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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玛戈僧”问题
  篡位者高墨达是位玛戈僧。“玛戈僧”这个词在大流士的贝希斯顿铭文中写作“Magus”,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写作“Magos”(复数形式为Magoi)。希罗多德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以及占梦(一107);在波斯,任何没有玛戈僧参与的祭祀仪式都是非法的(一132)。另外,希罗多德还说他们是美地亚的一个部落(一101)[1]
  不过我们很有理由认为“玛戈僧∕Magoi”并不是一个部落,希罗多德搞错了。玛戈僧其实是像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那样的一个独立于社会、世袭的僧侣阶层。美地亚和波斯都是信仰祆教的,所以玛戈僧就是祆教的僧侣∕祭司阶层,相当于印度教的婆罗门。可能他们原先集中在美地亚活动,而且人数很多,以至于希罗多德以为他们是美地亚的一个部落。波斯征服美地亚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波斯宫廷,为新的统治者服务。可能波斯统治者对他们不如他们在美地亚受到的礼遇那么好,于是就发生了高墨达篡位事件。
  但在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中,却没有提到“玛戈僧”这个名称。考虑到《阿维斯陀》成书于7世纪,这时的祆教组织已和公元前6世纪有了很大不同,而且《阿维斯陀》本身也有很多散失,这点遗漏不难理解。
  玛戈僧∕Magoi在后来的西方文明中更为人所知的写法是Magi。这是《圣经》中犹太人的叫法。在有名的耶稣降生时受到三位从东方来的“博士”朝拜的故事(来源于《马太福音》第2章)中,“博士”这个词翻译的就是“Magoi∕Magi”。和婆罗门垄断印度教的教育权一样,玛戈僧也垄断着祆教的教育权。所以在西亚地区的普通民众看来,“玛戈僧∕Magi”就是“学者”、“博士”的意思。另外,由于巴比伦的天文学、占星术等知识在整个西方古代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学习这种知识的“玛戈僧∕Magi”又多了一个“占星术士”的含义。基督教的“三博士朝拜”的故事(后来的传说中不知怎么地“博士”变成了“王”,故事也就成了“三王朝拜”)中,博士们就是靠占星找到救世主降生的地点的。这当然是犹太人的想象之词,因为真正的祆教玛戈僧是不太热衷于占星的,他们研究天文主要是为了修订历法。不过,Magi这个词因为这个故事,从基督教诞生起在西方就有了“神秘主义者”的意思。就此说来,《圣经》中的Magi也许翻成“巫师”要比翻成“博士”要好。当然,这也是出于对祆教的误解,因为祆教是禁止行巫的。到了中世纪,炼金术大行其道,而祆教教主查拉图斯特拉又是西方传说中最伟大的炼金术士(这还是误解,查拉图斯特拉根本不会炼金术),所以西方文明中Magi现在又有了“炼金术士”、“使用魔法的人”的意思。到最后,Magi终于以Magic(巫术、魔法、魔术)、Magician(巫师、魔法师、魔术师)的形式定格于现代西方文明之中,和它的本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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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王以铸译为“玛果伊人”,而在其它地方他译为“玛哥斯僧”,这样一来就失掉了原文中这两个词的联系。


8.政体问题
  当大流士等7人刺杀玛戈僧高墨达之后,发生了一场最让人难以相信的辩论(三80至三82)。这一段也是研究政治史的学者们在《历史》中最看重的段落之一。希罗多德本人也知道这个故事对于听众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于是特别声明这个故事“毫无疑问”是真的。但我们仍然不能将它视为史实,最多只能将它看成一种野史。不过,就算这场辩论是假的,由于它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仍然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7位同谋者讨论的问题是:篡位者被杀死之后,波斯现在应该建立怎样的政体?
