讯赶来增援的波斯军追上,双方在以弗所城外正面交锋。起义军被击败,埃雷特里亚人的主将也被杀。战败的起义者分头逃回了自己的城邦,雅典人也上船回去了(五102)。
  双方的第一次可以说未分高下。起义者虽然烧了萨尔迪斯,也烧掉了波斯帝国的威信,但自己也受了不小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萨尔迪斯的库伯勒女神庙[1]在大火中被焚毁(五102)。对库伯勒的崇拜在小亚细亚非常流行,这一事件肯定让吕底亚当地人非常愤怒。而且神庙被焚也给了波斯人一个后来劫掠雅典的借口。
  另外,雅典人在这次以弗所附近的战斗中被击败之后,再也没有来援助伊奥尼亚起义者。可能真地如我在前面所说,雅典人参与起义也许只是因为“一时冲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时冲动”,让波斯人牢牢地记住了他们。大流士王甚至命令一个仆人从此每天在自己吃饭前对自己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五105)所以后来波斯人进攻希腊本土时,也就毫不掩饰地声明雅典人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如此一来,雅典在道义上就成了全希腊抵抗波斯入侵的一面旗帜。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雅典的地位很自然地从战前屈居于斯巴达之下,一跃而超过斯巴达,成为希腊第一城邦。到了希波战争后期,雅典甚至可以抛掉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自己组织提洛同盟,单独进行对波斯的战争。而提洛同盟又是后来伯力克利时代雅典的“黄金三十年”的基础。于是,雅典人的这次“一时冲动”,其实无意间为他们后来的强盛,以及他们和斯巴达最后摊牌翻脸,埋下了伏笔。

  雅典人虽然不再来援助,但起义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独立进行的第二场战役同样显示出他们的战略眼光。起义者向北攻下了赫勒斯滂和拜占庭,向南发动起整个开利阿地区加入了起义(497 BC,五103)。
  联系到前面说经济因素是伊奥尼亚起义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起义者战领赫勒斯滂和拜占庭就非常有道理了。这是他们夺回经济命脉的最关键的一步。而他们向南发动开利阿,更是准备把起义继续向南扩展,扩展到塞浦路斯的必要前奏。如果能让塞浦路斯也举起反旗,那么就有可能一直向南,发动埃及人起来反抗。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亲密关系在第二卷介绍埃及历史时我们已经见到了。而埃及是整个波斯帝国20个“税区”中缴税第二、第三多的——第一多的是印度(三94),埃及和巴比伦哪边交税更多希罗多德没有明确说明(三91、三92)。如果埃及也参加了起义,那么波斯帝国的命运就很不妙了。
  果然,开利阿参加起义之后,塞浦路斯也加入了(496 BC,五104)。波斯人自然也看出了起义者想向南煽动埃及的计划,于是他们决心必须把塞浦路斯镇压下去,必须阻止起义向南蔓延的势头,于是就爆发了伊奥尼亚起义的第三次战役——塞浦路斯战役。
  496 BC,波斯陆军在塞浦路斯岛北端登陆,主要由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海军也正在逼近。起义军的海军闻讯前来增援塞浦路斯人(五108)。双方在塞浦路斯的撒拉米斯城附近展开激战。起义军的海军击败了腓尼基人,但是主要由撒拉米斯人和索伊人组成的陆军却被波斯陆军击败(五112)。撒拉米斯的国王欧涅西洛(Onesilus)和索伊的国王阿里斯托库普洛(Aristocyprus)都战死了。来增援的起义军海军只有撤退。波斯人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陆军主帅阿尔提比欧(Artybius)也战死了。波斯人此战之后又用了5个月的时间,最终扫平了塞浦路斯(五115)。
  这一场血战之后,起义的展开阶段宣告结束。起义者虽然夺回了对赫勒斯滂、拜占庭的控制权,恢复了自己经济上的自由,但把起义向南推进到埃及已不可能。双方就此进入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第一场战役,也是整个起义过程的第四场战役,表明起义者重占赫勒斯滂真是一下刺中了波斯人的要害。大流士的女婿道利塞斯率领的波斯陆军用5天的时间,攻下了赫勒斯滂南岸的5座城市,至少部分地夺回了赫勒斯滂的控制权(五117,496 BC?)。这5座城市中,就有16年后薛西斯王渡海进入亚洲时经过的阿比多斯。
  按道利塞斯在赫勒斯滂南岸进攻的路线看,他的任务大概是要一直向北,去打通拜占庭的。但也许是开利阿的形势变化太快,他没有来得及巩固波斯在这一带的统治,就马上转向南方,开始了整个起义过程中陆战最激烈的第五次战役——开利阿战役(496 BC?)。
