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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历史》第五卷的评论
  希罗多德的这本《历史》,也被有些人称为《希波战争史》。但是从前面四卷的评论来看,此书的前半部几乎没有涉及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冲突。他们甚至还一起出征斯基泰人,似乎蛮志同道合的样子。作者也似乎更醉心于描写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传说佚事,对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描写所占的篇幅并不大。不过,在后面五卷书中,我们将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变化,即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将逐渐显现、激化并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的地步,作者也慢慢减少了对各地人文环境的介绍,对政治活动、军事行动的描写渐渐多了起来。当然,希罗多德喜欢插话的习惯倒是一贯始终的,只是由于他在本书后半部关注的主题比较明确,就是希波战争,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会轻松一些。
  至于为什么作者不再着力于介绍各地的人文环境,也许是由于希波战争的主战场就是在爱琴海东西两岸,这些地方都是普通希腊人比较熟悉的地方,所以作者无需像第二卷中介绍埃及或者第四卷中介绍斯基泰那样专门用大段篇幅来讲文化、习俗方面的背景知识吧。总之,后面五卷书更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理解的“历史”。
  这种叙述形态的转变就发生在承上启下的第五卷。从这一卷开始,后面每卷都是以希波战争的一个关键阶段为中心的。这里可以先概括如次:第五卷:伊奥尼亚起义;第六卷:马拉松战役;第七卷:薛西斯向希腊本土进军、温泉关战役;第八卷:月神岬战役和萨拉米战役;第九卷:普拉提亚战役和密卡列战役。


1.第五卷概述
  本卷可以分成4个logoi。L13:波斯人征服色雷斯;L14:伊奥尼亚起义的准备阶段,阿里斯塔戈拉前往斯巴达;L15:阿里斯塔戈拉前往雅典,对雅典政治发展的追叙;L16:伊奥尼亚起义爆发。现分别简述如下。

  L13(五1至五27):在L11的末尾,大流士征讨斯基泰人失败之后,波斯军的主力在大流士的率领下撤回了波斯。不过在新征服的伊斯特∕多瑙河南岸,大流士留下了8万人的部队,由他希望能像“石榴子一样多的”美伽巴佐斯(四143)带领,继续征服色雷斯地区,以巩固波斯在这一带的统治。美伽巴佐斯先征服了普罗滂提海(黑海和爱琴海之间的一块水域)北岸的配林修斯(五1、五2)。这里希罗多德插进了对色雷斯地区民族风俗的介绍(五3至五10)。随后美伽巴佐斯征服了马其顿东北的派欧尼亚,还把许多派欧尼亚人移居到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五14至五16)。虽然美伽巴佐斯此后还派出了7位使者,想劝说马其顿王阿门塔斯(Amyntas)投降波斯,但阿门塔斯之子亚历山大[1]设计秘密杀死了所有的波斯使者,马其顿暂时保住了独立(五17至五21)。在美伽巴佐斯之后,担任波斯帝国色雷斯太守的是欧塔涅斯(不是那位主张波斯建立民主政体的欧塔涅斯)。此人征服了赫勒斯滂海峡南岸的许多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音不洛斯和列姆诺斯两座岛屿(五26)。
  L13除了上面的主线外,还有一条副线。前面第四卷中,在希腊僭主们争论是否要把伊斯特河上的桥应斯基泰人的要求拆掉时,主张留住桥的米利都僭主希斯提亚欧后来受到大流士王的嘉奖。他得到了色雷斯海岸上的一个叫米尔西诺的城市。但美伽巴佐斯认为这个重要的城市如果掌握在希腊人手里,对于波斯人具有潜在的威胁,于是他劝告大流士王把希斯提亚欧召回到波斯宫廷,不要让他留在色雷斯。大流士王也真地召回了希斯提亚欧。

  L14(五28至五54):现在,希斯提亚欧在波斯实际上是被软禁了。接替他担任米利都僭主的是他的女婿阿里斯塔戈拉。正在这时,爱琴海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纳克索斯岛发生内乱,一些流亡在外的纳克索斯人请求阿里斯塔戈拉帮他们打回去。阿里斯塔戈拉觉得光靠米利都的实力还不够,于是去见波斯帝国驻吕底亚的太守阿塔弗列涅(Artaphrenes),请他派兵,并说军费由自己来承担。这个阿塔弗列涅是大流士王的兄弟,他管辖的吕底亚其实包含了整个爱琴海东岸地区,他实际上是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僭主的太上皇。阿塔弗列涅同意了阿里斯塔戈拉的请求,并派此时已卸任色雷斯太守的美伽巴佐斯担任这支希腊-波斯联军的统帅。这支联军从米利都出发,先向西北,佯攻赫勒斯滂,然后在奇俄斯岛突然折向南,攻击纳克索斯岛。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美伽巴佐斯和阿里斯塔戈拉之间忽然产生了矛盾,联军没有攻下纳克索斯就撤回了。
  阿里斯塔戈拉现在遇上了大麻烦。远征的钱他当然出不起,而且他担心阿塔弗列涅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决定反叛波斯。正在这时,被软禁在波斯宫廷的希斯提亚欧也给他送来了密信,要他反叛。一番讨论之后,阿里斯塔戈拉没有听从著名学者赫卡泰乌(导言二中提到的“纪实散文家”的代表人物)主张扩大海军的建议,而是决定主要依靠陆战。他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僭主身份,把米利都改为民主政体,并且逮捕了很多伊奥尼亚地区的僭主,让各地都建立了民主政体。他这么做显然是想获得各地群众的支持。随后他前往斯巴达,想得到全希腊最出色的斯巴达陆军的帮助。
  希罗多德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对当时斯巴达政治情况的介绍(五39至五48)。主要内容是当时斯巴达双王之一克里奥美尼(Cleomenes)的身世。这段插话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克里奥美尼有三个异母弟弟——多里欧斯(Dorieus)、列奥尼达(Leonidas)、克里奥布洛图(Cleombrotus)。虽然这段插话里希罗多德着重于讲多里欧斯因为不满兄长克里奥美尼,出走西西里岛,并最后战死在那里。但历史上最著名的斯巴达王是列奥尼达。
  现在阿里斯塔戈拉到了斯巴达,他想鼓动斯巴达人出兵。他给克里奥美尼介绍小亚细亚地理和物产情况的五49,是后代研究地理学的重要段落。但是克里奥美尼最后问他:要去攻打波斯,需要走多远的路程。阿里斯塔戈拉说要走三个月。于是克里奥美尼回答说:斯巴达人不可能进行这么长距离的远征。阿里斯塔戈拉只好离开斯巴达。
  L14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五52至五54这段介绍波斯帝国“王家大道”的部分,我已经在研究西亚地理和概论大流士的帝国时提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L15(五55至五97):阿里斯塔戈拉在斯巴达一无所获,于是转到雅典,希望能在这里得到支持。这给了希罗多德一个机会来讲述雅典政治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本logoi除了最后1节之外,其余全部和阿里斯塔戈拉与伊奥尼亚起义无关。这一logoi的部分内容由于和西方政治史有着莫大的联系,我将在下面的札记中作仔细的讨论,现在仅将L15的内容简单概括如下:
  雅典人推翻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的统治(五55至五65);对雅典民主派首领克莱斯提尼(Cleisthenes)政绩和身世的介绍(五66至五69);斯巴达干涉雅典内政企图的失败(五70至五76);雅典的崛起(五77至五89);斯巴达人开会讨论是否继续进攻雅典(五90至93);雅典人和波斯人开始交恶(五94至五96)。
  由于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原因,雅典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在阿里斯塔戈拉来求援之前就已经很深了,所以雅典人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出兵帮助伊奥尼亚起义者。