  7人之一的欧塔涅斯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体。他认为刚比西斯的“疯狂”和玛戈僧高墨达的篡权最明显地表现出个人独裁有多么坏。而即使是一个善良的人,当他掌握了全部权力之后,也会开始胡作非为的。所以应该让全体人民都分享权力。
  另一位同谋者美伽比佐斯则认为应该采取精英统治。在个人独裁的坏处上,他同意欧塔涅斯,但把权力交给群众,他不同意。因为他认为群众是容易冲动的、盲目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不比掌握在一个独裁者手中对于国家更好。所以他认为应该由一些优秀的、有道德的人来共同管理国家。考虑到当时只有贵族有条件受教育,美伽比佐斯的观点其实就是应该由贵族来统治。
  最后,大流士发言说应该继续保留王制。他认为民主制度最后必然导致党争,党争的结果只会是一个派别得势,一个派别失势。得势的一派必然建立自己的特权,这其实就是贵族统治。而贵族统治也不能持久,因为必然有人想超越和他共同掌权的其他贵族,想成为领导者。这样最后总会出现一个胜利者,让所有人都服从他的权威。他其实就成了国王。既然不管怎么做最后还是会出现王制,倒不如一开始就保留王制。至于独裁的坏处,他认为只要适当地选择国王,独裁的坏处是可以避免的。而让一个最优秀的人统治,本来就是最好的制度。
  7人中最后有4人同意了大流士的观点(希罗多德没有说是哪4人),所以波斯就继续实行王制了。
  关于民主之治、贵族统治(学术上正式的叫法是“寡头之治”,“寡头”即“少数人”的意思)、个人统治这三种制度的高下之分,是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很流行的学术争论。希罗多德这个“毫无疑问”的故事,其实是他自己借波斯人的口,将当时雅典学术圈子里三派的观点概述了一遍。希罗多德本人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个人统治的观点在这里最后占上风不代表他本人的倾向,因为谁都知道波斯是一直实行王制的。希罗多德既然借了波斯人的口,就不得不让王制最后得胜。

  在此有必要概述一下古希腊的社会发展过程,梳理一下古希腊人的政治观点。因为直到今天,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仍然是以古希腊-古罗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政治学说仍然是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观点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古罗马的政治观和《历史》无关,这里不打算多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现代西方人从古罗马政治观中学到的最精华部分的话,那就是“法治”。同样地,古希腊政治观对现代西方人影响最深的一个词就是“民主”。不过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看来,“民主”并不像今天这样似乎是天经地义正确的。民主、寡头、王制对他们而言是各有利弊的,不存在本质上的优劣之分,这一点在看下面的概述的时候请特别注意。
  古希腊的政治体制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对于讨论《历史》,前三个时期比较重要,最后一个时期因为远在希罗多德逝世之后,所以我将一笔带过。

  1.“荷马”时期
  “荷马”时期,即公元前9到8世纪,也就是传说中盲诗人荷马生活的年代,《荷马史诗》形成的时间。虽然古希腊地域内的文明遗址(比如考古发现的米诺斯、迈锡尼诸文明)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但考察古希腊政治体制只能从“荷马”时期开始算。因为古希腊四大民族之一的Dorian族[1]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进入希腊的时候,毁灭了米诺斯、迈锡尼等文明。“多利斯人入侵”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形态有巨大的不同,多利斯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后来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几个重要的方面。
  多利斯人的社会是典型的所谓“军事民主制”。“军事民主制”是原始社会晚期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出于经常性的掠夺的需要,“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2]。氏族公社的权力机构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氏族公社的领导者平时是“王∕Basileus”,战时就是统帅。在“军事民主制”的早期阶段,除了在战场上担负领导责任外,“王”在平时并无太多特殊的权力,不占有大量的财物,不能独断专行,甚至职位也不能世袭(新王是由全体公民选出来的,一般是战功最多的人)。氏族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男性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不过这种大会只在遇到重要的事情(最多的情况是战争问题)时才召开。公社的日常行政权力由“王”和氏族中各大家族的长老共同参加的长老议事会掌握。
  关于“军事民主制”,可以参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多利斯人的“军事民主制”我们可以通过《荷马史诗》窥见一斑。关于公民大会的情况,可以参考《伊里昂纪》二卷中描写阿伽门农王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兵勇们(也有译文作“民众们”)集队进入自己的位置大地悲鸣轰响,和伴着笼罩全场的杂喧。九位使者高声呼喊,忙着维持秩序,要人们停止喧闹,静听宙斯钟爱的王者训告。经过一番折腾,他们迫使兵勇们屈腿下坐停止了喧嚣。强有力的阿伽门农站立起来手握权杖……”(《伊里昂纪》二卷95行以下)。在这种公民大会上,所有与会者都有权发言。比如这里由阿伽门农王召开的会议上,就有一个叫塞耳西忒斯的普通士兵发了言。
