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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大草原
  欧亚大草原,是指从今天的乌克兰,跨过俄罗斯南部,直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从早先的匈奴人,到后来的蒙古人,再到近代的哥萨克,曾经有无数的游牧民族在这里上演了游荡、征服、流亡的历史活剧。而斯基泰人是他们之中最早出名的。斯基泰人的历史代表着后来一大批游牧民族的历史——没人能说清的来历;转瞬之间就兴盛起来;威震一方,人人谈之变色;莫名其妙就开始衰落;被击败、被征服、被驱赶;最后被世人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中[1]
  斯基泰人的历史,作为典型事件,能够被后人详细加以研究,主要是靠了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如果我们接受关于“印欧人”的“Kurgan理论”,那么《历史》第四卷更是最接近“印欧人”生活状态的第一手资料。明白了这点之后,让我们来看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大草原是怎样的。

  在研究某个地域的历史时,我依靠下面两个原则:
  1.先确定该地域的地理情况,再研究该地域的民族分布。因为相比起人的流动性,大山大河的位置更少发生变化,更容易和今天的地理情况对照起来。当然,像黄河的频繁改道,或者奥克苏∕阿姆河的旧河道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但这毕竟是少数情况,而且它们的改道或者干涸都是可以从考古学∕地理学上去证实、去断定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的。
  2.在研究某位作者的记载时,其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按下列的次序排列:最可信赖是他对自己去过的地方的描述,是他对亲眼见过的事件的描述。其次是他对虽然没有直接的体验,但仍属于自己生活的年代、自己生活的地区的描述。再次是对距离他生活的年代、地域比较接近的年代、地域的描述。除此之外,除非作者有很可靠的资料来源,他对遥远年代和遥远地区的描述就只能被视为一种“传说”。
  按照这两个原则,我把欧亚大草原以塔那伊斯河(今天的顿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研究。西面的部分由于离希腊本土更近,所以希罗多德对之的描述的可信度更高。研究各部分时,我将先确定其地理情况,后确定民族分布。

  欧亚大草原的西部,即黑海北岸、今天的乌克兰,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他本人去过那里。他曾经多次提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细节。他还拿陶利半岛(希腊人对辛美利亚∕克里米亚半岛的叫法)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做类比,给那些没有去过黑海的希腊人一个当地地理的大致印象,这也说明他本人去过黑海。而他对黑海北岸的地理情况的描述是以8条河为主线的(四48至四57)。
  这8条河从西往东分别是:伊斯特河、提拉斯河、希帕尼斯河、波利斯铁涅斯河、潘提卡配河、希帕西里河、盖罗斯河、塔那伊斯河。关于这8条河,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身份的有5条,它们是:伊斯特河=多瑙河、提拉斯河=德涅斯特河、希帕尼斯河=布格河、波利斯铁涅斯河=第聂伯河、塔那伊斯河=顿河。
欧亚大草原,西部  确定了它们,再确定L10对这一带各民族的描述(四17至四20)就比较容易了,由于希罗多德在L11讲斯基泰人开会讨论如何抵抗大流士的进攻时又介绍了一遍这一带的各民族(四102至四109),综合这两处的记载,我大致绘出了欧亚大草原西部在公元前5世纪民族分布(附图5a)。这两处的记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出现这种分歧可能因为L10中的记载是希罗多德自己亲身游历黑海北岸时的所见所闻,而L11中斯基泰人会议的记载他是得自其它渠道。证据就是在前一处,他经常说从某地到某地需要多少天的路程,有点像今天的旅行指南,而在后一处他却没有这么做。斯基泰人开会讨论抵抗大流士的进攻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希罗多德访问黑海北岸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让当年与会的一些民族已经消失,希罗多德游历这里的时候当然也看不到他们了。