  道利塞斯正在向开利阿进军时,开利阿人开会讨论如何迎敌。其中有人建议采用类似韩信的“背水一战”的策略(五118),原因肯定和韩信一样——对方在人数上占优势,己方如果不拿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恐怕很难取胜。只是这个很天才的策略没有被采纳。开利阿人决定让对方背靠迈安德罗斯河列阵,而不是自己。双方交锋的结果是波斯军获胜。开利阿人战死的有1万之多,波斯军也有2千人阵亡(五119)。
  正当战败的开利阿人逃到拉布劳昂达的森林里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时,起义军陆军的主力米利都人赶来增援了。于是米利都人和开利阿人一起迎接波斯军的进逼。结果起义军再次战败,米利都军遭到重创(五120)。
  即使再次战败,开利阿人也没有丧失勇气。他们仍然集结起剩余的部队,在波斯军向配达索斯城进攻的路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是道利塞斯率领的波斯军全部被消灭,道利塞斯本人也被杀了(五121)。
  这场大战可以说整个起义相持阶段的高峰。起义军虽然两次被击败,但最后仍然全歼了进犯的波斯军。波斯人也从此吸取了教训,明白对方并非不堪一击。于是他们不再贸然进攻,避免和对方开展正面厮杀,放弃“一战定乾坤”的想法,而是采取蚕食和各个击破的“侵蚀”战术。

  侵蚀战术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第六次战役。接替道利塞斯担任波斯平叛军主将的叙玛伊斯,继续巩固道利塞斯在赫勒斯滂的成果(495 BC?)。他先是征服了普罗滂提海附近的奇奥斯,后来又收复了特洛伊城所在的特洛亚德(Troad)地区。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有进一步的行动就病死了(五122)。
  现在来接替道利塞斯的是欧塔涅斯。他也是大流士的女婿。考虑到他有这个背景,此人很可能就是和大流士王一起行刺玛戈僧、并建议波斯走民主道路的那个欧塔涅斯的儿子。这个家族,照希罗多德说是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三83)。看来大流士王派他来是做了一定的思想工作的,可见大流士对伊奥尼亚起义很是重视。
  这个欧塔涅斯的行动也是很谨慎的。他没有直接进攻起义者的大本营,即伊奥尼亚的核心地带,而是攻下了伊奥尼亚之北的两座名城:库麦和克拉佐门尼(495 BC?,五123)。从北方压缩起义者的地盘。
  库麦的富裕是有名的。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称库麦是爱奥里斯诸城邦中最大、最好的一座。雅典成立提洛同盟的时候,库麦一座城市的年费就是9塔兰同,是爱奥里斯诸城中最多的。克拉佐门尼则是伯力克利的好友、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的故乡。他离开家乡去雅典讲学,就是因为波斯人的入侵。
  对于起义者来说,失掉这两座城市最大的影响是经济上的。于是起义的领袖阿里斯塔戈拉决定去进攻色雷斯的米尔西诺(495 BC?,五126)。这个地方就是L13中希斯提亚欧从大流士手里接受的赏赐,后来又因为这个赏赐太丰厚了,于是希斯提亚欧被召回。
  阿里斯塔戈拉之所以要去进攻这个地方,不是如希罗多德所说,他想“逃之夭夭”(五124)。而是因为这个城市靠近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这座山在我们前面讲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二次被逐的时候提到过,这里是有银矿的。这就是“这个赏赐太丰厚了”的真正原因。美伽巴佐斯建议大流士王召回希斯提亚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波斯人自己想得到它。所以现在阿里斯塔戈拉去进攻米尔西诺,真实目的是想为起义军寻找一个新的财源。可惜他在和当地人作战时战死了(五126)。
  至此,伊奥尼亚起义的相持阶段告一段落。波斯人现在的战术是步步紧逼,起义者现在则不光经费紧张,又失掉了领导人。伊奥尼亚起义的前途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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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对她的崇拜可以参考第一卷第5项札记。


11.庞伽优斯山
  庞伽优斯山值得多写几句。这里不光有银矿,后来还发现了金矿。可以说是爱琴海各个有野心的政治势力都想占据的“宝地”。我们现在知道庇西特拉图和阿里斯塔戈拉,包括大流士王都打过这里的主意。后来的马其顿王菲利浦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曾把这里作为他蓄积实力的重要资源。虽然这座山周围矿藏的控制权,大部分是掌握在当地的色雷斯人、马其顿人手里。不过也并不妨碍一些比较富有的私人也来这里投资开矿。庇西特拉图的银矿可能开始是私人所有的,后来才变为雅典政府公有,当然在僭主一家被驱逐之后,就又变成私有的了。另外,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在其书四卷8章(中译本331页)告诉我们:他本人在这附近也有一座金矿。