  长老议事会的典型场景,可以参考《伊里昂纪》一卷中希腊联军首领参加的会议,以及《奥德修记》二卷中在伊萨卡城召开的会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代他父王开会时场景:“他在父亲的位子就座,长老们退步让他走过壮士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发话,一位躬背的长者,见过的事情多得难以数说”(《奥德修记》二卷12行以下)。这种会议普通大众一般不参加,即使参加也只能列席,不能发言。发言者主要是各家族的长老。不过,除长老之外,有时屡有战功的勇士也有权发言——特别是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比如在《伊里昂纪》卷一的希腊联军将领的会议中,联军中最善战的英雄阿基琉斯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在这里并不如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氏族公社的阶段,“王”在召开公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伊里昂纪》卷一、卷二的两次会议上,阿基琉斯和塞耳西忒斯就先后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
  社会总是在前进的,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军事民主制”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换句话说,“王”越来越象我们熟悉的样子了。还是在《伊里昂纪》卷一的那次会议上,祭司卡尔卡斯说出了让阿伽门农王难堪的话,阿伽门农王就当众辱骂了他。而且史诗作者也没有漏过阿伽门农王生活的奢华。贫富差距已经抬头,这标志着社会集权已达到一定程度。《荷马史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军事民主制”正在瓦解中的真实画面。
  总之,“军事民主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三方手中。这三者对古希腊城邦后来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2.古风时期
  “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原来是指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希腊雕塑艺术的特殊风格。这里拿来借指“荷马时期”和古典时期之间的时代。这段时期由于希腊各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人物——“僭主”又被人称为“僭主时期”。我们前面已经认识了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两位僭主。那么什么是“僭主”呢?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僭主”其实是中国学术界为了翻译希腊文Tyrannos(英文“Tyrant∕暴君”的词源。)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对这个名称的研究是古希腊历史中甚为关键而复杂的一点。前面我们知道,希腊各地区在“荷马”时期的主要政体还是“军事民主制”。而古风时期的小亚细亚已逐渐出现一些君主制国家。受它们的影响,当时希腊最富庶的爱琴海东岸伊奥尼亚一带也有一些强力人物开始打破传统,建立起父死子继的个人(家族)统治。Tyrannos一词可能就是借自小亚细亚的语言,原意是指未经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者的人,译成“僭主”就体现了这层意思。可以说,同前面“军事民主制”中的“王∕Basileus”比较起来,“僭主”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王”、“君主”。
  “僭主”这个词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个贬义词,是和“独裁者”、“暴君”联系在一起的。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在古风时期的希腊人眼中,Tyrannos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好的僭主还能得到民众忠诚地拥戴。比如公认的“七贤”中,就有皮塔库斯、佩里安德两位僭主。他们两人可以被视为早期僭主的典型。他们应该说都是“贤君”而不是“暴君”,否则他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选入“七贤”的。
  这些早期僭主,虽然取消了原来的公民大会和长老议事会,把所有的权力集于自己一身,实行个人的统治,但他们本身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说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次繁荣就是早期僭主们一手缔造出来的。应该说,当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个人统治往往比原始的民主制更有效率,特别是当僭主有能力又懂得自制的时候。很多原来在“军事民主制”下议而不决的事,现在就能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这是几位早期僭主比较得民心的原因。这也是对雅典民主制度大加赞赏的希罗多德,会对身为僭主的波吕克拉底之死感到遗憾的原因。
  但是希腊社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僭主制能承受的阶段,后期僭主也鲜有能克己守法的,“军事民主制”在民众心中还有影响,民众要求取消个人(家族)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后期僭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采取武力镇压和践踏公民权的做法。所以虽然僭主制在古风时期之后的希腊社会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但后期僭主几乎全是很不得人心的。“僭主”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就变成“暴君”的意思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舆论中充满了对僭主的仇视。希罗多德记载的关于佩里安德的几个故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柏拉图就坚决地将佩里安德从“七贤”中除名,换上别人。象他这样做的学者在当时和以后绝不在少数。从此“僭主”就成了贬义词[3]