  L16(五98至五126):伊奥尼亚起义正式爆发。阿里斯塔戈拉的第一个行动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他解放了在L13中被美伽巴佐斯战败、被迫从色雷斯移居到亚洲来的那些派欧尼亚人,让他们返回了故乡(五98)。随后起义者和波斯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开始了。整个伊奥尼亚起义的过程我分为三个阶段,再往下可以分成十一次战役。L16包括了三个阶段中的前两个——展开和相持阶段,以及前八次战役。具体的战争过程我留在后面作详细的评论,这里也只是简单地概括如下:
  起义的展开阶段包括三次战役:起义者和雅典远征军一起偷袭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后被击败(五99至五102)、起义者占领赫勒斯滂、拜占庭和开利阿(五103)、塞浦路斯战役(五104至五115)。由于塞浦路斯战役的失败,起义初期蓬勃开展的势头被遏制住了。
  起义者和波斯人相持的阶段包括五次战役:波斯将军道利塞斯(Daurises)扫平赫勒斯滂南岸(五117)、道利塞斯进军开利阿,以及随后的开利阿战役(五118至五121)、波斯将军叙玛伊斯(Hymaees)继续巩固赫勒斯滂南岸(五122)、波斯将军欧塔涅斯攻陷两个伊奥尼亚重镇——克拉佐门尼和库麦(五123)、起义领导者阿里斯塔戈拉回到色雷斯的米尔西诺,后战死(五124至五126)。在这一阶段结束之后,伊奥尼亚起义最终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至于起义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波斯人反攻的阶段,以及最后的三场战役,希罗多德将它们放在了第六卷。我们现在暂时不讲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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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亚历山大和近200年后那位著名的“世界征服者”同名但不是同一人,后来建立马其顿帝国的那位亚历山大是他的5世孙。


2.波斯征服色雷斯与赫勒斯滂
波斯人在色雷斯地区的征服  色雷斯即今天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以及保加利亚南部和希腊东北部地区。赫勒斯滂即今天爱琴海东北的达达尼尔海峡。波斯人征服这两个地区的具体过程我画了附图7,诸位可以参考。值得强调的是这么几点。
  1.波斯人征服色雷斯与赫勒斯滂的具体时间不可详考,但大致应在510 BC到500 BC之间。因为510 BC是我们估计大流士出兵斯基泰人的时间下限,而伊奥尼亚起义是499 BC爆发的。
  2.前后两任波斯驻色雷斯的太守——美伽巴佐斯和欧塔涅斯都是很不错的将领。特别是前者。他的军事素质可以从他征服派欧尼亚人的战役中看出来。希罗多德提到(五15)派欧尼亚人听说美伽巴佐斯向他们进攻,估计波斯人会沿着海岸线进军,于是集结起军队守在海岸上。而且塔索斯岛对面的海岸线上确实有一个很狭窄的通道,易守难攻。结果美伽巴佐斯通过向导的指引,从山里进军,绕过了派欧尼亚人的防守,直接攻进了派欧尼亚本土,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一带。
  3.五17至五21的一段故事,即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设计秘密杀死波斯劝降使节的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除开故事的戏剧化成分不说,如果美伽巴佐斯确实想招降马其顿人,而使节们没有回来复命,除了去寻找之外,他完全可以再派一批使节去劝降。我的理解是这批人应该是来探察马其顿的虚实,来侦查马其顿地理情况的间谍。前面我们经常能看到波斯人在准备对一个国家动武前,总是会先派一些探子去搞清楚对方的底细。比如第三卷中,刚比西斯王就派了一些探子化装成给埃塞俄比亚王送礼物的使臣(三17)。另外,那个聪明的医生德摩西迪斯也是以去侦查希腊的地理险要为借口,最后得以逃回故乡克罗同的(三134)。所以,亚历山大杀死这些探子之后,美伽巴佐斯就明白马其顿人已经是有准备的了,所以才没有向马其顿进攻。
  4.欧塔涅斯征服赫勒斯滂南岸的过程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占的篇幅很小,但此人的功绩可能比美伽巴佐斯还要大。因为欧塔涅斯征服的安坦多罗斯是波斯人在爱琴海东岸控制的第一个港口。这对以海上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伊奥尼亚诸希腊城邦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欧塔涅斯的下一步行动更是令人震惊——他征服了音不洛斯、列姆诺斯这两座岛屿。这两座岛屿正好处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出口。而欧塔涅斯在征服赫勒斯滂地区之前,已经征服了拜占庭,也就是说他已经控制了博斯弗鲁斯海峡。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一看地图就明白波斯人的目的是要完全控制爱琴海和攸克星海(黑海)之间的交通。这对于把黑海地区作为重要贸易对象的伊奥尼亚诸希腊城邦来说,感觉不亚于被安上了马嚼子。
  5.欧塔涅斯在征服拜占庭时还征服了一个叫卡尔塞顿(Calchedon)的地方。此地其实就在拜占庭的海峡对岸。拜占庭后来演变成今天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卡尔塞顿就是其亚洲部分的前身。但王以铸的中译本却将卡尔塞顿译成了“迦太基”(五26)。实在不明白一个驻色雷斯的太守是如何去征服北非的。出现这个误译,可能是因为“卡尔塞顿”在希腊文原文中Καλχηδονιους,而“迦太基”写作Καρχηδονιους(Carchedon),两者只相差一个字母。今天我们的“迦太基”翻译的是罗马人对这个城市的叫法(Carthage)。之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名字如此相似,是因为它们都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地,而腓尼基语里这两个城市的名字是一样的,都是“新城”的意思。