  关于这一带的矿山收入,可以参考六46、六47。


12.僭主群像
  阿里斯塔戈拉在宣布起义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僭主身份,并在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其它地区建立了民主政体。这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初,僭主在普通人民心中已经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了。在此我们可以就《历史》全书来看看这些曾经在历史上风云一时的僭主们。
  关于希腊僭主的总体性研究,做的最好的当然是英国学者安德鲁斯。他的《希腊僭主》一书(此书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是这个问题上的经典著作,下面的讲述部分地依据了这本书。
  僭主的产生,如我们在回顾古希腊政治的发展时所说,是由于原始的“军事民主制”解体后,尚没有出现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体制,从而出现的一种过渡现象。社会的发展超过了“军事民主制”能控制的范围,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这就给一些有野心、有头脑的个人获得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而我们分析希腊的僭主们,其实就是分析当时希腊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致使于僭主们能利用这些矛盾,从而登上历史的舞台。
  社会矛盾中最基本的当然是经济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阶级矛盾。这在前面讨论雅典的政治发展和介绍庇西特拉图的时候已经讲了不少了,此处不再重复。只需补充一点:一些人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而成为僭主,在当时的希腊并不罕见。比如梭伦,他在立法调和城邦内的阶级矛盾时,就有人劝他乘机夺权,自立为僭主。不过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个人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普鲁塔克在其《平行列传•梭伦传》14节中引用了梭伦这样的诗:“我当然也曾愿意获得这个权力,和无数的财富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然后我被剥皮我的后代被消灭”。

古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梭伦不愿意利用阶级矛盾当上僭主,不代表别人也不愿意。庇西特拉图就这么做了。而在庇西特拉图之前大约一个世纪,也有人这么做了。那就是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Cypselus)和佩里安德(Periander)父子。关于科林斯的僭主政治,我们可以参考斯巴达人召集同盟国开会讨论是否继续进攻雅典,好让被赶走的希庇亚斯回来时,科林斯代表的一大段反对僭主制的发言(五92)。
  库普塞罗斯的父亲叫阿埃提昂(Eetion)。他只是一介布衣。当时统治科林斯的是一个叫巴齐代伊(Bacchiadae)的贵族小集团。他们自称是传说中的科林斯国王巴齐斯(Bacchis)的后裔。而且五92β告诉我们,这个小集团是内部通婚的。这很明显就是雅典的“Eupatridae∕好父亲”小集团的翻版。后面的故事就很有趣了。布衣阿埃提昂娶了巴齐代伊贵族集团中的一个跛脚女子拉布达(Labda)为妻——看来拉布达如果是健康人的话,阿埃提昂是没资格娶到的。结果在德尔菲神谕的预言下,拉布达给阿埃提昂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库普塞罗斯。在另一边,巴齐代伊小集团先前得到过一个神谕,说“雄鹰将在山里怀孕”,而这只雄鹰将生出一头狮子,这头狮子将对巴齐代伊诸家族不利。巴齐代伊小集团现在明白这条神谕里的“狮子”说的是阿埃提昂的儿子了。因为“雄鹰”的希腊文是aetos,这是在暗示阿埃提昂的名字Eetion;而“山里”的希腊文是petrai,这又对应着阿埃提昂的居住地Petra。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要把拉布达刚生下的儿子杀死。