  出于对后期僭主的痛恨,古典时代希腊最出色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虽然一个实行民主制,一个实行寡头制,彼此不和,但在反对僭主上他们是一致的。这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把反对个人专制当作一个不可触动的原则。
  应该说僭主制在古希腊遇到的问题——“创业之君贤明,守业之君昏庸”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常见。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就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只有希腊人这么极力地从根本上反对僭主制呢?这里就要涉及到“非专制政治制度”(指非个人统治的制度,包括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之所以能成立的条件。我比较赞同一些学者的总结,认为“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制度”存在的必要基础[4]。因为在古代,任何“非专制政治制度”只能通过每个公民都参与的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方式来实现。不管是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还是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在构建其理想的城邦时都强调城邦的公民人数不能太多。吕库古把全斯巴达的地分成9000块给予全体公民,并下令此数不得增减[5],很明显这就是他心中的斯巴达公民的理想人数。柏拉图在《法律篇》五卷737E给他的理想城邦定出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1326b1-25明确提出:城邦的理想公民人数下限是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是保证公民间相互熟悉。
  只有“小国寡民”才能保证公民之间互相熟悉、互相了解政见,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直接民主才有意义。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利益集团的分歧往往巨大,一个地域的人对另一个地域的人了解甚少,对其政见的理解更是谈不上。直接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古代,要有效地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而希腊,正是由于其自然环境缺乏广阔的平原(如两河流域或中国的华北平原)或者大的河流造成的大片可耕地(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其最主要的政治地理是多山而且相对贫瘠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屿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小块殖民地,所以天生具备形成“小国寡民”的条件。这也就是两种“非专制政治制度”分别被希腊最有名的两个城邦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权力机构的三个元素: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中,第一个元素在僭主们的推动下开始了膨胀。当这个元素限于希腊的自然条件式微之后,另两个元素分别开始在不同的城邦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有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千年不遇的对手。

  3.古典时期
  古典时期(公元前5到4世纪)的希腊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寡头制和民主制交相辉映。其中前者的代表是斯巴达,后者的代表是雅典。
  斯巴达的政体简单得惊人: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由这个大会选出的28位60岁以上的“元老∕gerontes”(终身职),再加上两位世袭的“王”(除军事领导权之外几乎没有特权)组成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另外还由公民大会选出5位“监察官∕ephoroi”,组成“监察院”,负责平时的政策施行和监督。由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经济、娱乐等内容,所以这样精干的机构也就够用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军事民主制”中的第二个元素——长老议事会膨胀到了极点的典型。
  谈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一般人的脑海中恐怕首先浮现出来的词就是“闭关锁国”。不错,斯巴达的闭关锁国确实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货币是铁的,除了在斯巴达别处无法流通,所以没有商贩、教师到斯巴达来,这也就断绝了他们跟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将军在外任职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以免被外界文化侵染。率军最后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莱山德(Lysander)因为把很多金银运回来反而遭到国内的怨言,说他感染了腐化的生活习惯[6]
  之所以这么闭关锁国,除了下面要讲的军事上的需要之外,我认为是和“元老院”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由于成员的年纪较大,“元老院”对于新生事物抱比较保守的观点并不奇怪。久而久之,对惯例的遵循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一点在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身上也有相当的体现。
