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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
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  大流士对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远征,如前所述,是他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威胁的第二场战争。战争的具体进程希罗多德在L11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在前面第四卷的概述中也作了简要说明。诸位还可以看看我画的战争进程图(见右),可以对此役有个明确的整体概念。下面仅对战争过程中一些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作点说明。

  大流士进攻斯基泰人的具体时间,希罗多德没有说,波斯方面的记载对此也是阙如。一般学者估计应该在515 BC(此前大流士在忙于征服印度河流域)到510 BC(此时大流士已声称色雷斯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之间。

  第一眼看地图,我们发现大流士为了征服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他选择了从小亚细亚出发,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先进入色雷斯,再渡过伊斯特∕多瑙河,最后折向东北的路线。如果光看地图的话,似乎从高加索山方面直接进兵会省去很多麻烦,也不用绕这么远的路。但是高加索山自古就是很难翻越的,特别是当大流士率领的波斯军人数有70万之多的时候,军队的后勤供应线如果需要靠翻越高加索山,那么难度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大流士选择的路线虽然绕了远路,但更容易进兵,后勤供应也容易跟上。
  希罗多德说进攻斯基泰人的波斯陆军有70万人(包括骑兵),海军有600艘船(四87)。这个数目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波斯方面的历史记录没有提到军队的人数,我们也只有靠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它是否可信了。19世纪的“疑古派”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数目是夸大的,波斯军的真实人数可能只有十几万人或者几万人而已。但他们拿不出证据,只是认为在古代想动员起这么多人、组织起这样规模的远征似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希罗多德的这个70万和600艘的可信度,直接关系到后来他提到的薛西斯王入侵希腊本土时波斯军兵力的可信度,所以这里值得多说几句。
  首先,我们现代人对古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千万不要低估。秦王嬴政为了灭楚,可以给王翦60万人[1]。而当时尚未统一中国的秦,国力远不及大流士治下的波斯帝国,那么波斯陆军有70万人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另外,前面评论第三卷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流士是怎么管理他的帝国的,像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建立“王家大道网”等等举措,都显示了波斯帝国如果准备大打一仗的话,可能动员出的力量将是非常令人恐惧的。
  其次,19世纪的“疑古派”学者们对70万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因为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所有的战争,比如十字军东侵、英法百年战争、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德国的三十年战争等等,参战军队最多也不过十几万。他们印象中最大规模的战争是拿破仑率领60万法军入侵俄国,而拿破仑的时代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所以他们认为尚处于奴隶制的波斯帝国居然有70万军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限于自身历史视野的偏见,我们只能一笑置之。因为中国历史中上百万人的战争并不罕见,甚至武王伐纣时,商纣王尚能集结起70万的大军[2],所以我们中国人对70万这个数目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另外,据古希腊历史学者波利比乌斯(Polybius of Megalopolis,203?-120? BC)的《通史》二卷24章记载,当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入侵意大利时(218 BC),罗马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能提供的防御兵力总数是“步兵70余万,骑兵7万多”。波利比乌斯生活的年代离第二次布匿战争非常接近,这个数据应该是很可靠的。意大利的面积和人口肯定比不上波斯帝国,但也能召集起将近80万人的军队哦!这也算是对“疑古派”的一个回应吧。