3.土与水
  五18说美伽巴佐斯派使者去招降马其顿,而“投降”这个意思如果直接从希腊文译出来就是“献上土和水”。前面大流士征讨斯基泰人时也出现过这种说法(四126、四132)。很容易理解这是一种表示放弃自己的基本生活物资条件,将之交由征服者掌控的象征性仪式。但在传世的古波斯文文献中人们却从来没有发现“献上土和水”的记载。我们不清楚这在当时是否是一种普遍的作法,或者只是希腊人的一个误解。不过,在后面几卷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波斯人要求对方“献上土和水”的情况。


4.风云突变的希腊波斯关系
  评论第四卷时我们看到在征讨斯基泰人的战争中,波斯人和希腊人可以说是在并肩战斗,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征讨斯基泰人的失败,波斯人在色雷斯以北扩张势力已不可能,所以他们就转而致力于向色雷斯以南、以西的拓展。两任波斯驻色雷斯太守的行动再明显不过的表现出他们的企图。美伽巴佐斯已经到了马其顿的边境上,离希腊本土已经非常近了。欧塔涅斯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交通,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爱琴海地区各希腊城邦的经济独立性。这也就是诸如第四卷中出现的希斯提亚欧和米泰亚德,这些原来和大流士一起远征斯基泰的希腊僭主们,后来会起来反叛波斯人的原因。要知道,在波斯帝国西边的各主要民族中,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已经臣服于波斯,现在仍保留着一定自由的只剩下斯基泰人和希腊人。既然波斯人没有办法征服斯基泰人,希腊人当然就成为了潜在的下一个目标。
  实际上,在《历史》第一卷中,我们已经看到早在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兴起之前,在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就已经被吕底亚王克洛伊索征服了(见L1)。波斯取代吕底亚成为小亚细亚的霸主之后,波斯帝国驻吕底亚的太守就已经控制了这些城邦。所以波斯人真正在意的是居住在希腊本土、即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那些尚未被征服的希腊城邦。
古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  从小亚细亚进攻希腊本土,有两条路。一条是北面的陆路,即从赫勒斯滂进入色雷斯,再折向西南,经过马其顿,向南进入帖撒利,最后到达希腊。另一条是南面的水路,即从伊奥尼亚沿岸的岛屿、比如萨摩斯、奇俄斯等出发,沿着基克拉戴斯群岛(Cyclades Is.)进行“跨岛蛙跳”(如麦克阿瑟在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后期对付日本那样),直接进攻希腊本土。在本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人已经在尝试打通这两条路了。美伽巴佐斯征服派欧尼亚、试探马其顿,自然是在为以后从北路进攻希腊作准备。而阿塔弗列涅之所以大力支持阿里斯塔戈拉去征服纳克索斯岛,就是因为纳克索斯是基克拉戴斯群岛中位置最关键的一个岛屿。如果占领了它,那么以后从南路进攻希腊就很方便了。只是由于这支希腊-波斯联军由于双方将领之间发生了矛盾,没有达成目的。
  从后来大流士王和薛西斯王进攻希腊的情况看,这两条路将越来越显现出它们的重要性,这里只是先给大家留一个印象。
  更麻烦是,已经被波斯帝国当作进攻希腊本土的跳板的伊奥尼亚,随后爆发了起义。对波斯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临阵倒戈”。所以波斯人不得不暂时放下对希腊本土的野心,先把伊奥尼亚平定下来再说。


5.“一时冲动”?
  从上面可以看出,伊奥尼亚起义的成败对于希腊本土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起义取得成功,波斯对希腊本土的野心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不愿意帮助阿里斯塔戈拉,似乎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短视。相比之下,雅典人愿意支持伊奥尼亚起义,似乎表现出他们的深谋远虑。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早在吕底亚王克洛伊索征服小亚细亚的时候,当时的伊奥尼亚人就曾经向斯巴达人求援,斯巴达人那一次也没有出兵(一152)。
  按希罗多德在五97的描述,雅典人之所以被阿里斯塔戈拉在公民大会上的发言所打动,主要是因为他“谈到了亚细亚的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是很容易被战胜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好像说雅典人是被阿里斯塔戈拉骗了。确实,在作者看来,出兵援助伊奥尼亚起义者肯定是雅典人犯的一个大错。以至于政治上拥护民主制的希罗多德,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被后世许多批评民主制度的人经常引用的话——“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指阿里斯塔戈拉)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栖底梦的克里奥美尼,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指参加公民大会的雅典群众)”。
  在《历史》的其它地方,希罗多德只要一遇到雅典人,用的全都是赞颂的口气。唯独在这里他暗暗地批评了一句。他批评的原因这里暂且不讲,但至少我们要明白:雅典人决定支持伊奥尼亚起义,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真有什么远见卓识,他们也许真是受骗上当了也说不定。同样地,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也许并不是政治上的近视眼,他只是保持了斯巴达人一贯的谨慎而已。
  但是,不论雅典人参与到伊奥尼亚起义中是因为具有政治眼光,还是源于一时的冲动,反正他们的这一决定无形中把他们自己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们的城邦就此也注定了后来领导希腊文明的命运。越看到后面,您越明白这个决定的重要性。