  关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需要多说几句。这一带是东西方交流、冲突的要冲。斯基泰人占据这里并导致第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就不必说了。L11中大流士进攻斯基泰人时的主战场也在这里。希腊人在这里也建立了不少殖民地,开展与斯基泰人的贸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希帕尼斯∕布格河口的欧比亚城。击败大流士的进攻之后,斯基泰人在黑海区域声望达到顶峰,一度南下侵略色雷斯一带。到了公元前3世纪,斯基泰人被东边的同族人、原来听命于自己的萨罗玛泰人击败,这里随之成为萨罗玛泰人的天下。萨罗玛泰人(Sauromatae)更为后人所知的名称是萨玛提亚人(Sarmatians)。这是罗马人的叫法,因为他们是罗马人的劲敌。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他们曾多次和罗马军队作战。到了2世纪,萨玛提亚人受到从波罗的海和斯堪地纳维亚方面迁徙过来的东日耳曼各部落的侵略,转而臣服于罗马帝国,担负起防守帝国东北部边境的责任。而东日耳曼各部落——比如后来著名的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等这时则成为了黑海北岸的新霸主。他们继续和罗马帝国作战。像马可•奥略留这样的罗马皇帝就是在对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度过大部分人生的。4世纪,从东方来的匈奴人进入黑海北岸,击溃了各日耳曼部落,迫使他们进入罗马帝国西北部边境,并最后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再后来,陆陆续续进入这里的还有比如阿瓦尔人(Avars,即中文史籍中的“柔然”,大约在6世纪进入欧亚大草原西部,曾于626 AD和萨珊波斯帝国的军队一起围攻过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保加尔人(Buglars,今天保加利亚人的祖先,他们可能是突厥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中亚的巴克妥利亚人在安息∕帕提亚帝国建立之后流亡的后裔,大约在2世纪时进入欧亚大草原西部,曾跟随匈奴人一起进攻罗马帝国,后来于681 AD从东罗马帝国里正式独立出来)、蒙古人(约于1340年前后进攻欧洲,后来拔都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钦察汗国)。可以这样说,欧亚大草原西部自古就是东西方各民族反复争夺的一个枢纽地带。
  让我们回到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这里还是斯基泰人的天下,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还是他们的好邻居,日耳曼人、匈奴人等等还没有来。
  关于对这一地区的描述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斯基泰人”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民族名称。从前面的地图就能看出来,在这里生活的有所谓“王族斯基泰人”、“农业斯基泰人”等等,还有一些非斯基泰人的部落,比如“阿兰宗人”、“美兰克郎人”(意译为“黑衣族”)等等。斯基泰人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体,不见得就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而且他们对这里也没有进行波斯帝国那样的管理,这里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其它民族服从斯基泰人,但不是他们的臣民,仍有相当的自主权。从后来这一带各民族开会讨论如何抵抗大流士的进攻,也可看出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这里的各部落似乎还处在“军事民主制”的阶段,还不知道更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希罗多德有时将整个欧亚草原西部(即今天的乌克兰)叫作“斯基泰地区”,好象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样;有时又将斯基泰人自己居住的地方叫作“斯基泰地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混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四101说“斯基泰地区”是一个边长为4000斯塔迪昂(约合740公里)的正方形。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19世纪的“疑古派”学者攻击希罗多德最猛烈的地方之一就是这一段。从四101的叙述看,他把从伊斯特河(多瑙河)到塔那伊斯河(顿河)这一带都叫“斯基泰地区”,4000斯塔迪昂也比较符合这一带海岸线的实际长度,但这个广义的“斯基泰地区”无论如何不像正方形。倒是狭义的“斯基泰地区”,如果我们把它等同于陶利半岛(辛美利亚∕克里米亚半岛)的话,这里却正像一个正方形,只是边长远没有700公里。对此,我们只能认为希罗多德在四101中把自己心中的两个“斯基泰地区”弄混了。

  相比欧亚大草原的西部,希罗多德对其东部的描写(四21至四31)则让人不怎么放心。他本人没有去过那些地方,这是没有疑问的。虽然他仍然用了从某地到某地需要多少天的路程之类的写法,但他也声明这是自己从斯基泰人那里打听来的(四24)。