  最后,正是因为波斯军有70万之多,才最后导致他们的失败。这一点我在下面将详细讲到。总之,在确实的反证出现之前,我们还是相信希罗多德的70万和600艘的数目。

  大流士在色雷斯(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以及保加利亚)进军时,渡过了一条今天已不可考的特阿罗斯河(Tearus),然后在河边立了一根石柱,上面刻了一段称赞这条河的铭文(四91)。这件事恐怕是真的。因为波斯人是信祆教的,而祆教有崇拜河水,特别是清洁的河水的习惯。现在伊朗的哈马丹(原美地亚王国首都伊格巴塔那)附近的一条河边就有波斯王大流士和薛西斯刻的铭文。内容倒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不一样,不是称赞河水,而是称赞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河水被视为阿胡拉•马兹达的恩赐。不过希罗多德记载的铭文后半段,即大流士在铭文最后回溯自己家世的部分,倒确实是真正的波斯王铭文的格式。另外,在今天的罗马尼亚,曾经发现了一块刻有古波斯文的残片,内容正好是大流士回溯家世的部分[3]。这是至今为止在欧洲发现的唯一一块波斯铭文残片,很有可能就是希罗多德在这里提到的铭文的一部分。当然,大流士的远征不太可能越过喀尔巴阡山,深入到罗马尼亚那么远的地方。这篇铭文可能是在后来什么时候被从保加利亚搬到了罗马尼亚,然后遭到破坏,成为碎片的。
  大流士在色雷斯的进军中征服了一个在伊斯特∕多瑙河南岸的民族,叫盖塔伊(Getae)。这个民族后来在历史中仍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334 BC开始走上征服世界的征途时,第一个攻打的民族就是他们[4],这时他们已经迁徙到伊斯特∕多瑙河北岸了。他们后来的名字是达喜人(Daci),而且经常和罗马人作战,是最后一个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的行省(104 AD,由图拉真皇帝征服)。

  大流士渡过伊斯特∕多瑙河之后,斯基泰人就开始了一边坚壁清野、一边诱敌深入的战术。他们毁掉自己土地上的一切资源,然后引诱波斯人来追击,以便把他们往东引。斯基泰人采用这种战术,一方面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和波斯人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了自己是游牧民族、机动性高的优势和对方主要是步兵、行动缓慢的弱点。
  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在马镫和马掌被发明之前,骑兵的作战能力是很差的。因为没有马镫,骑兵在行进中只能用双腿紧夹着马肚子,以稳定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就限制了骑兵在马上的动作,长距离奔跑之后骑手也会十分疲劳。而如果没有马掌的话,马蹄很容易被路上的石子、硬物扎伤,影响奔跑,而且不利于马承受很重的负荷。一旦马不能负重,那么骑手也就不能携带重武器,攻击力受到了限制;骑手和马也不可能有金属重甲的装备,骑兵的防御力就很低了(可以参考右边的图)。作于2世纪晚期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的青铜骑马雕像。注意,已经是公元后2世纪了,但雕像中依然没有马镫和马掌所以在公元前6、5世纪,波斯陆军中的骑兵只是辅助部队,武器主要是弓箭,执行的任务主要只是侦察和袭扰。步兵才是波斯陆军的主力,步兵和骑兵的比例约为10:1——同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也大致如此,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罗马人抵抗汉尼拔的兵力数字。中国人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车兵在这时的中国仍然是重要的兵种。而斯基泰人因为游牧民族,他们只有骑兵,所以他们的机动性比波斯人要高得多,虽然其战斗力明显不如对方。
  (马镫和马掌的发明权直到今天一直有争议。有学者主张它们是中国人发明的,大致时间是魏晋时代,也有人主张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前面提到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发明的[5]。)
  斯基泰人把波斯人往东引的主要目的是故意拖长波斯军的供给线。因为本地的资源要么已经被斯基泰人转移走了,要么已被他们“焦土”掉了,波斯人到了这里,其后勤供应只能依靠从后方长途转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军70万人的巨大数量,不仅不是他们的优势,反而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劣势。因为要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送70万人的粮草,这个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他们越往东追击,供给线越长,后勤越难保证。大流士当然想速战速决,但对方的机动性比你高,又故意不和你正面交锋,你哪里有决战的机会呢?