6.到伊奥尼亚起义时为止的雅典政治演变
  雅典人参与到伊奥尼亚起义中,也许有一时冲动的原因,但更关键的是,雅典人和波斯人在阿里斯塔戈拉来雅典之前就已经有了很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和雅典的政治演变有着非常深的关系。在前面概述希腊政治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下面我将对到伊奥尼亚起义爆发前为止的雅典政治演变作一个稍微详细些的介绍。研究雅典民主制建立过程的书籍很多了,想要详细考察这个问题的网友可以去找来看看。下面我的介绍所依据的资料除了《历史》之外,主要是亚理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引用时简称《雅》)。

  在雅典的早期历史中,即神话和历史还没有分家的时代,我们知道雅典也是实行王制的,神话英雄忒修斯就曾是雅典王。王制大概于公元前8世纪末结束,随之而起的是贵族家族统治。当时统治雅典的是一个叫“Eupatridae”(意译为“优秀的父辈”)的贵族小集团。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王,也有选举,但Eupatridae诸家族却垄断着雅典的最高权力——执政官的职位,因为选举执政官主要依据的是“门第和财富”(《雅》3节)。
  最初时执政官职位一共有三个:“王者执政官∕Basileus”——即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中的“王”,不过这个职务现在没有实权,只掌管祭祀事务,一般由和城邦神话有联系的少数几个贵族家族的成员担任;“军事执政官∕polemarchos”(音译为“波勒马克”)——只在战时担任军事首领,平时没有特权,在第六卷讲马拉松战役时我们还会遇见它;“名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us”——最初就叫“Archon∕执政官”,主管除祭祀和军事之外的事务。由于这类行政事务后来逐渐增多,所以这个职位也越来越重要,最终超过前两者。所有这些官职原先都是终身职,后来逐渐减少到一年一任。由于这时最重要的是Archon,而Archon又是一年一任,雅典人便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名来记年,所以Archon便被称为“名年”执政官。比如480 BC,即波斯王薛西斯进攻希腊的年份,如果按当时的写法就应该是“卡利亚德斯(Calliades)任Archon之年”。大约在683 BC,在这三个执政官的职务之外,新加了六个“司法执政官∕thesmothetes”(主管审判,也是一年一任)。雅典就此形成了以九个执政官为主体、名年执政官为首的行政体系。
  负责监督执政官们的是“战神山议事会”[1],可以说他们掌握着雅典的最高权力。“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终身职,而且卸任的执政官自动进入“战神山议事会”。由于执政官的选举主要依据“门第和财富”,所以“好父亲”小集团的成员当选执政官(包括“战神山议事会”成员)的机会肯定比别人要多得多。从政治学术语上说,这就是寡头政治。

  前面也提到了,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各地开始出现不经过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人的僭主。这股风也刮到了雅典。大约在632 BC,一个叫库隆(Cylon)的人试图用武力夺取雅典的最高权力,但他失败了(五71[2])。围绕这件事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库隆污染案”。这件事大致是这样的:政变失败后,残余的库隆党徒逃进雅典娜神庙里要求庇护。在神庙里杀人对希腊人来说是绝对渎神的行为,是一种大忌[3],所以残余分子认为这样能暂时保证安全。当时的执政官美伽克勒斯[4](Megacles)是平息政变的主要领导人。美伽克勒斯答应只要残余分子走出神庙就保全他们的生命。结果这些人刚出来就被杀了,有些就死在神庙的范围之内。所以美伽克勒斯一族人后来就被认为是被“诅咒”、“污染”了的。这一案件在当时的雅典影响很大。美伽克勒斯本人后来被掘墓弃尸,他的后代一度被驱逐。再后来梭伦请来了著名的神话诗人埃皮门尼德(Epimenides,也曾入选“七贤”)来净化整个雅典城,最终把这件事平息了下去[5]

  库隆事件之后,“好父亲”小集团也知道自己的统治如果不进行改革,很难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尝试夺权。于是在大约621 BC,当时的司法执政官之一德拉古(Dracon)公布了他制定的雅典宪法。这大概是首次有人把原来贵族统治所依据的“不成文法”确定下来,写成“成文法”。这样做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法律如果是“不成文”的,其实也就是被少数人掌握,并由他们来随意解释的。现在所有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都能读到“成文法”,也就相当于贵族和平民都受到法律的监督了。另外,德拉古改革了选举九执政官的办法。所有能“自备武器”的人现在都可以来投票(此前可能只有“战神山议事会”成员有投票权),九执政官是从“财产不少于10米那[6]且无负债的人们中选出”(《雅》4节)。这样,执政官就不仅限于少数贵族家族成员的人才能当选了。相应地,所有能“自备武器”的公民,都可以去参选一些低级官吏。
  但是,贵族和平民一起受到法律的监督,并不等于说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高级官员的仕途也仅向富人们敞开了一扇小门。这部“德拉古法”从整体上说无助于解决当时雅典面临的社会危机。比如它允许破产的平民被卖为奴隶。这肯定加剧了当时已经越来越深刻的贫富差距。而且,“战神山议事会”依然保有最高的权力。另外,后世人对“德拉古法”最深的印象就是它过于严苛。比如犯偷盗罪的人就要被处死。曾有人问德拉古为什么这么严苛,他说在他看来小罪就应该被判死刑,至于大罪,他还没想出来比死刑更重的惩罚。有人甚至说“德拉古法”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写成的[7]。英文中后来出现了一个词:Draconian,意即“严刑峻法的”。