  概括起来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大草原东部是这样的:渡过塔那伊斯河(顿河)就进入了萨罗玛泰人的地盘;萨罗玛泰人的北边是布迪诺人,布迪诺人有一座由木头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盖洛诺斯;布迪诺人的北面是一片“荒漠”;“荒漠”以东是息撒革泰人;再往东是依尔卡伊人;依尔卡伊人东边是一些从黑海北岸“逃亡”到这里的斯基泰人;再往东则是一片“丘陵地带”;“丘陵地带”东边是一些生下来就没有头发的秃头人;秃头人东面是“山区”,山里住着伊塞顿人;伊塞顿人以北就是所谓独眼人。最后两个民族在前面关于斯基泰人来源的第二个说法里出现过。在独眼人北面,据说还生活着一种传说中的下半身是狮子、上半身是鹰的怪兽格里芬。怪兽格里芬专门看守黄金,而独眼人为了抢夺它们的黄金,曾经和它们开战。
欧亚大草原,东部  是不是被上面这一大串弄得头晕脑涨?什么秃头人,什么独眼人,什么怪兽格里芬?全部是传说吧?其实只要注意这一长串叙述前进的方向是整体上朝东偏北,再和此方向上的真实地理情况一对照,就能明白希罗多德的记载其实有非常高的真实性。因为和这里的“荒漠”、“丘陵”、“山区”,和现实地理中的雷恩沙漠、哈萨克丘陵、阿尔泰山脉若合符节。只要把这三处地理“参照物”确定了,那么这些民族的位置也就可以很方便地确定下来了。
  如果有人怀疑当时希腊学者已经知道阿尔泰山脉的一些民族的话,我不会感到惊讶。毕竟阿尔泰山脉是在我国新疆的北部,离希腊确实是太遥远了。希罗多德从斯基泰人那里打听来的“旅行指南”中的里程似乎也太短,到不了阿尔泰山。19世纪曾经有学者提出这里的“山区”不是阿尔泰山,而是离黑海更近的乌拉尔山。毕竟希罗多德说这“山区”极其寒冷,一年中有8个月严寒(四28),还说里面住着一些一年要睡6个月的民族(四25)——这无疑说的是北极地带的“极夜”——这些细节都更像乌拉尔山而不太像阿尔泰山。因为乌拉尔山比阿尔泰山纬度更高,更靠近北极圈。
  但也有一些细节更支持阿尔泰山。除了在乌拉尔山方向上找不到“丘陵”之外,比如希罗多德说那些生下来就是秃头的民族,长着“狮子鼻(其实就是扁鼻子)和巨大下颚”(四23)。这难道不是对蒙古人种的真实写照吗?另外,希罗多德说去秃头人那里的斯基泰商人需要7个翻译才能和当地人交谈(四24)。也就是说,斯基泰人把自己的话说给能听懂斯基泰话的翻译A,翻译A再把这话说给能听懂自己话的翻译B,……,一直类推下去。这说明斯基泰人和秃头人之间至少隔着7个民族,距离应该是相当遥远的,而乌拉尔山离斯基泰人却不太远。
  很有可能希罗多德把乌拉尔山的部分情况混入了本来很清楚的对从黑海到阿尔泰山的旅程描述,所以这段文字才变得这么模棱两可。不过这段文字毕竟是这一带原始民族的最早记载,所以后来的学者对之十分看重也就不奇怪了。在支持乌拉尔山的学者看来,这里的伊塞顿人等等很可能就是乌拉尔语系各民族(比如芬兰人)的祖先。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布迪诺人就是斯拉夫人的祖先,还说布迪诺人的木头城市盖洛诺斯就是今天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因为直到18世纪,萨拉托夫还残留着一些木头城墙的遗址。这些学者恐怕没有注意到希罗多德说大流士进攻斯基泰人的时候,波斯人已经把这座木头城市烧掉了(四123)。盖洛诺斯依我看恐怕在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附近。
  另外,如果我们接受关于斯基泰人起源传说的版本二,那么这里所谓“逃亡的”斯基泰人也就很明显了。他们不是“逃亡者”。他们的位置正好处在斯基泰人被伊塞顿人赶走之前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是在没有踏上流亡之路,在故乡留下来的一部分斯基泰人。
  最后,这一串民族中只出现了斯基泰起源传说版本二中的伊塞顿人、独眼人,没有出现版本一的玛撒革特人,也是值得注意的。我在第一卷讨论咸海时已说明玛撒革特人居住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以南,而这里提到的哈萨克丘陵在咸海以北,所以玛撒革特人没有在这里出现是很正常的。国内有些研究者不知怎么将两个版本的传说混为一谈,把第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说成是独眼人→伊塞顿人→玛撒革特人→斯基泰人→辛美利亚人[2],恐怕是读《历史》不够细致所致。
  不过,希罗多德在一201说:在所谓“阿拉克塞河”(即阿姆河)对岸的玛撒革特人,处于和伊塞顿人相对的位置。而按照我的图,在阿姆河对岸的玛撒革特人,与他们相对的应该是所谓“逃亡的”斯基泰人。我认为既然伊塞顿人曾经把住在这里的斯基泰人赶走,那么可能有一些伊塞顿征服者就留在了这里。所以他们得以和玛撒革特人隔雅克萨提∕锡尔河相对。
  既然我们肯定了希罗多德在这里的描述已经涉及了阿尔泰山脉,那么他提到的一些细节如果在中文古代文献中也有反映,就请诸位不要太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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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游牧民族的整体性概括可以参考格鲁塞[法]的《草原帝国》。