  波斯军在这一阶段的追击,以他们到达瓦鲁斯河对岸的“荒漠”,然后撤回到瓦鲁斯河边,开始构建碉堡群,准备长期围困斯基泰人为结束。

  瓦鲁斯河是波斯军向东追击所达到的最远处。这条河具体指哪条河一直有争议。有人甚至说它是希腊人所称的波利斯铁涅斯河(今天的第聂伯河)。我则认为它是今天的伏尔加河。理由有:1.希罗多德明确说波斯人在到达瓦鲁斯河之前,已经追过了塔那伊斯∕顿河(四122)。2.瓦鲁斯河附近有一处“荒漠”,这应该就是今天的雷恩沙漠。3.希罗多德说,“荒漠”附近有4条河,从东往西是吕科斯河、瓦鲁斯河、塔那伊斯河、叙尔吉斯河(四123)。后面两条已经肯定是今天的顿河和顿涅茨河,在它们东边,又可以和它们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不过希罗多德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这4条河全部流入麦奥提斯湖∕亚速海。实际上,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入的是里海。4.有学者说,直到19世纪,一些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民族依然把伏尔加河称为“拉”河(Rha),这和“瓦鲁斯”(Oarus)的读音很接近。5.四124告诉我们:大流士在塔那伊斯∕顿河与这条瓦鲁斯河之间修建的碉堡群,是由八座碉堡组成的,每两座碉堡之间相距60斯塔迪昂(约合11公里)。这八座碉堡碉堡恰好能完全覆盖顿河河曲与伏尔加河之间约60公里的距离。
  总之,我认为瓦鲁斯河=伏尔加河,我在附图中也是这么标明的。至于“吕科斯河=乌拉尔河”的结论我则没有把握,因为证据还太少。

  现在波斯军到达了伏尔加河流域,并修建碉堡群。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
  1.把斯基泰人往南压缩。波斯人想用一系列碉堡在北边筑起一道屏障,以便步兵的长期驻扎,再加上碉堡群东边的瓦鲁斯∕伏尔加河,碉堡群西边的塔那伊斯∕顿河,都是天险,这样就便于把斯基泰人进一步向南压往高加索山方向。而高加索山区是不适于斯基泰人的骑兵的。
  2.如果能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建立起一个屯兵基地,那么粮草的转运就不必走那么长的陆路了,而是可以走水路:通过攸克星海∕黑海、麦奥提斯湖∕亚速海,然后沿塔那伊斯∕顿河溯流而上,后勤紧张的问题将大大缓解。
  这里需要提一下水运、陆运的效率问题。首先当然是水运的路程要比陆运短。再有,当时的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拉的大车,它们的速度当然没有桨+帆的船来得快。另外,我们以100人为例,这100人如果走陆路运粮草的话,最多只能赶100辆大车,如果每辆大车都配1匹马,那么1个人1匹马1辆车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拉500公斤左右的粮食。这样100人最多只能同时运送50吨的粮食。而如果用船,100人可以组成2条船的水手(当时希腊商船的标准人员配置是每条船50名桨手,所以这种商船又叫“五十桨船”),每条船都能很轻松地运输上百吨的货物。这样100人可以同时运送200吨的粮食。另外,不要忘了走陆路的时候需要马,而马和人一样,在路上也是要吃东西的。路程越远、在路上走的时间越长,担当运输任务的人、马自身的消耗也就越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运输队所运送的粮食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自己在一路上吃掉了。比如在《史记•平准书》里,司马迁告诉我们:汉武帝征伐西南少数民族的时候,由于道路崎岖难行而且补给线拉得过长,居然是“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一钟是六石四斗,也就是说最后能到达前线的粮食只有出发时的约1%,所以波斯人的后勤问题是古代世界各国将领都面对的大难题。明白了这个,我们就知道大流士选择这里作为屯兵基地是有良苦用心的。
  斯基泰人也不笨。他们看到波斯人想搞“长期困守”、“囚笼政策”,于是冒险渡过瓦鲁斯∕伏尔加河,从“荒漠”地带北上,跳出了波斯人的包围圈。波斯人只好放弃没有修完的碉堡,再次开始追击,而斯基泰人也再次开始诱敌深入,把波斯人引向内陆更深的地方。
  第二次追击确实让大流士有点沉不注气了。希罗多德在四126引用了一封据说是大流士写给斯基泰国王的信,语气很强硬,内容却几乎是在哀求对手来一次决战。斯基泰国王的回信(四127)更是一种幽默,一种胜利者才有的幽默。
  正是在这种追不上、围不住、打不着、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在“波斯七贵”之一戈比亚斯的建议下,大流士下决心撤退。