  斯巴达人的保守也许是被迫的,因为他们是属于多利斯族,即公元前12世纪入侵希腊的征服者的后裔。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量的被征服的原有居民——所谓“藩民∕Perioikoi”,这些人大致仍有人身自由,但没有斯巴达公民权,作战时一般组成支援部队;地位比“藩民”还低的是“黑劳士∕Helots”,他们就是国家奴隶[7]。斯巴达人和被征服者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历史上“黑劳士”曾多次爆发起义。所以要保持自己军事上的优势,斯巴达人就必须严格地摒弃物质享受,生活上注重简单实用,实行一种彻底的军事化的生活。在斯巴达人看来,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战士,唯一的事业就是作战;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以军事为核心的;他们的一生就是在作战或者准备作战。这种事情想想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似乎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制度居然延续了几百年。斯巴达人也知道自己的生活在其他希腊人看来是非常奇异的,于是他们就主动地选择了保守的寡头制和“闭关锁国”。
  但这并不等于说斯巴达人在文化上没有一点贡献。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诗歌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吕底亚人阿尔克曼(Alcman)就在斯巴达常住。他写的合唱歌一直被认为是希腊最好的,这为斯巴达的少女合唱队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饮誉全希腊打下了根基。而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阿提卡人提尔泰欧斯(Tyrtaeus)因为写出了能激励士气的战歌,被授予斯巴达公民权,虽然他并不是多利斯族。这就很不“闭关锁国”吧?在古典时代之前,斯巴达的手工艺品诸如纺织物也是全希腊闻名的。普鲁塔克曾记载斯巴达的日用生活用具在当时也以实用著称[8]。只是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成长起来之后,相形之下斯巴达才显得很落后。至于铁币,它曾经一度通行于希腊,也是货币发展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环。只是当金银币出现之后,保守的斯巴达人仍不愿将之废除才显得十分奇怪。
  其实,很多古希腊作家经常在其著作中向读者说明斯巴达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闭关锁国。由于他们在军事上的强大,一般的城邦之间有了纠纷往往找斯巴达人调解。比如L9的萨摩斯事件中,萨摩斯人就两次去找斯巴达人求援。再比如《平行列传•梭伦传》10节提到:当雅典人和麦加拉人争夺对萨拉米岛的控制权时,前来居间仲裁的是5个斯巴达人(可能就是斯巴达的那5位“监察官”)。后来抵抗波斯人入侵时,历次希腊联军的主帅都是斯巴达人担任的。萨拉米海战之前,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因为没有得到允许就发言,联军主帅斯巴达人优利比亚德拿起手杖就准备打他[9]。由此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军事在希腊诸城邦中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闭关锁国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并不是全然不和外界来往。
  而且由于他们的保守,一些淳朴的生活习惯被保持了下来(如前面莱山德的例子)。当时很多希腊人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最著名的将军客蒙(Cimon),以及柏拉图的同学色诺芬(Xenophon)。事实上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西方知识界对斯巴达人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比如普鲁塔克在他的《吕库古传》中,就对传说中斯巴达政体的建立者吕库古极尽赞美之词。“……整个城邦(斯巴达)都浸入了对智慧的热爱。他(吕库古)的声名理所当然地超越了所有那些曾经在希腊人当中创建政体的人物”。普鲁塔克显然认为斯巴达的吕库古比雅典的梭伦还要伟大。

  雅典政治制度的演变则比斯巴达复杂得多。雅典人是伊奥尼亚族,他们来到希腊要比多利斯族早得多,而且没有被多利斯人直接征服,他们的政治发展是比较连贯的。最早的时候雅典也有“王”。传说中的英雄忒修斯就是雅典王。王政结束之后,雅典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梭伦的立法。梭伦立法的主要倾向是调和贵族与平民之间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动荡[10],但他允许平民参政已经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开了先河。再后来雅典也出现了僭主。雅典的第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595?-527 BC)虽然将梭伦的立法推翻,自立为僭主,但实际上仍延续了梭伦改革的路线,继续调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他本人也注意扶植经济和鼓励文化,对雅典后来的繁荣做出了奠基的贡献。不过到了他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的时代,后期僭主的通病在这个人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人民开始不断举行推翻僭主的起义。511 BC,希庇亚斯的统治被推翻。随之就出现了雅典究竟是应该建立寡头制还是民主制的争论。《历史》中描写的希波战争时期正好是雅典处在“政治十字路口”上的时候,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国难当头的危机面前,双方暂时放下了彼此的不和,开始合作拯救雅典。