[2] 比如这里


5.从其它渠道补充L10
  能够用中文文献证实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一些描述,应该说是中国学者对于这本巨著能够做的最独特的贡献了。而《历史》中最有可能在中文史籍里找到对应的佐证的,就是L10,因为L10所描写的游牧民族在我们历史中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综合中文史籍和《历史》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上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余太山的《塞种史研究》一书。虽然此书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研究《历史》,有些结论我也不能同意,但他确实有不少难得的发现。诸位有兴趣的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下面有部分资料和结论就引自这本书。
  首先要明白,前面提到的斯基泰人分两部分,一部分由于受到侵略而流亡到黑海北岸,一部分停留在原来的居住地,即咸海东北,并不是单纯的推测之词,而是有文献支持的。希罗多德在七64说波斯人把斯基泰人称为“撒迦人”(Sacae)。而学者们通过对历代波斯王铭文的释读,已经证实了这个说法。前面讲贝希斯顿铭文时提到大流士刻好铭文和雕像后,因为后来对斯基泰人作战得胜,于是在铭文里加刻了一段,在俘虏雕像里也加刻了一个斯基泰俘虏的像。而在新加的铭文中,大流士说他战胜的就是“撒迦人”(波斯文写作“Sakâ”,对应的希腊文即“Sacae”)。这里的这个“撒迦人”并不在黑海北岸(否则大流士就不必后来发动那场失败的远征了)。据余书的考证,他们应该在锡尔河之北,即附图2中所示的咸海东北。所以贝希斯顿铭文中大流士所征服的应该就是希罗多德所谓“逃亡的”斯基泰人。他们其实不是“逃亡者”,而是一直就居住在这里的、没有被伊塞顿人赶走的斯基泰土著。只是因为大流士这一次已经征服了留在原地的一部分斯基泰∕撒迦人,所以他才会继续向逃到黑海的另一部分斯基泰∕撒迦人进行远征,以便彻底清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不要让原来吕底亚王国和美地亚王国的命运再次落到波斯帝国头上,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被对方的游击战术拖垮了。此役的具体过程我将在下一项札记中进行讨论。
  “斯基泰人”和“撒迦人”,一个是希腊人的叫法,一个是波斯人的叫法,两者所指的其实是一个民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希腊人因为离黑海北岸比较近,他们的“斯基泰人”主要指在黑海北岸定居的这部分。波斯人因为离咸海比较近,所以他们的“撒迦人”主要指没有逃往黑海、留在咸海附近的这部分。
“进贡浮雕”中“戴尖帽”的撒迦人形象  和在黑海北岸的同族人一样,这些留在咸海地区的斯基泰∕撒迦人,也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民族。从波斯方面的记载看,他们经常说撒迦人分两种[1]:“喝豪麻”的撒迦人(Sakâ haumavargâ)、“戴尖帽”的撒迦人(Sakâ tigrakhaudâ)。豪麻(hauma∕haoma)是一种植物,印度教和祆教中都有在宗教仪式中饮用它的习惯,据《梨俱吠陀》说喝了它就能通神。豪麻究竟是哪种植物今天仍不清楚。有人认为是一种蘑菇,有人认为是有致幻作用的大麻[2],也有人认为是麻黄。尖帽则是斯基泰人特有一种服饰,在波斯波利斯王宫的“进贡使者”浮雕中有他们的像。大流士在贝希斯顿铭文中说自己征服的就是这些“戴尖帽”的撒迦人。
  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也提到了这两种撒迦人。在介绍薛西斯王率领的入侵希腊的波斯联军时,他提到了一个叫阿米尔吉•撒迦人(Amyrgian Sacae)的部落(七64),据信就是“喝豪麻”的撒迦人的音译。而在介绍大流士的20个太守领地时,希罗多德提到有一个叫奥索科里班(Orthocorybantians)的民族和美地亚同属一个太守领地(三92)。这个“奥索科里班”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尖帽族”。由于撒迦人和美地亚人居住地离得很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尖帽族”是被大流士征服后带到美地亚的一部分撒迦人俘虏。另外,在七64,希罗多德说阿米尔吉•撒迦人戴的就是尖帽子。余太山据此认为撒迦人其实只有一种,“喝豪麻”的和“戴尖帽”的应该是同一种人。不过我想既然波斯人屡次把他们分开说,而波斯人比希腊人离这些撒迦人的居住地要近得多,所以还是应该更相信波斯人的记载而不是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是认为他们是有区别的为好,就像在黑海北岸有所谓“农业斯基泰人”和“游牧斯基泰人”的区别一样。
  大流士王在另外一处铭文中还提到了“海对岸”的撒迦人。余太山已经指出这就是在黑海北岸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的另一部分撒迦人。