  斯基泰人追击波斯人的路线,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犯的唯一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土地上的资源“坚壁清野”了,所以他们以为对方会选择最短的路线尽快回到伊斯特∕多瑙河边,于是他们选择了捷径去追击。而波斯人却是沿着原来进军的路线撤军的。所以双方错过了,斯基泰人尽管先到了多瑙河边,却没有发现波斯人,转回身再去寻找,仍然没有找到,于是丧失了“击其惰归”的机会。斯基泰人的疏忽在于:他们没有想到波斯人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波斯人不知道哪里是捷径,他们只可能尽量按照进军时的路线往回撤。波斯人的谨慎终于在最后关头挽救了他们的命运,以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由于两军一直没有真正的交锋,所以波斯军实际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是一场浩浩荡荡的远征,就这样窝窝囊囊地结束了。

  总地来看,大流士的远征军虽然在数量、实力上占有优势,但仅仅在两个问题——机动力和后勤补给——上出了问题,就像泥足巨人一样垮掉了,被他自己的重量压垮了。在这种情况下,巨人越巨大,跨得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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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 《史记•周本纪》。
[3] 其英译文见这里
[4] 可以参考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一卷3节。
[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这里这里


7.一根绳子和60个结
  在大流士的斯基泰远征中,最有趣的插曲就是关于波斯军在伊斯特∕多瑙河上架的那座桥的故事。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大流士在进兵时,渡过伊斯特∕多瑙河之后,本来想毁掉这座桥。后来他听从了一个伊奥尼亚人的建议,留住桥并命令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僭主率领的希腊军守住它。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大流士给希腊僭主们一根打了60个结的绳子,告诉他们过一天解开一个结,等全部的结都解开之后就可以回去,不必守桥了。
  60天还没过完的时候,一部分斯基泰人来到河边要求希腊人离去,希腊人以60天还没到为由拒绝了。后来当斯基泰人追击撤退的大流士,因为和对方错过而先到了伊斯特河边的时候,他们再次要求希腊人离去。这时60天已经过去。希腊僭主们开了一个会。会上雅典人米泰亚德主张把桥毁掉,米利都人希斯提亚欧主张留住桥,最后大家听从了后者的建议。希腊人便假装拆桥,把桥北端拆了,骗走了斯基泰人。等大流士到达伊斯特河边时,希腊人马上把已经拆掉的桥北端重建起来,波斯人得以全身而退。
  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网友可能知道希特勒早年从政时曾经多次遭到暗杀,但都被他逃脱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暗杀中的一次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人类将免于一场浩劫,无数的生命也将得以保全。我想当年听希罗多德讲他的《历史》的希腊听众们,听到这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肯定会有类似的感触。如果当年那些僭主们听从了米泰亚德的建议,把桥拆了,大流士也许就死在斯基泰人手里了,那么后来大流士和薛西斯父子先后入侵希腊的事情,也许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希腊也将免于一场浩劫。
  但是,很遗憾,这一根绳子和60个结的故事,非常可能是假的,这件事非常可能是子虚乌有。
  首先,波斯人和希腊人当时都已经是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如果真地需要定下60天这个期限,根本没有必要用什么打了60个结的绳子。这种“结绳记事”根本不是波斯人或者希腊人的习惯。
  其次,前面介绍大流士远征的过程时,我们知道他曾经在塔那伊斯∕顿河与瓦鲁斯∕伏尔加河之间筑堡,希罗多德自己也告诉我们他亲眼看到过这些碉堡的遗迹(四124)。那么大流士的远征所花的时间应该是相当长的。要知道,主要以步兵为主的波斯军,要在多瑙河河口、伏尔加河河曲之间(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走一个来回,还要修建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可以被希罗多德看到其遗迹的碉堡群,60天无论如何是太短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60天的期限是真的,也就只能像“疑古派”学者那样认为波斯人其实只到达了波利斯铁涅斯∕第聂伯河。而这条河和前面提到的希罗多德介绍的民族分布、地理情况根本对不上号。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得理解,在所谓的希腊僭主会议上提出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的人——雅典人米泰亚德、米利都人希斯提亚欧——都是后来的历史中很关键的人物。米泰亚德将是马拉松战役(490 BC)中雅典击败波斯的主要功臣,希斯提亚欧将是直接导致波斯和希腊交恶的伊奥尼亚起义(499-492 BC)的主要策划者。