后面我们将看到在马拉松击败大流士前锋的米泰亚德(Miltiades)、在萨拉米海战中击败薛西斯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就分别是寡头派和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然而,波斯人被赶走之后,双方的斗争以更为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暗杀和诬告等政治角斗术中最为人不齿的招数也使出来了。斗争的最后结果是民主派得到了胜利,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政治家伯力克利(Pericles,495?-429 BC)是雅典民主政治最杰出的代表人。他治下的雅典的确是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已不在《历史》叙述的范围之内,而且有关雅典民主制的研究已经很多了,我不用多介绍什么,只简单提一下雅典民主制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官员;官员是无薪的;官员的任期是一年;公民被选为担任主要官员时,是抽签决定职务的。很明显,这是“军事民主制”中的公民大会膨胀到极点的典型。
  和前面为斯巴达的寡头制辩护一样,我在这里也要提出对雅典民主制的几点批评。
  最有名的批评是比伯力克利晚一辈的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 BC)。他经常批评公民抽签担任官员的做法。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经常举例说你出海要找最好的水手,治病要找最好的医生,但怎么在管理城邦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会靠抽签来任命官员呢?照苏格拉底看来,官员需要有优秀的素质,需要“德”,而“德”不是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发展到他的学生柏拉图那里,就有了《国家篇》中“哲学王”的提法——最优秀的人经过培养,就可以成为哲学家,就可以称王。这岂不是兜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大流士在三82中的主张了吗?在雅典民主制的氛围中,柏拉图提出这种明显反对民主制的学说,源于他对民主制太失望了。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对民主制大发议论而被处死的。柏拉图对民主制的不满导致他几乎要拥抱民主制的反面——王制了。虽然他强烈蔑视“坏的王”——僭主,但他寄希望于“好的王”。这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矛盾。不理解他对当时的雅典民主制有多么失望,就不能理解他的这个矛盾有多么不得已。
  当然,在一些现代的西方民主制拥护者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批评是不能接受的。比如美国学者温斯派尔(Winspear)和席维伯格(Silverberg)在1939年就写过《苏格拉底是谁》一书,大骂苏格拉底从事的是反对雅典的阴谋,他被处死是罪有应得。再比如曾经在国内很流行的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把柏拉图写成了他所痛斥的共产主义的教父。只可惜不管他怎么批评,柏拉图还是柏拉图,波普只是波普。1000年之后还会有人读柏拉图的书(正如过去的2300年中一样),100年之后还会不会有人读波普的书则很难说。这些学者的派性太强烈了,强烈到了失去自控的地步。
  在古代,另一个批评民主制的是苏格拉底的同代人。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齐名的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语道破了被后世人视作“希腊黄金时代”的伯力克利时代的实质:“……虽然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而每个人都想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11]。确实,雅典民主制之所以在伯力克利之后迅速衰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主要原因就是后来的民主派首领越来越不是在“领导”群众,而是在随波逐流,任意地附和一些没有远见的政策。还有一些野心家打着民主的旗号,靠着如簧之舌和用一点小恩小惠来“笼络群众”,以达到个人的目的。比如伯力克利的后继者克莱翁,以及希腊历史上最著名的野心家亚西比亚德。群众的热情,如果得到好的引导,就会迸发出绝大的进步力量;如果得到坏的引导,也会变成一股无法阻挡的破坏狂潮。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
  就这个意义上说,《历史》L7中美伽比佐斯和大流士对民主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很多古代作家,比如写《平行列传》(又名《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普鲁塔克,甚至包括希罗多德自己,对雅典民主制都有过批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寡头制和民主制之间一直没有定论谁好谁坏。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又造成了文化的裂层。古希腊文明渐渐被人遗忘。西方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直到这时,雅典才因其出色的文化贡献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掩盖了斯巴达。在政治思想领域,本来是由新教的兴起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这时正好引雅典的民主制为外援。民主制也就在这时开始被神化。直到也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完成,民主制的神化也随之达到了顶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我自己看来,民主制肯定比寡头制要好,但也不是完美得无可挑剔,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什么问题仿佛一“民主”就万事大吉了,被神化到不允许别人批评更是没有必要。民主制本身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前面说过的“小国寡民”是一个条件,现代社会中实现民主制的条件则是公民的素质要足够高,否则像“文革”那样的全面混乱就是前车之鉴。