  在2世纪学者阿里安所著《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还提到了一个叫阿比亚•斯基泰人(Abian Scythian)的部落。这应该就是波斯人在铭文中偶尔提到的“水边的”撒迦人(Apâ Sakâ)。他们的居住地可能在咸海附近,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
  总之,在波斯人的记载里,斯基泰∕撒迦人居住的地域大体上总离不开咸海附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和波斯人、美地亚人一样,同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支,而他们居住的地域又正好处在从“Kurgan”理论主张的Urheimat——南俄罗斯草原——向伊朗高原移动的必经之路上,很可能这些被称为斯基泰∕撒迦人的民族,就是原始“雅利安人”从南俄罗斯草原向东南迁徙的过程中停留下来的部落。他们不像后来印度-雅利安人或者伊朗-雅利安人那样,逐步过上了农耕生活,而是一直保持着游牧的传统,所以才让那些已经开化了的同族们感到恐惧,以至于想要征服他们,以便消灭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始终存在的不安全感。

  斯基泰∕撒迦人除了出现在希腊人、波斯人的记载中之外,还出现在中国人的记载中。最明显的证据在《汉书•西域传》中,其文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还有一段曰“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另外,《广弘明集•辨惑篇》载梁朝荀济的《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一段佚文有“塞种……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之语。
  这里的“塞种”,就被很多国内学者,包括余太山,认为是斯基泰∕撒迦的中文译名。总地来看,中国方面的记载说:塞种人原来居住在后来乌孙国所在的地方(即今天新疆北部,中、俄、蒙、哈四国交界之处);后来大月氏人被匈奴人压迫西迁,击败了塞种人的国王(塞王),占据了塞种人的地盘;塞王向西南逃走,越过了天山,进入帕米尔高原一带;塞种人分散成几个小国家,分布在疏勒(今天的喀什)西北;再后来乌孙人得到匈奴人的资助,再次击败大月氏,占据了原来属于塞种人、现在属于大月氏人的地方;于是乌孙统治下的人民有塞种人和大月氏人之分;大月氏王重复了原来塞王逃走的路线,也向西南逃去。
  大月氏人第一次西徙的时间可以从《史记》的记载中推断出来。《史记•匈奴列传》中所引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到“今……使之(匈奴右贤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这封信的年代是汉文帝前元4年,所以大月氏第一次被匈奴人击败西徙,并随后击败“塞王”的时间大概是在177∕176 BC。大月氏第二次被乌孙人击败西徙的时间不可确考,但总应该在128 BC之前,因为张骞这时来到西域看到的是大月氏人已经居住在阿姆河流域了。
  从中文史籍中我们知道,177 BC之前,塞种人居住在今天的新疆北部。而我们对照前面的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即希罗多德的时代,这里居住的应该是伊塞顿人。这是怎么回事?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斯基泰人于公元前5、4世纪建立起在草原上的霸权。公元前3世纪,斯基泰人的邻居,和他们同族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继之成为欧亚大草原的霸主。可能他俩中的一个,在公元前4、3世纪报复了原来伊塞顿人对斯基泰∕撒迦人的侵略,击败了伊塞顿人。而萨罗玛泰人也算是广义的斯基泰人(即说印欧语的游牧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在《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事件的年代,说新疆北部属于斯基泰∕撒迦人,并不算错[3]。后来,当177∕176 BC塞种人受大月氏攻击而向西南逃走时,臣服于他们的伊塞顿人也随着“塞王”一起迁徙。
  总之,从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中推断出的这一次“民族多米诺效应”的过程为:匈奴人(以及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包括伊塞顿人),它大约发生在177 BC到128 BC之间。这一次虽然比希罗多德记载的斯基泰人逃到黑海的那一次大约晚了450年,但仍很珍贵。