  伊奥尼亚起义是《历史》第五卷的主要内容,这里暂且不去提它。不过有一点要在这里先强调一下: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前面说了大约在515 BC到510 BC之间,这时的政治形势和20年后伊奥尼亚起义、马拉松战役时有很大的不同。在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时候,在爱琴海东岸的各希腊城邦其实很支持大流士,主要原因是他们也想在对斯基泰人的征服中分一杯羹。黑海地区一直是伊奥尼亚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如果大流士征服了斯基泰人,希腊人又积极参与了这次远征,那么以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商业活动将获得更大的自由与更大的利益。然而,大流士失败了。更糟的是,20年后,大流士自己成为了希腊人最大的威胁(具体原因见下一卷的评论),所以才爆发了伊奥尼亚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马拉松战役。当年曾经参加过大流士远征的米泰亚德、希斯提亚欧,后来分别以不同的途径回应了这种威胁。而他们这些人的这种转变,在普通百姓看来,当然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好比一位曾经为曹操打天下出过大力的功臣,当曹操想篡汉时又竭力想阻止他。这种转变,确实太难以让人信服了。
  但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转变。在曹操的例子中有荀彧[1],在大流士的例子中有米泰亚德和希斯提亚欧。当大流士的事业可以为希腊人带来好处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他,当大流士变得对希腊人不利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抵抗;正如当曹操剿灭群雄,澄清四海,似乎是在为汉朝安定天下的时候,荀彧就帮助他,当曹操萌发“取而代之”的念头时,荀彧就反对他。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转变,因为荀彧一直是以汉朝的利益为最终考虑的。
  然而,米泰亚德在大流士远征时支持了波斯人这个事实,在普通雅典人心中是印象太深了,他需要为自己洗脱这个历史上的“污点”。实际上,这就是我认为的一根绳子和60个结故事的真正来源。这个故事应该是在米泰亚德自己编出来的,地点是在雅典,时间是马拉松战役之前。雅典这时的政治环境对米泰亚德非常不利。他刚刚从小亚细亚回到雅典,准备领导自己的同胞反抗波斯人的入侵。而同胞们却对他20年前曾为波斯人守过伊斯特河上的桥这件事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对他此时从“亲波斯”立场转变为“反波斯”立场,感到十分可疑。雅典人不理解其实转变的不是他,而是政治形势。于是米泰亚德为了挽回同胞的信任,就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自己本来在20年前就有除掉大流士的机会,但是因为希斯提亚欧的反对而没有成功。所以他本人实际上一直是忠实于雅典和希腊的利益的。看来雅典人相信了他的话,这个故事得以流传,他本人也得以在马拉松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至于他为什么要选择也是反抗波斯的同志的希斯提亚欧,来作为让大流士从斯基泰人手中溜走的主要罪人,原因很复杂,请看下一卷评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马拉松战役前夕,也就是米泰亚德编这个故事的时候,希斯提亚欧已经死了,已不能出来为自己辩护了。
  对于我们现在谈论的第四卷,关于伊斯特∕多瑙河上这座桥的真实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大流士本来就没有想毁掉它,否则他将不得不穿越高加索山脉或者里海与咸海之间的沼泽,才能回到波斯,没有一个理智的统帅有可能这样安排自己的进兵路线;大流士也没有给守卫这座桥的希腊人什么“60天”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守到我回来为止”;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战役很可能远远超过60天(有学者甚至认为有3年之久);斯基泰人可能到桥边来过几次,但希腊人一直拒绝离开,直到最后才想出了假装拆桥的主意;希腊人在这里自始至终都是大流士的忠实部下。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和米泰亚德、希斯提亚欧其实没有“转变”一样,大流士也没有“转变”。他没有从“对希腊好”转变成“对希腊坏”。他其实一直都是按“波斯人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来考虑一切问题的。