  雅典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了。当时城里充满着所谓“六一汉∕Hektemori”(即将自己收成的5/6上交给地主,自己只得1/6的贫农阶层),富人们却对已经到手的东西还不满足。雅典有随时爆发革命的可能。这就是梭伦在594 BC就任执政官时的社会现状。梭伦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诗:“我注目凝望,而悲哀充溢着我的心这伊奥尼亚最古老的地方竟至陷于绝境”、“你们这些财物山积,丰衣足食而且有余的人……不要以为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决不会永远服从”。(《雅》5节)
梭伦像  面对这样的情况,梭伦决心改革,而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其中重要的举措有:
  1.解除债务,禁止以人身作为抵押的借贷,这样就让平民避免了破产后被卖为奴隶的悲惨命运。他的这一法令又被人称为“解负令∕seisacktheia”。
  2.按财产重新划分等级。凡所拥有的土地的年收入超过500斗(这500斗可以是麦子,也可以是油、酒等)者被称为“500斗∕pentakosiomedimgoi级”、年收入在500斗到300斗之间的被称为“骑士∕hippeia级”、年收入在300斗到200斗之间的被称为“双牛∕zeugitai级”、年收入不到200斗的被称为“佣工∕thetes级”。前两级可以参选九执政官以及其它一些高级官员,“双牛级”可以担任一些低级官吏,“佣工”则无权担任任何官职,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陪审团。梭伦将当选高级官员的条件从德拉古法要求的现金变成实物,原因是当时很多平民的大部分收入只有实物,手头总是有很多现钱的人并不多。这样就进一步放开了对官员资格的限制。
  3.虽然最底层的贫民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但梭伦规定凡是对官员的施政不满意的,可以向法庭起诉。而我们知道“佣工”是可以参加法庭陪审团的。考虑到“佣工”的人数肯定占全城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大部分陪审员可能都是“佣工”。这样一来,原来只需对“战神山议事会”负责的官员们,现在也得对法庭,换句话说对普通平民负责了。梭伦一方面没有直接削弱“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加强了平民的权力。
  梭伦改革的初衷只是为了调和矛盾,并不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度,我们至多只能说他的举措给后来民主派掌权做了必要的铺垫。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274a11)中就这么说过:“出现今天的民主政体,……,这并不是梭伦有意要造成的结果,而更主要是一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调和矛盾并不等于消除矛盾。在梭伦改革之后约20年,雅典社会的矛盾再次激化,雅典政坛又酝酿着一次新的风暴,最后导致雅典出现了僭主。关于雅典僭主制兴起的记载见于《历史》一59至一64,即吕底亚王克洛伊索因为要去攻打居鲁士,所以在希腊寻找同盟者的故事里。这一段记载历来被研究雅典社会的学者极为看重。
  当时的雅典分三个党派(一59):由吕库古(Lycurgus,不是斯巴达的那位立法者)领导的“平原党∕pedion”、由美伽克勒斯(“库隆污染案”中那个美伽克勒斯的孙子)领导的“海岸党∕paralos”、由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外党∕hyperakrios”。希罗多德对这些党派的政见没有详细说明。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平原党”是支持寡头政治的,“山外党”是支持民主制度的,“海岸党”的政见则居于它们两者之间(《雅》13节)。至于这些党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可以作如下的解释:
  雅典城本身位于阿提卡(Attica)半岛的一块大平原上。由于开发得较早,这块平原上的土地自古就被那些旧贵族大姓们所占据。所以“平原党”可能就是这些土地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政党。他们对于梭伦倾向平民的改革感到不满,他们想重新恢复原先的特权,独占高级官员的选举,把平民排挤出政治舞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支持寡头政治。
阿提卡地形图  而在雅典城以东,靠近海岸的地方,还有一块小平原。那些尚能保有一小块土地的平民们主要居住在这里。他们认为梭伦改革还不够彻底,因为梭伦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土地所有制。他们希望最好能像斯巴达那样重新划分土地,按人口数量划成大小相等的“份地”,一人一份,实现彻底的平等。这些人在政治上当然是支持民主制的。而他们所在的东部小平原,从雅典城里望去,正好被叙米托斯山(Hymettus)挡住,所以他们的党派自然就被称为“山外党”[8]了。
  最后,雅典城西南边就是海岸,这里是当时刚刚出现的、靠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人们的船坞集中的地方。而且这一段海岸线南端后来还发现了银矿。这样,所谓的“海岸党”,其实就是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政党。这些人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现在能参选的高级官职比德拉古时代要多。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和普通平民一样,想继续从旧贵族集团手里获得更多的权力;一方面又和贵族一样,不愿平民过多地参与到政治里来,毕竟要按人数来算的话,肯定是平民的人数最多,投票肯定是他们占上风。所以“海岸党”的政治态度一如历史上各时代的“中产阶级”一样,特点就是“骑墙”。
  关于这三个党派,需要对“海岸党”的领导人美伽克勒斯多说几句。前面说此人的祖父是“库隆污染案”中的那个美伽克勒斯,这个家族曾经被驱逐出城。在流亡途中,老美伽克勒斯的儿子阿尔克美昂(Alcmeon)结交了吕底亚王克洛伊索。富得流油的吕底亚王对这位落难的公子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著名的“阿尔克美昂搬金子”(六125)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位靠山,阿尔克美昂后来得以返回雅典。也正是因为他们家族得以复兴,主要是靠了和海外强国紧密的经济联系,所以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勒斯,自然不会和旧贵族站在一起,也不会和普通平民同一阵线。他成为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海岸党”的领导人,一点也不奇怪。