  更关键的,中国人记载的这次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民族多米诺效应”,还可以从西方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前面讲西亚地理时提到: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统治西亚的是塞琉古王朝;250 BC,塞琉古王朝东部边界上的巴克妥利亚宣布独立。而1世纪的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学》十一卷8章2节告诉我们:大约在140 BC,4个撒迦部落联合起来攻灭了这个独立的巴克妥利亚国。这4个撒迦部落是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4个部落中的Asii可能就是伊塞顿人。因为伊塞顿人∕Issedones曾被别的希腊学者写作Assedones,而余太山认为Asii就是Assedones的简写。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斯特拉波的记载给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再补上一段:匈奴人(以及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包括伊塞顿人)→巴克妥利亚人。
  另外,这4个部落之一的Tochari就是中国历史和印欧人历史上神秘的“吐火罗人”。而余太山致力于把斯基泰∕撒迦人,以及和他们有关的玛撒革特人、伊塞顿人、吐火罗人、还有4个部落中的另2个,和中国商周历史中著名的游牧民族“犬戎”、“大夏”等联系起来,以证明早在商周时代他们就和华夏族有过接触。斯基泰∕撒迦∕塞种人和华夏族很早有过接触,或者从广义上说印欧人和华夏族很早有过接触,我认为是可能的。上世纪末在新疆发现的据今3000年的金发白肤的干尸就是证据。但要想把东西方对这些民族的称呼一一对应起来,我想是太苛求了。光从名称的语音上找相合之处,却对“犬戎”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这种语音对比又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多多去找更实在、更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为好。

  在公元前3世纪取代斯基泰人霸主地位的萨罗玛泰∕萨玛提亚人,值得稍微详细地讲讲。希罗多德在L11中提到了一个关于他们的起源的说法:萨罗玛泰人是斯基泰人和传说中的女战士阿玛松人(Amazons)结合的后代(四110至四117)。这肯定是个传说,不过阿玛松人确实在希腊人的神话中始终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纯粹的女性部落,成年女性都是女战士,而且以在战斗中杀死男人为荣。为了不妨碍拉弓,她们甚至将自己的右乳割去。她们传续后代的方法正如希罗多德所言,是靠定期访问邻近民族的男性而完成的。如果生下女儿就留下,生下儿子就送回到父亲那里去。
前三大雕塑家之一的波吕克列托的“受伤的阿玛松人”雕塑  这个女性部落真地存在吗?她们生活在哪里?现在仍不清楚,阿玛松人现在仍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究的问题。不过古希腊人是认真地相信她们确实存在的。有很多关于她们的神话传世。很多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都和她们交过手,比如传说阿基琉斯就杀死过阿玛松女王,比如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中有一项就是取得阿玛松女王的腰带。对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来说,关于她们的神话是当时的艺术家经常涉及的主题。因为她们可以给艺术家们一个机会,去塑造和现实生活中柔弱的女性完全不同的、坚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比如古希腊前三大雕塑家就参加过一次以“受伤的阿玛松人”为主题的雕塑比赛,给后人留下了三座独特的女性雕塑(可以参考右图)。另外,由于古希腊人的艺术中从来不重视表现当下发生的事件(现存唯一的直接描写时事的悲剧是导言二中提到的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所以他们为了炫耀在希波战争期间对“异邦人”的胜利,经常代之以在神庙中雕上神话英雄和阿玛松人战斗的场面。虽然晚至亚历山大和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庞培,希腊人和罗马人仍然见过阿玛松人,但她们究竟是哪个民族、生活在哪里今天仍有争议[4]
描绘希腊人和阿玛松人战斗场面的深浮雕,约作于160 AD