用得上希腊人的时候就利用他们,觉得他们开始碍手碍脚的时候就消灭他们。正如曹操,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前后一贯的、“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合作的双方由于各自利益的差异,在形势变化之后都认为对方发生了变化,最后导致合作的破裂,其实双方都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形势。而在波斯和希腊之间,形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看后面对第五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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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


8.希罗多德的地理学
  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难写的。因为关于地理学希罗多德没有系统地写出什么完整的段落给我们来分析。唯一像点“地理学专论”的是散布于第四卷中一些段落。最重要的可能是L10中对斯基泰地区(含欧亚草原)的描述、关于三大洲孰大孰小的讨论(四36至四45)、L12中对北非的民族分布的介绍(四168至四199)。
  这三处中第一处因为和我国历史有很多联系,所以前面已经着重地加以了评论和补充,下面对后两处作点简单的评述。这肯定不是对希罗多德地理学的完整的介绍和研究。但限于篇幅和能力,我现在也只能满足于以下的简介。

  对于亚细亚、利比亚(今天的非洲)、欧罗巴三大洲的问题,首先要明白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亚细亚和利比亚的分界线比较明显,即希罗多德所说的阿拉伯湾、我们今天所称的红海。相比之下,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分界线则不怎么明显。
  按照希罗多德的讲法,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在科尔启斯(今天的格鲁吉亚)-里海-所谓“朝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河一线(四37、四40)。虽然这个“朝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河,如我在第一卷第14项札记中所说,应该是今天的阿拉斯河。但从四40的叙述来看,也许认为它是前面所说的X,即曾经流入里海的奥克苏∕阿姆河更好。如此,希罗多德认为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大致在高加索山-里海南岸-咸海南岸,基本上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线。这和现代人理解的南北走向的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高加索山-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俄罗斯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如果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则俄罗斯全部都在欧洲;前面提到的欧亚大草原,如果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则整个全是“欧洲大草原”。
  明白了这个区别,我们才能明白他为什么说欧罗巴比亚细亚大。既然他的时代还根本不知道印度以东的情况,那么对于按东西走向划分的欧亚两洲,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至于他为什么说欧罗巴比利比亚还大,则牵涉到一件地理学上非常重要的事,即有记录的人类第一次环非洲的航行(四42)。介绍埃及古代史时我提到埃及法老涅科斯曾经挖了一条沟通尼罗河和阿拉伯湾(今天的红海)的运河。他随后派当时最有经验的水手——腓尼基人从阿拉伯湾出发,一直沿着海岸航行。结果3年之后,水手们居然从赫拉克勒斯之柱——今天的直布罗托海峡,西班牙和摩洛哥分界处——进入了地中海,最终回到尼罗河,完成了环绕非洲的壮举。
  涅科斯进行这次远航的原因,当然不是科学考察。前面评论第二卷时我们知道他一直想征服西亚,想对新巴比伦王国动手,所以这次航行应该是他准备向东进兵的一次侦察行动,不意成就了第一个地理大发现。
  正因为有了这次航行,希罗多德便认为利比亚(非洲)的大小是已知的,而当时欧罗巴的大小无人知晓,所以他便认为欧罗巴肯定比利比亚大。
  在古希腊人的时代,欧罗巴的大小是和一个传说中的叫“极北人”(Hyperborean)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民族据说生活在“极北地”(Hyperborea,原义是“北风之外”),那是一个在北方很远的地方,气候温和宜人,“极北人”在那里过着自足、和平的幸福生活,他们崇拜太阳神阿波罗。希腊最主要的两个太阳神圣地——德尔菲和提洛岛上的阿波罗崇拜,据说都是他们传来的。“极北人”一直是古希腊人衷心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模范。