可是前去执行任务的10个人见着孩子的时候都心软了,都下不了手。拉布达也看出他们来者不善,等他们刚走就把孩子藏在柜子里,以防他们又回来下手。库普塞罗斯(“柜中儿”)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个传说很明显和我们在以前讨论过的居鲁士等“弃婴英雄”故事是一个类型的。英雄的母亲来自统治阶层,父亲则是个平民。英雄母亲方面的亲属,也就是统治者们得到一个预言,于是在他刚出生时试图加害他,但是被英雄逃过了。库普塞罗斯故事的唯一的异处是他没有被“抛弃”,但从“柜中儿”的名字还是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藏在篮子里的摩西和萨尔贡王。同样,依照我们在前面得到的结论。这个传说正好证明库普塞罗斯的背景就是民间底层平民。而他推翻巴齐代伊诸家族,自立为科林斯的第一任僭主——此事发生于657 BC,比雅典的“库隆未遂政变”稍早——其实就是平民阶层反抗贵族阶层的一次革命的结果。库普塞罗斯就是一个早了100年的庇西特拉图。
  库普塞罗斯的统治,在五92ε中被说得很残暴。但这可能是后人的虚构。因为后来的僭主们,比如变坏之后的希庇亚斯,确实是很残暴的,而早期僭主们,比如庇西特拉图就不残暴。希罗多德在五92β引用了德尔菲的皮提亚对库普塞罗斯的父亲阿埃提昂说的一个预言:“阿埃提昂,虽然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敬,但崇高的荣誉还是应当属于你的拉布达不久将要怀孕,她将要给你生下一块圆的石头这石头注定要落到王族的头上,而对科林斯执行正义”。这个预言当然不会是说给阿埃提昂的,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先知先觉的神。这个预言应该是在库普塞罗斯的时代被创作出来的,为的就是赞颂他在科林斯“执行正义”。这个预言为我们保留了在“僭主”一词变成贬义之前,人们对库普塞罗斯统治的真实评价。另外,我们在《历史》一14知道库普塞罗斯在德尔菲为科林斯城修建了一座宝库,这肯定是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得到了神的保佑的一种回报。而有能力修建一座宝库本身就说明科林斯的经济水平有了提高。亚理士多德记载到:“库普塞罗斯颇得民心,主国30年,出入不带卫士”(《政治学》1315b29)。所以我们可以把库普塞罗斯算作是一个“好僭主”。他在城邦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建立起公正的个人统治,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并努力发展经济,为科林斯后来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佩里安德像  如果说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庇亚斯使他父亲的事业蒙羞的话,库普塞罗斯的儿子佩里安德就把继承来的事业发扬光大了。佩里安德于625 BC继位,此人是《历史》全书中反复出现的人物,比如一20、一23、一24、三48至三53、五92、五95。他本人也确实是值得一提的。现在人所共知的古希腊建筑“三种柱式”里最先出现的“多利克式”,就诞生在他统治下的科林斯[1]。希罗多德也在一23、一24告诉我们诗人阿里昂(神话中被海盗所害又被海豚搭救的那位)曾在他的宫廷中生活。阿里昂创造了一种叫“颂歌”(dithyramb)的新诗体,是当时最有名的诗人,佩里安德和他交往当然是为了提高自己城邦的声誉。科林斯式陶瓶另外,考古学也证明当时科林斯的陶器,以其鲜明的风格、巨大的体积、完美的造型广泛流行于爱琴海周边各地,是当时东地中海的国际贸易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艺术史研究者甚至专门用“科林斯式”来特指这种风格的陶器。科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繁荣要到100多年后才被雅典取代。佩里安德入选“七贤”,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佩里安德和他父亲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有军事上的野心。《历史》三50至三53讲了他对科西拉(Corcyra)和埃皮道鲁斯(Epidaurus)作战的情况。(科林斯和科西拉的冲突是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在外交上,他也注意和当时希腊的强力城邦搞好关系。比如五92ζ提到他和伊奥尼亚最富庶的米利都的僭主塞拉叙布罗(Thrasybulus)就是好友,这肯定有利于科林斯商品在东方的出口。另外,佩里安德可能和富裕的吕底亚王克洛伊索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克洛伊索献给德尔菲神庙的大量珍宝才寄放在科林斯的宝库里(一14)。他还出面调停过雅典和米提林之间的冲突(五95)。总之,科林斯在他治下其影响力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