  由于雅典的民主制鼓励公民的个人发展,所以雅典在伯力克利的领导下最终走上了向外扩张、建立“雅典帝国”的道路,这和斯巴达的保守路线必定不能相容,于是就爆发了前后长达27年(431-404 BC)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此战之后,寡头制的斯巴达和民主制的雅典两败俱伤,只有等待马其顿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民主和寡头居然真地被王制取代了。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后,希腊进入了“希腊化时代”,这一阶段希腊人在政治思想上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这里就不详述其内容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对希罗多德在那场虚拟的波斯人之间的辩论中包含了多少当时和以后政治学说的要点,预见了多少后来真实发生的政治变革而惊讶。不要忘记,曾经是共和国的古罗马最后也变成了“罗马帝国”,也出现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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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的民族问题可以参考第一卷第24项札记。
[2] 转引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61页。
[3] 由于《历史》谈论僭主最多的部分在第五卷,我将在评论第五卷时给大家描绘一幅“僭主群像”,这里仅仅是粗略地归纳一下僭主制度的兴衰过程。
[4] 可以参考《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0页。
[5] 可以参考《平行列传•吕库古传》以及第六卷第5项札记。
[6] 《平行列传•莱山德传》17节。
[7] 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对斯巴达人,包括其控制地区内的所有人民,按照地区名统称为“拉栖底梦人∕Lacedaemonians”,但有时这个词也和“斯巴达人”混用。
[8] 《平行列传•吕库古传》9节。
[9] 《平行列传•地米斯托克利传》11节。
[10] 可以参考第五卷第6项札记。
[1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二卷6章,150页。


9.大流士的波斯帝国
  希罗多德在L8中介绍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20个“太守领地”的部分是后人研究波斯帝国的重要资料,而且这份资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很可能希罗多德当时是照着波斯官方的材料直接抄下来的。因为在贝希斯顿铭文被破译之后,后来陆续发现的大流士王、薛西斯王的铭文中,关于帝国疆域的描述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大同小异。而他对各“太守领地”的税额的记载,也是研究当时各地经济情况的重要资料。按照希罗多德在三81至三94的介绍,我列出了表六。这些地区的大体位置可以参考下面的地图。
表六

太守领地税额太守领地税额
伊奥尼亚、爱奥里斯、吕奇亚、潘弗里亚等地400塔兰同卡斯比亚等地(里海南岸)200塔兰同
美西亚、吕底亚等地500塔兰同巴克妥利亚(即中文史籍中的“大夏”)等地360塔兰同
赫勒斯滂海峡东岸、弗里吉亚、帕弗拉哥尼亚、玛利安东尼亚等地360塔兰同亚美尼亚、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地区400塔兰同
西里西亚360匹马、500塔兰同萨朗伽伊、米科伊等地(今伊朗南部)600塔兰同
腓尼基、巴勒斯坦、塞浦路斯350塔兰同撒迦、卡斯比亚(今里海以东,咸海一带)250塔兰同
埃及、利比亚等地700塔兰同以上帕提亚、花拉子模、粟格多伊(即中文史籍中的“粟特”)等地300塔兰同
健达里欧(即中文史籍中的“犍陀罗”)、达迪卡伊等地(今巴基斯坦北部)170塔兰同亚洲的埃塞俄比亚(大概指印度河下游地区)等地400塔兰同
苏撒300塔兰同玛提耶涅等地(美地亚以西)200塔兰同
巴比伦、亚述1000塔兰同、500少年莫斯科伊、玛列斯等地(黑海东南岸一带)300塔兰同
美地亚等地450塔兰同印度(这里指印度河流域,大致相当于今巴基斯坦)360塔兰同砂金


波斯帝国各“太守领地”  这里的塔兰同指“巴比伦塔兰同”,是一种重量单位,约合今天的30公斤[1]。除了最后一个太守领地印度是缴纳黄金之外,其余各地都是缴纳白银的。另外,有一些虽然保持独立但臣服于波斯的国家,尽管没有算在这20个太守领地之内,仍然需要纳贡。比如刚比西斯没有征服的埃塞俄比亚,需要每2年进贡一些黄金、象牙等物品;再比如阿拉伯,需要每年进贡1000塔兰同的乳香。至于波斯本地,则是免税的(三97)。
  希罗多德在三89说,将帝国划分区域并确定各地税额的做法,是大流士的首创。他还说波斯人把居鲁士称为“父亲”(因为他总是为人民考虑),把刚比西斯称为“主人”(因为他严苛而傲慢),把大流士称为“商人”(因为他贪图小利)。
  这个略带讽刺的外号,其实代表了大流士的成就。希罗多德自己生活在城邦林立、彼此争斗不休、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希腊,他不理解确定税额是经济上统一全国的必要步骤。大流士管理的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领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民族众多,语言、宗教、习俗各异。如何有效地将中央政府的命令传达至各地、如何促进帝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都是大流士需要考虑的问题。“大流克”金币而统一确定各地的贡税,其实就是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准的度量衡,因为各地的贡税基本上都是一定数量的标准重量单位的现金。表六其实表明“巴比伦塔兰同”这个重量单位在帝国各地得到了普遍应用。后来大流士还铸造了有自己张弓射箭形象的金币,作为主要通货在帝国流通。这种金币因他而得名“大流克”(Daric)。后来的波斯王继续铸造这种“大流克”金币,它是当时西亚流通最广泛的货币,在波斯帝国的周边区域,比如希腊、埃及、阿富汗,都有“大流克”出土。如果帝国各地的经济规范没有事先统一,统一货币是不可想象的。