  至于“极北地”的具体位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不同。在古风时代,希腊人认为“极北人”生活在色雷斯之北,伊斯特∕多瑙河对岸。到了希罗多德的时代,由于希腊人对于北方,特别是欧亚大草原地区的地理、民族情况了解的增加,“极北人”又被说成居住在前面提到的“独眼人”和格里芬之北(四32)。斯基泰人告诉希腊人:由于被严寒和满天的羽毛所阻隔,没有人可以去到“极北地”。希罗多德很正确地把这里的“羽毛”认定是雪。要知道,希腊本土几乎是从不下雪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里的“极北人∕极北地”认作彻头彻尾的传说与虚构,那么不难看出斯基泰人的说法里包含着一些对居住在寒带地区的民族的正确描述。前面也提到了希腊人听斯基泰人说有的民族一睡就是6个月。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知道一些关于北极圈地区的事情了。
  在希罗多德之后的希腊学者们,对“极北人”有着不同的描述。“极北人”后来被认为生活在一个岛上,而阻止人们访问“极北地”的,已不再是严寒和大雪,而是海洋和海中的怪兽。如果我们也想从这个传说中找寻一点事实真相的话,大概可以说这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者是对不列颠岛的浪漫想象。如果想象力更丰富一点的话,还可以认为这是指冰岛,甚至是格林兰岛。
  总之,随着希腊人对欧洲北部地理情况的逐渐了解,他们总是把“极北人∕极北地”放在越来越靠北,越来越远的位置上。我们没有必要肯定地说某某民族就是“极北人”的原形,因为“极北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原形,只是希腊人的一个对于完美社会的理想而已。“极北地”似乎确实存在着,但你永远无法接近它,就好象中国神话中的蓬莱一样。作为一个理想而言,它是完美的。而完美的东西又何必非要在地图上被指出来才能叫我们相信呢?所以我们还是让“极北人”保持他们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吧;对这个问题深究下去既没有必要,又破坏美感。
  希腊神话中关于“极北人”最著名的故事,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里摘取金苹果的故事。金苹果据说就生长在“极北地”。而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极北人”,是一位叫阿巴里斯(Abaris)的太阳神祭司(可以参考四36)。据说他带着一支神箭周游世界,而且从不吃东西。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们曾经宣称这位神话人物后来皈依了毕达哥拉斯教派。但我们不必相信这些哲学家的招生广告,还是让他继续周游世界下去吧。
  希罗多德在四33至四35还提到一件事。据说“极北人”派出了他们的2名少女和随行的5名少年侍卫,从“极北地”出发一直到达提洛岛,献上了给太阳神的礼物。后来这7个“极北人”不幸都死在了提洛岛。“极北人”看到使者们没有回来,于是换了一种做法:用麦草把礼物包起来,交给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这个民族再交给下一个民族,礼物在各民族中传递下去,直到提洛。这个记载恐怕是对当时欧洲各民族间贸易情况的一种半神话的介绍。礼物并不是传递下来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路线,在各民族间不断地交易,最后到达希腊。依据希罗多德的介绍,我们大概知道这条贸易路线从今天的俄罗斯延伸到爱琴海上的岛屿。由于礼物是琥珀,所以这条商路被称为“琥珀之路∕Amber Road”,和著名的“丝绸之路”齐名[1]
  关于“极北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国内学者认为“极北地∕Hyperborea”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Siberia”的词源[2],他们似乎肯定“极北人”就是指西伯利亚的原始民族。他们恐怕不知道Siberia的词源是鞑靼语的Sibir,意思是“沉睡的土地”。

  至于希罗多德对北非地理和民族的介绍。我只需点明一下,它们中间的希腊殖民地库列涅(又译“居勒尼”),后来诞生了古希腊哲学中著名的三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的库列涅∕居勒尼学派。他们主张的感觉至上论、快乐至上论对于晚期希腊哲学中的伊壁鸠鲁派有着重要影响。其它的地方和民族由于在后来的历史中没有什么影响,而且王以铸的中译本中已经包含了一张后人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所绘制的地图,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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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琥珀之路”可以参考这里