  回到主题,雅典的三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几乎快要演变成内战。按希罗多德在第一卷中的叙述,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外党”曾经用武力夺取过一次政权(560 BC),并自立为僭主(一59)。但是仅5年之后,“骑墙”的“海岸党”就联合了“平原党”,把他们赶走了。随后的6年,雅典再次陷入党争。“海岸党”的领导人美伽克勒斯这时再次转向,和流亡的“山外党”领导人庇西特拉图结盟,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用一种“神话般的”方式恢复了“山外党”的政权(一60,约549 BC)。可惜庇西特拉图这次的运气仍然不好,当政仅6年,就因为和妻子不和,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岳父,再次被赶走。这一次庇西特拉图在外等待了10年。10年间,他一面用自己在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上的银矿作为后盾,不断招兵买马,一面四处联络希腊各城邦的领导人,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终于,在得到了优庇亚岛上的埃雷特里亚城、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阿尔戈斯等地的支持之后,他率领自己的雇佣军在马拉松登陆,随后在雅典城外的帕列尼斯(Pallenes)小镇击败了雅典政府军,再次夺回了政权(一62,约533 BC)。庇西特拉图重新成为僭主,6年后逝世(527 BC)。
  本来是民主派的庇西特拉图,居然后来成为了僭主,真是一个讽刺。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这个奇怪的现象并不难理解。考虑到雅典当时的党争,特别是“平原党”和“山外党”之间水火不容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走“议会道路”的。因为民主派所要求的是公平、正义,但地主集团要求的就是特权,他们恰恰就是不想要公平、正义。所以就必须得有一个阶级,或者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建立起一种“专政”,或者说“独裁”,来把公平、正义硬加给他们。那种议会表决通过然后所有人都来遵行的环境,在这里并不存在。在民主这种制度建立之前,必须要让所有人,特别是特权阶级的人先接受民主制度本身。而这个让特权阶级放弃特权的过程,往往不是一纸法令就能解决的,有时就得需要一定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表面上很矛盾的情形:由一个“独裁”的人来推行民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普通雅典人对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是接受甚至赞赏的了。因为虽然他从法律上说是独裁者,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反对大地主集团,是在为平民大众谋福利,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用亚理士多德的话来说,“他倾向人民”,到后来居然是“大多数贵族和一般平民都愿意他统治”(《雅》16节)。
  另外,庇西特拉图当政时并没有完全废除梭伦的立法。当时仍有高级官员的选举——《雅典政制》中谈论庇西特拉图时代时仍然用了“某某担任执政官之年”的说法。只不过这种选举已经流于形式了,当选的人其实并没有实权,执政官的称号这个时候更像是一种荣誉头衔。
  在庇西特拉图主政雅典时,雅典的国力大增。他在第二次流亡时依靠的摇钱树——色雷斯的庞伽优斯山银矿的收益,现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雅典国库收入的一部分。他把雅典势力扩展到了纳克索斯岛。他还为提洛岛举行了净祓仪式。而提洛岛是神话中日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忒密斯的出生地,是所有伊奥尼亚族共同的圣地。他的这一举动明显是在宣告雅典现在成了伊奥尼亚族的领袖(一64)。
  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16节谈论庇西特拉图的时候,非常罕见地使用了“温和”、“宽大”、“仁慈温厚”等词语。要知道,同样是这个亚理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311a以下泛泛讨论僭主制度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是“私利”、“暴虐”、“寻欢作乐”。他在《雅典政制》16节中甚至还引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说法: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这种评价要是对应到中国文化中来的话,意思就是说好到可以和上古的“尧舜之治”相比了。

  如果说庇西特拉图的统治还是不错的话,那么到了他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的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巨变。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希庇亚斯本人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有政治家风度,又生性聪敏”(《雅》18节)。他当政之初也继续着他父亲的路线。他们家族的祸根在于希庇亚斯的三弟塞塔卢斯(Thettalos)。这个人的肆意妄为,最后导致两位著名公民阿里斯托盖顿(Aristogiton)和哈尔莫迪欧(Harmodius),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准备在一次宗教仪式中行刺他。可是行刺者在仪式现场找不到塞塔卢斯,在场的只有僭主希庇亚斯的二弟希帕库斯(Hipparchus),于是就刺杀了他,随后两位行刺者也牺牲了(《雅》18节)。不过按修昔底德的说法,惹祸的本来就是这个希帕库斯[9]
  不管怎么样,希帕库斯是死了,失去亲人的希庇亚斯开始变得残暴。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514 BC(以下的叙述主要依据本卷的L15)。
  希庇亚斯变得残暴之后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驱逐了一个对他不满的家族——阿克门尼德族(Alcmeonidae,五62)。这个家族在雅典政治史中极为重要。击败库隆政变并被“污染”的美伽克勒斯、和吕底亚王克洛伊索交往并获得巨大财富的阿尔克美昂、后来组织“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庇西特拉图一度的岳父)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对于雅典民主制的最后确立起了关键作用的克莱斯提尼和伯力克利,也属于这一家族,甚至还有亚西比亚德。
  被驱逐的阿克门尼德族,在他们的首领克莱斯提尼(Cleisthenes,“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之子)的率领下,曾经尝试过打回城来,但是失败了(约513 BC)。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现在看来不怎么光明正大的手段。为了得到宗教方面的支持,他们先是故意用超高规格重建了在德尔菲的神庙(五62),后来又直接贿赂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说预言的女祭司[10],叫她给斯巴达人说预言时总是加上要求斯巴达人攻打希庇亚斯的内容(五63)。
  本来斯巴达人和雅典的僭主一家没有什么来往,更谈不上仇恨,可是神喻老是这么要求,他们也只有照办。大约在512 BC,他们派出了一支海军去攻打雅典。不过希庇亚斯还能够借用父亲的老关系,请帖撒利的骑兵来击败了斯巴达人,还杀了他们的主将(五63)。这一下斯巴达人真地愤怒了。以前面我们已经认识的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为主帅,斯巴达军主力前来攻打雅典。击溃了再次来驰援的帖撒利骑兵之后,斯巴达军和雅典市民一起围攻卫城。正在这时,僭主一家的孩子们想从卫城里逃出来,反而被抓住。于是希庇亚斯只好投降,并答应离开雅典,以换取孩子们的安全(五65)。雅典的僭主统治至此完结(511∕510 BC)。
  (这里有一个问题。希罗多德在五65说僭主统治雅典一共有36年,而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19节说从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当政时算起是49年。如果刨去庇西特拉图两次被驱逐的16年,那么僭主统治雅典也是33年,而不是36年。另外,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15b34说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一共是51年,除去被驱逐的时间,剩下的是35年。和他本人在《雅典政制》中的说法也不一样,倒是和希罗多德的说法差不多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就我所读到的文献来看,似乎还没有人对此作出解释。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考虑到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几次提到了执政官的“名年”,还将各时间段交待得十分清楚,所以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采用了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时间表。而王以铸在其中译本372页的脚注里简单地说希罗多德所谓的36年是545-509 BC。这肯定是不对的。他似乎忘记了庇西特拉图曾经两次被驱逐,以为雅典的僭主统治是连续的。这个脚注的问题可能不是他本人的错误,因为这个注也见于Godley的英译本,王老在翻译时是参考了这个英译本的。对此王老恐怕是失察了。而且王老既然用了这个脚注,也就是说他认为希庇亚斯被驱逐出雅典是在509 BC,那么何以他在全书末尾的“年表”中会把“庇西特拉图族僭主政治的崩溃”放在510 BC呢?)