  但是,也许是他的扩张过于迅速,以致超出了科林斯的实力能承受的极限。由于过多的军事征伐,可能他还在世时科林斯人就对他的统治有了抱怨。佩里安德死后仅一年,科林斯的僭主统治就崩溃了(约584 BC,大致在梭伦改革的同时)。他本人的形象则在民间传说中变得越来越坏。希罗多德在上面提到的段落里,把他的军事行动和他的家庭悲剧联系了起来。科林斯代表在五82的发言中也强调了他的残暴。所以在后来的希腊舆论中,佩里安德就成了坏僭主的典型。柏拉图就坚决地将他从“七贤”的名单中删除。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3a40还提到佩里安德发明了很多手段来压制人民对他的不满。比如翦除城邦内的优秀之士、禁止结社、雇佣密探等。甚至佩里安德建造神庙也被亚理士多德说成是让人们保持终日操劳而无暇去谋反。我们不知道佩里安德是否发明了那些手段,也不清楚他建造神庙就是为了让人民忙得没工夫去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亚理士多德在其《科林斯政制》(现只剩残篇)中,虽然也提到了他上面的那些恶行,却用了这样一句话来结束对佩里安德的评价:“他在其它方面行事温和,特别是在征税方面,他满足于市场税和入港税”。如果历史上的佩里安德真地是个暴君,这个“行事温和”的评价就太不可理解了。所以,他本人应该至少没有希罗多德和亚理士多德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么坏。甚至我们今天应该大胆地为他正名。

  雅典和科林斯的僭主能够上台,主要是源于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而当时希腊社会面临的另一个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利用民族矛盾上台的僭主也有不少,最典型的就是息西昂(Sicyon)的奥萨戈拉(Orthagoras)家族的僭主统治了。这个家族的统治是希腊各地僭主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据亚理士多德说有100年之久(《政治学》1315b12),实际上是120年(676-556 BC)。
  我们知道组成希腊人的四大民族里,多利斯族是最后来的,他们从巴尔干半岛北部(这里是所有希腊语系各族的故乡)出发,一路向南,击败了沿路的伊奥尼亚、爱奥利斯等已经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最后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征服了这里的土著,定居下来。不过在古希腊人的传说中,多利斯族入侵的事件被说成是所谓“赫拉克勒斯族的回归”[2]。即宙斯原本要让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成为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人。但是天后赫拉破坏了祂的计划,让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权落到了迈锡尼王欧律斯铁乌(Eurystheus)手上,赫拉克勒斯则成了他的奴隶。欧律斯铁乌就是后来远征特洛伊的阿伽门农的祖父。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就是此人命令他去完成的。赫拉克勒斯死后,欧律斯铁乌还想消灭他的儿子们。这些儿子们逃到了北方的帖撒利。他们联合起当时还居住在帖撒利的多利斯人,想打回伯罗奔尼撒去,夺回理应由父亲得到的统治权。但是他们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最后到了赫拉克勒斯的第4代孙的时候,他们终于率领多利斯人战胜了阿伽门农王的孙子,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并抽签划分了半岛的领土。
  这个传说很明显是对多利斯族入侵的一种“合理化重构”,让原本残酷的战争变成一种似乎合情合理的“回归”。但当时的希腊人对此深信不移。在所有伯罗奔尼撒的多利斯族城邦中,都有4个部落。其中3个是到处都一致的:Hylleis(得名于赫拉克勒斯的儿子Hyllus,这个部落的人都自认为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Pamphyloi、Dymanes(这两个部落据信是原多利斯人的后裔)。第4个则各地都不一样,比如在阿尔戈斯是叫Hyrnathioi,在息西昂叫Aigialeis。这些部落应该代表了被接纳的征服地区的原有民族。他们不像斯巴达的“黑劳士”,不是国家奴隶。他们的地位更像是斯巴达的“藩民”,享有半公民权[3]