  萨罗玛泰人自然不是斯基泰人和这些神秘女战士的后代。不过希罗多德讲的这个传说也有可信的一面,就是萨罗玛泰人确实是斯基泰人的一个支脉,他们的习俗和斯基泰人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萨罗玛泰人中的女性确实比较好战。希罗多德甚至说他们的习俗是少女必须杀死一个敌人之后才有权结婚(四117)。女性在游牧民族中比在农业民族中地位要高,更多地参与到一般由男性垄断的职业(比如战士)中,这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历史》第一卷中,波斯王居鲁士就是被一位女王率领的玛撒革特人击败的。中国最早的神话小说《穆天子传》第三卷讲周穆王西征,曾经见到一位游牧民族的女首领——即后来著名的“西王母”。这位“西王母”的形象是“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简直就是一个女战神的模样。《竹书纪年》中有“穆王十七年(约960 BC)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恐怕就是《穆天子传》故事的来源。看来华夏族很早就知道西方游牧民族中的女王同时也兼任军队统帅。当然,“西王母”的形象后来在我们的民间传说中被改造得和善了很多,还和道教拉上了关系。另外,这个“女王兼军队统帅”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玛撒革特人或者萨罗玛泰人中间,所以我们也不必强说周穆王遇见的就是玛撒革特人或者萨罗玛泰人。很多其它游牧民族都出现过“女王兼军队统帅”,比如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大月氏就是女王当政的。

  和阿玛松人的传说一样,“独眼人”和怪兽格里芬争夺黄金的传说也是古希腊人中很流行的神话。一般认为他们都只是传说中的角色,但传说也未必全是虚无飘渺之物。比如“独眼人”吧,没有人会真地相信有什么民族是天生一只眼睛的,但奇怪的是不光是斯基泰人说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古代中国人也相信。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我们先秦的古籍《山海经》中,也提到了一个“一目国”[5]。《山海经》记载的奇奇怪怪的民族和动物太多了,不可能是客观的实录,但作为民间传说集成,“一目国”的记载告诉我们:所谓的“独眼人”并不单纯是斯基泰人的想象之词,可能真有一个民族被西方的斯基泰人和东方的我们同时误解了。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独眼人”的名称(Arimaspi)来自斯基泰语,arima是“一”的意思,spou是“眼”的意思(四27)。对此,有研究吐火罗语的学者指出,这是斯基泰人或者希腊人的一个误译。因为arima相当于吐火罗语的arma(“孤独的”),spou相当于吐火罗语的spasa(“看,望”)。这样一来,Arimaspi的原义就不是什么“独眼人”、“一目国”,而是“孤独的守望者”的意思。这个民族其实很正常,不是什么天生一只眼睛。那么什么又是“孤独的守望者”呢?我国学者们的解释是:在新疆北部以及蒙古西部一带,分布着大量的游牧民族树立的石人像;这些石人像的作用是守卫王族的陵墓(后来中国王陵前的“石翁仲”可能就是学习了这种风俗);而且它们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以前,所以“孤独的守望者”可能指的就是树立了这些石人像的民族[6]。这个民族究竟是谁,现在仍不得而知。不过从石人像的分布,以及我们在前面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绘制的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我们可以大致知道他们居住地的范围。
拉脱维亚现在的国徽,右边的动物就是格里芬  相比之下,半是狮子、半是鹰的怪兽“格里芬∕grypos∕gryphon∕griffin”在后世西方文化中命运则好得多,它得到了大量的、长期的表现。在希腊人、罗马人的神话中、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中、在贵族的纹章中,我们总是能看到格里芬的形象。和它们有关的故事最主要的就是它们为了保卫黄金和“独眼人”作战的神话。既然“独眼人”也许不是子虚乌有,那么格里芬呢?是否也有一点事实基础?回答是肯定的。斯基泰人的格里芬饰物因为格里芬是斯基泰人创造的一种艺术形象。在斯基泰人的神话里,这种半狮半鹰的动物是一种神兽,出土的斯基泰人的装饰品中经常出现它的形象。这种神奇的动物对于斯基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斯基泰人的神话世界里,格里芬只是一种凶猛的怪兽,喜欢捕食动物(特别是马),不过从来没有和人交过手,所以它们和“独眼人”为了黄金而打仗的故事应该是希腊人的创作。可能是因为斯基泰人喜欢用金子铸造有格里芬形象的小饰物,导致希腊人把格里芬和黄金、宝藏联系到了一起,从而有了它们是黄金看守者的传说。既然有了看守者,也就需要有它们防备的对象,所以“独眼人”便被说成是企图抢劫黄金的人。刻有独眼人和格里芬战斗场面的希腊头饰如果说这个神话中有一点历史依据的话,那么就是在阿尔泰山脉,即历史上的“独眼人∕孤独的守望者”居住的山区,确实是富产黄金的地方。阿尔泰山(Altai)的原义就是“金”山。所以历史上可能真地有“独眼人∕孤独的守望者”和斯基泰人争夺黄金矿的事情发生吧?于是希腊人便创作了这个神话。
  不过格里芬的形象通过这个神话,从此在西方文明中成了“宝藏的看守者”、“勇敢的斗士”的代名词。前面提到一些贵族的纹章中有格里芬,而当时的规定是只有在战场上表现出特别的勇敢的人才能在自己的纹章中用它的图案。另外,西方文化传统中原来是没有“龙”的形象的,后来在中世纪出现的龙大多是格里芬的变形(当然还混有其它神话动物的因素)。明白了这个,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文学中的龙都是有翅膀的,而且总是看守着什么宝藏[7]