  现在僭主制度崩溃了,被僭主放逐的阿克门尼德族回来了。雅典又开始了党争。希罗多德说这时的雅典有两个党:以克莱斯提尼(贿赂皮提亚的那个人)为首的一党、以伊撒戈拉斯(Isagoras)为首的一党(五66)。两党的政见希罗多德没有说,亚理士多德也只告诉我们伊撒戈拉斯是僭主的朋友(《雅》20节)。由于五66提到伊撒戈拉斯一族曾担任一种祭祀职务,而祭祀权一般都掌握在旧的“好父亲”小集团手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肯定伊撒戈拉斯的党是倾向原来的土地贵族、支持寡头统治、反对民主制的。这种倾向肯定和被赶走的僭主希庇亚斯气味相投,所以才被称为“僭主的朋友”。而克莱斯提尼的父亲既然就是“海岸党”的美伽克勒斯,那么我们大概也可以肯定他的这一党是倾向工商业阶层,主张削减贵族权力的。然而,和他父亲不同,克莱斯提尼不准备“骑墙”。当他发现可以和下层平民团结起来反对旧贵族的时候,他就坚决地和平民联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克莱斯提尼现在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取代了原来庇西特拉图的地位,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并和寡头派开展斗争。“中产阶级”现在成了下层民众的代言人,正如法国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一样。
  伊撒戈拉斯一党见势不妙,于是想到了寡头制的总后台、坚决走寡头路线的斯巴达。于是伊撒戈拉斯请斯巴达王克里奥美尼出马。克里奥美尼便以克莱斯提尼的祖先曾经是“库隆污染案”的主谋为借口,要求将整个阿克门尼德族再次驱逐出雅典[11]。克莱斯提尼主动引退下野。伊撒戈拉斯在斯巴达军队的支持下在雅典建立起寡头政府。可是已经体验了民主制度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雅典市民再次围攻卫城,最终迫使伊撒戈拉斯离开雅典,克莱斯提尼重新掌握了政权(五70至五72,此事大约发生507∕506 BC)。

克莱斯提尼像  克莱斯提尼可以说是雅典民主制的真正建立者(以下见《雅》21、22节)。他的改革大致在508-501 BC之间。其重点之一是重新划分了雅典的行政区划。
  传统上,雅典及周围地域被分成4个“部落∕phulai”,相当于今天的“区”。“部落”是按传说中的雅典王伊昂(Ion)的4个儿子来命名的(五66)——Geleontes(农民)、Hopletes(战士)、Argades(工匠)、Ægicores(牧羊人)。每个部落习惯上由一个“部落王”管理,但随着雅典城市化的发展,这个“部落王”很早就只是一种礼仪上的职务了。从部落名称就能看出,它们其实不是什么伊昂的4个儿子的名字,而是对雅典平民阶层的起源的一种回忆。梭伦曾经对传统的4部落体系进行了改革,赋予了“部落”一些行政功能。比如他将每个部落下面分成3个“三一区”(trittues),每个“三一区”下面又分成4个“造船区∕naukrariai”。这样,全雅典被划成了12个“三一区”和48个“造船区”。“造船区长”(希罗多德在五71提到了这种职务)平时负责收税和开支,战时还要保证每个“造船区”提供一条船。这些“造船区”其实就是当时雅典市的基层政府。另外,在梭伦立法里,选举九执政官时,每个“部落”先各自推选出10名候选人,一共40人,然后抽签决定谁当选。“部落”在这里又有点像今天的“选区”。
  克莱斯提尼对这个体系来了一次大手术。他先取消了传统的“部落”,再把雅典城分为“城区及周边地带”、“内陆中央平原”、“沿海地区”3个大区,然后每个大区又分为10个新的“三一区”,最后按抽签的结果,在每个大区里各选一个“三一区”出来,组成新的“部落”。这些新的“部落”一共有10个。每个新“部落”下面有3个彼此完全没有地理上的联系、随机组合在一起的新“三一区”。这么一来,以前按地区分党派的现象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原来分散在三种不同地域的人现在成了一个部落的人,部落内部的交流就足以弥合一些原来非要上升到党派之争的矛盾。新的部落区划促使不同地域(如前所述也就是不同阶级)的人民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增加了人民的团结,避免再次出现党争[12]
  在选举九执政官方面,克莱斯提尼依然采取了梭伦时期的办法,即高级官吏仍只限于“500斗”级和“骑士”级参选[13]。选举时每个新部落内部推选出10人,一共100人,然后抽签决定谁当选。正是由于克莱斯提尼把每个新部落都安排成由三个不同地域组成的“选区”,这样每个新部落在内部选举的时候,候选人就必须同时照顾到三种地域、三种阶级的人民的不同要求。这种安排还是为了加强人民之间的理解,避免党争。
  另外,梭伦曾经为全体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设立了一个“议政会∕Boule”,其成员由每个旧部落选出100人,共400人。平常的法令草案都由这个“议政会”来起草,公民大会只需对草案表决通过与否就行了。现在克莱斯提尼将这个议政会扩充到500人,即每个新部落选出50人。而且议政会的选举办法和九执政官的选举办法一样。这样一来,议政会的候选人当然也要兼顾各阶级的利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雅典民主制被稳定下来了。
  至于原来的“战神山议事会”,克莱斯提尼没有触动它。在后来的民主派所推行的改革中,这个机构的权力逐渐被缩小,最后只剩下调查杀人案件和贪污案件的权力了。
  至于原来梭伦时代的“造船区”,克莱斯提尼以“村社∕demos∕deme”代之。每个新“三一区”下辖数目不等的村社,全雅典共有100个村社,后来逐渐增加到176个。村社内部的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出征时同一个村社的士兵也在一起服役。人们取名字也不再用祖上的姓,而是以村社名为姓[14]。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打破旧有的、注重血缘关系的贵族门阀制度,建立一个“彼此平等∕isonomia”的社会。就连新来的移民也很容易融入雅典,因为他的姓和他的邻居是一样的。
  克莱斯提尼另两个举措因为已经为人所共知,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首先就是每个新的部落选出一名“将军∕strategos”,负责在战场上率领本部落的所有士兵。虽然将军这个职务早在德拉古立法时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最高军事指挥权一直都由传统的九执政官之一“波勒马克”掌握,但是由于“波勒马克”不能连任,而将军之职是可以连选连任的,再加上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场大仗的影响,整个城邦的重心逐渐向军事倾斜,所以“十将军”就渐渐取代了“波勒马克”和名年执政官,成为雅典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比如伯力克利,他主政雅典时的职务就是将军,而且连选连任长达15年(445-430 BC)。
  克莱斯提尼还首创了“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即允许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将怀疑威胁到城邦安全的人放逐出城10年。不过这种放逐并不等于剥夺其一切权利。被放逐的人在城里的生意、债务仍然可以请人代为照管,只是本人不能回城而已。