  这种民族压迫导致的社会矛盾,如果激化,就会出现有人乘机夺取政权,并自立为僭主的情况。息西昂的奥萨戈拉家族就是这样的例子。奥萨戈拉本人夺取政权的经过已无法详考,但据信他就是出身于被征服的Aigialeis部落,原来的身份很卑微。可以想见他夺得政权的过程中民族因素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息西昂的民族矛盾在奥萨戈拉的4世孙克莱斯提尼(600-560 BC在位,不是雅典的那位民主派改革者)的身上体现得最显著。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曾经进攻阿尔戈斯(五67)。按照“赫拉克勒斯族”抽签划分领地的传说,阿尔戈斯是这一带的首府。这种进攻可以被看作被征服民族对多利斯人的反击。他在民族问题上走极端的例子还有很多(见五67、五68)。比如他禁止在国内吟唱《荷马史诗》,因为史诗是以阿尔戈斯人为主角的;他不让人们崇拜来自阿尔戈斯的英雄;他甚至改变了原来4部落的名称。多利斯族的3个部落名称被他分别改成“Hyatae∕猪部落”、“Oneatae∕驴部落”、“Choireatae∕豕部落”,他把自己的部落改名为“Archelaoi∕人民的统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些很可笑的举动,在当时改变部落名称所具有的歧视效果比之当代的“种族隔离法”要立竿见影得多。
  除了这些极端的作法之外,他本人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的。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5b14中说这一家族“善自节制,治民温和,施政大体上遵循法度”,所以息西昂的僭主统治存在的时间最长。直到556 BC,多利斯族的斯巴达人才将克莱斯提尼的继承者击败并放逐。斯巴达人后来恢复了各部落原有的名字。
  关于息西昂的克莱斯提尼,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著名的“招婿比赛”。这段故事在《历史》第六卷(六126至六130),现在提前到这里讲。
  克莱斯提尼有一个女儿叫阿伽丽斯特(Agariste),他想为她在全希腊找一个最好的丈夫。于是在奥林匹亚赛会上,他当着所有希腊城邦的面,邀请自认有资格的年轻人都来息西昂参加求婚的比赛。结果当然是各地的青年才俊都来了。希罗多德在六127介绍的13位求婚者,可以说个个都是名门之后。在长达一年的各种比赛、考察之后,克莱斯提尼最钟意来自雅典的希波克列德(Hippocleides)。可是正当克莱斯提尼在一次全体息西昂人民都参加的超级盛大的宴会上,准备宣布获胜者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希波克列德在跳很不雅观的舞蹈。于是克莱斯提尼对显然是喝醉了的年青人说:“你把你的婚事跳没了”。年青人居然回答说:“希波克列德不在乎!”这句话后来成了古希腊人一句谚语,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克莱斯提尼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雅典的美伽克勒斯。这个美伽克勒斯就是后来成立“海岸党”、和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政坛上角逐的美伽克勒斯。而他的儿子则取了外祖父的名字,也就是那位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克莱斯提尼。

  其他的僭主,比如第三卷中提到的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相比起上面几位来说就没有太多的社会基础了。他们的上台,基本上都是野心家投机的结果。波吕克拉底应该就算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比如他一开始是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的好朋友,后来又背叛阿玛西斯,投靠波斯人,等到有人给他许诺更高的回报时,他又准备背叛波斯人(见三122)。
  总地来说,当时希腊社会里广泛存在着经济、阶级、民族方面的矛盾,而原来的“军事民主制”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僭主们于是得以掌权。希腊各地的僭主政治,特别是在其早期,尚能兼顾到人民大众的利益,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使是冒险家波吕克拉底,也为后人留下了三项伟大的工程(见三60)。但是到了后期僭主的时代,希腊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政治制度。这时的僭主政治,已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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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达的《奥林匹亚赛会冠军颂》第13首21行。