波斯帝国的“王家大道”  另外,在波斯各地,大流士还建造了类似今天高速公路的交通网——“王家大道”。希罗多德在五52至五53介绍了“王家大道”从萨尔迪斯到苏撒的一部分,在第一卷讨论阿拉克塞河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其实整个“王家大道”系统是非常复杂的(见左)。希罗多德在八98还提到在大道上,波斯人设立了很多驿站(和古代中国的驿站很相似),每个驿站里常驻有一个信使和一匹马,相邻驿站之间是一天的路程,这样就能保证信件和文件能以最快的速度传递。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系统了。而“王家大道”更是后来罗马帝国的“帝国大道”、今天各国的高速公路的前身。它无疑大大方便了各地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帝国内部的团结。今天的土尔其仍存有部分“王家大道”的遗迹。
  在民族政策上,大流士延续了居鲁士、刚比西斯时期的宽松。他本人是严格的祆教徒,但仍然支持犹太人重建犹太教圣殿[2]
  总之,在国家组织形式上,大流士可以说是波斯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前面还提到他为波斯人创造了第一次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历史功绩甚至超过了居鲁士。
波斯波利斯“进贡浮雕”局部  “进贡浮雕”中的黑人形象大流士手中这个面貌一新的波斯帝国,其最精华的部分当然是他的新首都——波斯波利斯(意译为“波斯城”)。希罗多德可能没有访问这座城市,《历史》中没有关于它的丝毫记载。但考古学帮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从这里发掘出的大量建筑遗迹我们可以推想当年的繁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斯波利斯王宫走廊的墙上,刻有波斯帝国各地的人民向波斯王进贡的场景。波斯王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炫耀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是展示帝国的疆域之广、治下的民族之多。任何一个外国使节进入王宫的时候都不能不对此场景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对学者来说,这些相当于照片的浮雕也是研究当时各民族的服饰、外貌特征的绝佳机会(可以参考左图)。很可惜,330 BC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波利斯被完全毁掉了,财物被劫掠、宫殿被焚毁。就这一点上说,马其顿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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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参考第七卷第7项札记。
[2] 可以参考《圣经•旧约》的《以斯拉记》6章,中文圣经将他的名字译为“大利乌”。


10.阿拉伯和印度
  关于第三卷,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周边区域,特别是对阿拉伯人的风俗(三8、三107至三113)、对印度人的风俗(三98至三106)的介绍。这些都是现存最早的对这两个民族的描述,都是十分珍贵的。不过珍贵归珍贵,真实却难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第二卷介绍埃及时的情况,传说和误会交织在一起。希罗多德大概没有亲身去过这两个地方,他记载的故事都是当时各地的市井传闻,我们也就不要太在意里面的真实性。
  比如他说在印度东面是一片沙漠,无人居住(三98)。这沙漠具体指哪里现在仍有争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西亚、中亚的人民,对于当时处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是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再比如他说阿拉伯有一种长翅膀的蛇(第二卷中提过),还说这种蛇必须咬死母蛇才能出生等等,我们对此也只有苦笑了。
  不过他的记载中也有一些原来认为荒诞不经的内容,后来被证实确实有事实根据。比如这里在介绍印度的时候,他提到印度有一种“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它们专门在沙漠中打洞,而它们刨出的砂子中含有金子,所以印度人就经常收集它们挖出的砂子,然后再提炼成纯金(三102至三105)。
  “比狗小比狐狸大”的“蚂蚁”?可能吗?胡说吧?
  1996年1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上登出了一则新闻《Himalayas Offer Clue to Legend of Gold-Digging 'Ants'》[1]。一位法国民族学学者宣布他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真实的一面,原来所谓的“大蚂蚁”,其实是一种在喜玛拉雅山区中生活的土拨鼠。土拨鼠的习性就是喜欢在地下打洞,而当地的地层富含金矿,所以它们所做的就是代替了人类的矿工。直到今天,当地还有人像希罗多德所说的那样去收集土拨鼠挖出的泥土以提炼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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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摘要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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