貔貅  至于格里芬在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什么表现呢?我有一个猜想,就是中国神话中的“貔貅”(读作pí xiū,又名天禄、辟邪)可能就是格里芬。除了貔貅也是半狮半鹰的形象之外,中国的传统中貔貅也是看守财富的神兽。现在很多生意人也喜欢在公司里放一座它的雕像,以求多财。不过请注意不要将“貔貅”和“麒麟”混淆起来。麒麟是没有翅膀的,而且上半身是狮子、下半身是鹿,不像貔貅,有鹰一样的翅膀。

  另外,L10中对斯基泰人风俗的介绍(四59至四75),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游牧民族整体性的介绍。他们的很多习惯是各游牧民族共通的。比如他们的好战、他们喜欢收集自己亲手杀死的敌人的首级、他们立约的方式等等。特别是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对于特别仇恨的敌人的首级,总要包上牛皮,镀上金,做成一个杯子。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马上就能联想起《史记•大宛列传》中匈奴单于将击败的月氏王的头作成“饮器”的记载。匈奴人是阿尔泰语系,不是印欧人,更不会是斯基泰人,但既然都是游牧民族,彼此的接触肯定是少不了的,习俗有相通之处也不奇怪。更有甚者,《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赵襄子杀死智伯之后,“漆其头以为饮器”。看来即使是华夏族的赵人,因为居住的地方靠近游牧民族,也传染了这样的风俗。这样说来,后世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很自然了。
  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风俗的介绍中,得到最多证实的是他对斯基泰人丧葬习俗的介绍(四71至四73)。原因是1993年,在俄罗斯南部的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小镇(Pazyryk,我已在欧亚大草原东部的地图上标出了此地点),距离俄、中、蒙、哈交界地带很近的地方,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处几乎没有被破坏的游牧民族墓葬,出土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女尸。由于当地寒冷的气候,女尸其实一直是被冻在地下水结成的大冰块中的,所以保存状态十分理想。墓主人很年轻,大约25岁,她也就因此得到了一个“西伯利亚冰美人”的外号。墓的年代估计在公元前5世纪。而巴泽雷克这个地方照我们的地图,当时属于伊塞顿人,后来属于斯基泰人、萨罗玛泰人。所以这处遗址是研究广义的斯基泰人(即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的通称)的绝佳机会。
  关于这次考古发掘的具体细节,我在这里不详述。反正希罗多德的很多记述被“冰美人”证实了。比如他说斯基泰人将尸体内脏取出后才安葬(四71)、饮用大麻的习惯(见前)、用马给高贵的死者殉葬(四72)等等。不过也有一个希罗多德没有提到的细节:这些游牧民族喜欢给自己纹身,有时这种纹身的密集程度绝对超出现代人的想象。总之,这位“冰美人”,以及随后在附近地域出土的其他冰冻古尸,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全面的、直接的游牧民族生活状态[8]

  最后,希罗多德在L10的结尾引用了两个故事说明斯基泰人对外来风俗的排斥的态度(四76至四80)。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两个故事中第一个故事所涉及的一位叫阿那卡西斯(Anacharsis)的斯基泰贤者,曾经也是“七贤”的入选者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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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参考《塞种史研究》,余太山著,199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页以下。
[2] 藏传佛教和喇嘛教中仍有在仪式中饮用混有大麻的饮料的习俗。
[3] 不过,我认为既然公元前3世纪后在欧亚大草原上横行的是萨罗玛泰人,那么把《汉书》中的“塞种”直接解释为萨罗玛泰人,也许更为妥当。
[4] 关于阿玛松人的研究,可以参考这里
[5] “一目国”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山海经•大荒北经》。
[6] 关于“孤独的守望者”,可以参考这里
[7] 关于西方文化中的格里芬,可以参考这里
[8] 关于这次考古发掘,可以参考这里
[9] 关于“七贤”,可以参考第一卷第18项札记。阿那卡西斯与雅典的梭伦的交往情况可以参考《平行列传•梭伦传》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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