[2] 这一段的叙述可以参考这里
[3] 可以参考《希腊僭主》一章2节,以及第六卷第5项札记。


13.古希腊人的衣着
  希罗多德在L15讲到一个故事。雅典建立民主制之后,曾经和附近的厄基那岛作战。由于厄基那人得到了阿尔戈斯人的增援,雅典军惨败,只有一个士兵活着回到了城里。那些战死的士兵的妻子们大概认为这位唯一的生还者能从这样的血战中回来,一定是个逃兵,于是一怒之下用衣服上的别针把他刺死了。雅典的男人们看到一群妇女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我想他们肯定担忧自己的安全。于是他们命令妇女们以后只能穿伊奥尼亚式的服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穿多利斯式的服装,这样妇女们以后就用不上别针了(五87、五88)。
  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了解古希腊人,特别是古希腊妇女的衣着到底是怎样的。
  古希腊妇女最常穿的服装叫“叠裳”(Chiton)。希罗多德所说的“多利斯式”、“伊奥尼亚式”的区别主要就是指“叠裳”的两种样式。
多利斯式“叠裳”  先介绍多利斯式“叠裳”。假设一个人从肩膀到脚面的高度差为A(注意,不是身高),两臂平伸时两个肘关节之间的距离是B。那么你需要准备一块长为1¼A,宽为2B的布。先把2B的这条边对折,然后将¼A的部分翻到A的部分之外。原来的一大块布经过这两次折叠之后就可以把人前后包起来。然后在靠近双肩的地方,用两个别针把前后的布料固定在一起,这样已经是一件衣服了。当然,由于身体的一侧是完全敞开的,所以最后需要一根腰带把衣服束起来,否则就“春光乍泄”了[1]
伊奥尼亚式“叠裳”  伊奥尼亚式“叠裳”相对要保守一些。假设一个人从肩膀到脚面的高度差为A,两臂平伸时两个手腕之间的距离是C(不是上面的B),那么需要的布料长为2C,宽为A。先将2C的这条边对折,然后将两条重合的A边缝起来,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筒”。人套上这个“筒”之后,再在两条手臂的位置上用一些扣子把前后的布料固定在一起。最后再用腰带把衣服扎紧,以便于活动。
  由于伊奥尼亚式“叠裳”用的是扣子而不是别针,所以雅典男人们用这个决定免除了自己以后遭到“家庭暴力”的危险。
  而且由于两种“叠裳”其实都是由一块大布最后用腰带扎紧而成的,所以我们在古希腊的女性雕塑上往往看到衣服上有非常多的褶,这种“百褶”的效果也是“叠裳”的一种魅力。
“垂裳”  在两种“叠裳”之外,还有一种“垂裳”(Peplos)。这可以说是两种“叠裳”的综合。还是假设一个人从肩膀到脚面的高度差为A,两肩的宽度是D。那么你需要两块布,每块长为1¼A,宽为2D。先把两块布的两条长边彼此缝在一起,但不要全部缝上,只要缝到长度A即可,再把多出来¼A的部分翻出来,然后人穿上这个“筒”,还是在两肩的地方用别针固定起前后布料,最后系上腰带。这种“垂裳”由于比较紧身,很显身材,所以在古典时代后期比较流行。之所以叫“垂裳”,是因为有¼A的布料是完全垂在胸前和背后的,是纯粹的装饰。你甚至可以用两块长1½A的布料来做“垂裳”,这样垂下来的部分就有衣长的一半了,更显得飘逸。
  另外,在正式的场合或者比较冷的时候,古希腊妇女还会在衣服外面披一件“外氅”(Himation)。这就是一块大布,一般是斜披在身上的。
  下面几张图展示了这几种服饰穿起来的效果。

多利斯式“叠裳”
多利斯式“叠裳”
伊奥尼亚式“叠裳”
伊奥尼亚式“叠裳”
“垂裳”
“垂裳”
“外氅”
“外氅”

  古希腊男装的样式很接近伊奥尼亚式“叠裳”,但要短得多,应该是为了行动方便吧。而他们穿“外氅”的方式肯定影响了后来罗马人的标准男装——“长袍”(toga)。至于罗马人的女装,基本上就是希腊女装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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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希腊神话中,有时会出现取得女孩子的腰带的情节——比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之一就是取得阿玛松女王的腰带——其实这就是取得其贞操的意思。爱神阿芙洛蒂忒的雕像一般都特意表现出她的腰带系得很松,这就暗示着她有很多情人。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密斯因为是永远的处女,所以她的雕像的腰带都是系得很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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