[2] 如梁越的《大汗的挽歌》。


9.希罗多德对亚历山大远征军的影响
  在前面评论第一卷时,我提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对后来的亚历山大远征军有着几乎致命的影响,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古希腊人所知的西亚和中亚  由于《历史》中对所谓“阿拉克塞河”的混乱描述,导致亚历山大远征军到达了奥克苏∕阿姆河、雅克萨提∕锡尔河流域之后,以为自己西面不远处就是里海——实际上那是咸海(详见第一卷第14项札记,以及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三卷30节)。
  再加上希罗多德对所谓的“阿拉克塞河”先后有过这样的叙述: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曾渡过它去征讨玛撒革特人(一205,这里的“阿拉克塞河”实际上是奥克苏河),斯基泰人也曾渡过它去入侵辛美利亚人(四11)。这样一来,他主观上把奥克苏河(包括其旧河道)拉到离黑海北岸,即原属辛美利亚人后属斯基泰人的地方很接近的位置了。
  另外,他把里海的长宽比说得过小(15:8,一203),又把麦奥提斯湖(今称亚速海,在黑海东北)说得过大(“比黑海小不了多少”,四86),也很容易让后人以为里海东岸离黑海北岸、离麦奥提斯湖很近。
  如此一来,对于亚历山大及其部将来说,既然现在已经到了里海东岸(其实是咸海东岸),那么离黑海北岸、离麦奥提斯湖就不远了。证据就是有人真地就是这么想的。比如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说当时随军的阿里斯托布鲁斯(阿里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就把雅克萨提河当成了塔那伊斯河(顿河),把它流入的咸海当成了麦奥提斯湖。
  阿里斯托布鲁斯是公元前4世纪人,他当时在远征军中,很可能听说了咸海的存在,但很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西方人2000年中发现咸海的唯一的机会,而是把它误认为是麦奥提斯湖了。他犯这种错误应该说根源还是在希罗多德那里。阿里安是2世纪人,这时的学术界已经把奥克苏河、雅克萨提河认定是流入里海的——虽然这离实际情况还差了不少,虽然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咸海,但总比把咸海当成麦奥提斯湖要进步了很多。而20世纪的中国学者李活却还要在此书的中译本276页特别注明:咸海就是麦奥提斯湖。这实在让人费解。
  回到亚历山大的故事上来,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误解并不是孤立的。阿里安虽然从自己时代的观点出发,在三卷30节说明了雅克萨提河并不注入麦奥提斯湖而是注入里海,而且指出阿里斯托布鲁斯所称的塔那伊斯河,和希罗多德所称同名的河并不是一条。但是他在全书的叙述中其实仍然继续了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观点。他仍然把这里的雅克萨提∕锡尔河叫作“塔那伊斯河”,还是把它当作欧亚两洲的分界线,这其实是延续了希罗多德所给出的东西走向的欧亚两洲分界线。在此书的第四卷,即叙述亚历山大在雅克萨提河附近的战斗时,往往出现“欧洲斯基泰人”、“亚洲斯基泰人”的说法。最典型的例子在四卷4节,雅克萨提河北岸的斯基泰人向亚历山大叫阵:说要让他领教领教他们“和亚洲蛮子们(指被亚历山大征服的南岸斯基泰人)有什么不同”。这话的口气只能理解为说话者本人自认为不是亚洲人,是欧洲人。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游牧部落会用“蛮子”来形容自己的同族,这句话应该是远征军中一些人的杜撰。另外,在四卷15节,亚历山大说征服了印度,就等于掌握了全部的亚洲。看来当时的远征军都认为眼前的“塔那伊斯”∕雅克萨提河就是欧亚分界线,对岸已经不是亚洲,是欧洲了。
  这种观点肯定不是阿里安的杜撰,因为他在三卷30节已经声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就只能是当时远征军的看法。
  这样,对于亚历山大的部队来说,现在既然已经到了所谓的“塔那伊斯河”边,那么离欧洲就不远了,离黑海北岸就不远了,离色雷斯、马其顿就不远了。只有了解到这个,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想打到雅克萨提∕锡尔河对岸去,因为他们以为过了那里就可以回家了。
  当然,斯基泰人的抵抗让他们没有过去。即使过去了,估计他们也会在寻找回家之路的过程中被游牧部落的袭扰战术拖垮,正如L11中大流士的失败一样。
  从希罗多德对“阿拉克塞河”的混乱描述,到咸海的失踪,再到把雅克萨提河误认为塔那伊斯河,这一连串的事件,起因只是一句话的模糊,结果却是一位大英雄和数万将士差点命丧异乡,古今之为学者,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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