  正是在克莱斯提尼的改革让雅典走上了民主制的道路。而这种改革刚起步就面临着巨大的外来威胁。因为民主派是赶走了伊撒戈拉斯和他的后台斯巴达人才得以上台的。而得罪了斯巴达人绝对不能给雅典带来安全。于是为了寻求外援,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一个绝对令人震惊的事实:雅典人向波斯人投降了(五73)。具体而言是克莱斯提尼的使节们向大流士王“献上了土和水”。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雅典后来一直是抵抗波斯最坚决的希腊城邦。这一点确实是雅典民主制的一个污点。不过好在他们马上就洗刷了这个污点。
  雅典人所担心的,即斯巴达的讨伐,来得也很快。斯巴达的军队,在他们的两个王带领下果然来了,一起来的还有科林斯的军队,雅典的近邻波奥提亚人、优庇亚岛上的卡尔启斯人也发兵来攻打(五74)。这支联军的力量不可谓不强大,最后却因为内部不合而解散了(五75)。后来斯巴达人知道了早先克莱斯提尼贿赂皮提亚,叫她说假神喻的事,又想组织一次进攻雅典的联军(五90),却因为科林斯人自己也吃够了僭主的苦头,认为斯巴达人为了替一个僭主报仇而兴师动众是毫无道理的(五92)。斯巴达人才最后放弃了支持希庇亚斯回国的念头。
  急于想回雅典的希庇亚斯谢绝了父亲的老朋友——帖撒利人和马其顿人的邀请(五94),转而来到了小亚细亚。他鼓动前面提到的波斯帝国驻吕底亚太守阿塔弗列涅去攻打雅典人。阿塔弗列涅后来真地命令雅典人把希庇亚斯迎回去,理所当然地被雅典人拒绝了(五96)。现在雅典人总算明白他们原来想依靠波斯人巩固自己刚建立的民主制是多么的幼稚。波斯人对于民主制的威胁要比斯巴达人大得多。他们现在终于认清头号敌人是谁了。后来他们也以实际行动给这个头号敌人好好上了一课。
  就在雅典对波斯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后不久,伊奥尼亚起义的领导人阿里斯塔戈拉来雅典求援,雅典人当然马上答应了他。
──────────
[1] 因集会地点在“战神山∕Areiopagos”而得名,也有人译之为“雅典元老院”。
[2] 关于“库隆政变”更详细的记载见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86页以下。
[3] 这种“神殿避难权”一直到中世纪仍然在欧洲存在,可以参考《巴黎圣母院》。
[4]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没有提此人的名字,也许是“为尊者讳”吧。《平行列传•梭伦传》12节提到了。
[5] 《平行列传•梭伦传》12节。
[6] “10米那“指4.3公斤白银,关于古希腊币制可以参考第七卷第7项札记。
[7] 《平行列传•梭伦传》17节。
[8] 王以铸的中译本将“山外党”译成了“山地党”,这就把原文hyperakrios中的“hyper∕在……之外”的意思给漏掉了。
[9]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461页。
[10] 对于她们有专门的称呼——“皮提亚∕Pythia”。
[11] “库隆污染案”后来一直是寡头派攻击民主派的一个口实。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阿克门尼德族的后裔伯力克利也曾受到类似的被驱逐的威胁,可以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卷10章,88页。
[12] 关于克莱斯提尼的新区划,可以参考这里
[13] 据亚理士多德的《雅典政制》26节说,要到456 BC,九执政官的参选资格才被扩展到“双牛”级。“佣工”级则一直无权当选高级官吏。
[14] 比如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国家篇》328B中,说到参与对话的有一位“派亚尼亚的卡曼提德斯”。这就是当时雅典人名字的普遍格式。这里的“派亚尼亚∕Paiania”就是一个“村社∕deme”。雅典人名字的另一种普遍格式是“某某之子某某”,比如也在328B出现的“阿里斯托纽摩斯之子克勒托丰”。


7.一座雕像的遭遇
“刺杀僭主者”雕像  在雅典的民主制确立之后,在514 BC刺杀希帕库斯的两位公民阿里斯托盖顿和哈尔莫迪欧被民主派奉为为民主制的建立而牺牲的英雄,虽然两人当时的动机是私人的仇恨。城邦还为他们建立了雕像以纪念之。这座雕像有罗马时期的大理石摹品传世,是希腊早期古典主义风格雕塑的代表作之一。这尊被称为“刺杀僭主者∕Tyrannicides”的雕像后来变得太有名了,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们刺杀的希帕库斯就是僭主本人。所以到了修昔底德的年代,他就不得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六卷5章特别声明当时的僭主是希庇亚斯。至于雕像为什么会是这种姿态,可能是因为当时行刺一瞬间的姿态是这样的。
  现存的罗马时期摹品复制的肯定不是原作,因为原作在480 BC波斯王薛西斯攻入雅典时已经被波斯人运走了[1]。后来雅典人在477 BC重新树立了一尊新的雕像。摹品复制的应该是这第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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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参考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三卷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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