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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一.该怎么读《历史》?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首先是因为此书牵涉的地域跨度太大、年代跨度太长,人物、事件头绪太多。从空间上看,东起印度、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到北极圈附近,南达尼罗河的源头,希罗多德都涉及到了。从时间上看,从吕底亚王国的兴起(约680 BC)到希腊人击退波斯人的侵略(479 BC),前后200年。这还只是书中的主线,如果加上插叙中提到的其它事件,则有的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另外,作者特殊的讲述方式也是原因之一。他不断地打断自己的叙述,不断地在一件事讲到一半时插进一段有关的背景介绍。这种插话,短的时候大概是一、两节,但长起来就不得了。最长的一段是有名的介绍埃及风俗的第二卷。整整一卷182节,除了第1节之外,完全和叙述主线没有直接关系。更有甚者,在这种插话之中有时他还要插进另一段,于是就形成了“插话中的插话”。比如第五卷第55节(简记为五55,后文同此)以下,希罗多德讲到阿里斯塔戈拉(Aristagoras)——反抗波斯的伊奥尼亚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到希腊本土寻求支援。他先到了斯巴达,但没有结果,便转去雅典。这里作者插进一大段追述(五55至五96),向读者介绍雅典是如何摆脱僭主的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这本来不过分。可他在五57又插进了一段,介绍起杀死雅典末代僭主希庇亚斯之弟希帕库斯,并最终引发人民起义的两位英雄的原籍——盖菲拉(Gephyraei)。这还不算完,在紧接下来的五58,他又开始讲述和盖菲拉人一道在希腊本土定居的腓尼基人,进而开始讨论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他认为希腊字母是腓尼基人传来的,并花了3节的篇幅(五59至五61)来举例说明之。这个研究成果诚然是很具洞察力的,但是和盖菲拉人有什么关系?和雅典人摆脱僭主有什么关系?和伊奥尼亚起义有什么关系?这种“插话中的插话中的插话”——我称之为“三次方插话”——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并不只此一处。比如这个“三次方插话”结束之后,在五96之前,即“一次方插话”结束之前,还有几段“二次方插话”和“三次方插话”。我要是苛刻一点的话,甚至连“四次方插话”都能找出来。
  (当然,《历史》并非完全地缺乏主线。插话多的情况也只在前五卷中比较明显。后四卷因为已经开始直接叙述希腊-波斯战争,所以插话就减少了很多,现代人看到这里应该会觉得轻松了一大截。)
  如果一定要介绍一点背景知识,又和正在叙述的主题没有直接联系,今天的作者大概会用脚注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希罗多德不会,而且我感觉就算他那个时代有脚注这种东西,他也不愿意采用。插话是他讲述方式的特征,而脚注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的——谁也没有在现代著作中见过“脚注的脚注的脚注”这种东西吧?
  这种时不时地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的叙述方式,你可以认为是当时文学技巧本身不完善的结果。但如果你心胸放开阔一点的话,也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叙述方式。我想凡是读过未经改编的《一千零一夜》的人,都能明白这种“故事中套故事”的结构其实并不罕见,也并不单调。它是一种随着语言∕叙述∕故事∕logos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它是一种随时准备分流、回溯、旋转、重新汇合的言说之河。现代派小说中有所谓“意识流”、“生活流”的说法,借用一下这类术语,我也可以叫希罗多德的讲述方式是一种“叙述流”,或者说“logos流”。它想向人们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开端-结局的、单线条的、摆在那里的固定的话语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单独讲述的、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去解读的言说主∕客体结合物。不光是读者可以以不同的途径来接近它,如果作者希罗多德不想讲述希波战争的话,他完全可以根据手头的材料,在诸如《希腊及周边地区风土志》或者《希腊及周边地区政治沿革录》的题目下重新开始他的叙述。而如果是这样一本书,而不是《历史》流传到今天的话,人们从中能得到的信息量,我想并不少于今天的《历史》的80%,只怕在有些方面会超过100%。
  换句话说,今天的人们读《历史》觉得主线太不清晰、太繁杂,其实是看有脚注的文字太多了的缘故,是被某一种思路带领着看书看惯了的缘故。(而且就算看有脚注的文字,你何曾看到过“三次方脚注”这样奇妙的玩艺?)现代人所习惯的不是“logos流”,而是“思路”。而且这个“思之路”一般来说都是力求意义上的单向性、拓扑学上的简单性,也就是说歧义越少越好、歧路越少越好。像海德格尔那样对多重词义、多重理解的沉迷,像《花园小径》那样结构分散、无明确导向、多重线索反复交叉的叙述方式,出现于现代哲学、现代派小说中,似乎很新鲜。其实我要说,你看《历史》就明白那并不是首创。
  “流”与“路”的区别,就在于流本身就没有,也不要求有明确的导向性,它往往是“讲到那里算那里”的,人们面对它也只有“随波逐流”的份;而路再怎么复杂,就算成了一片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路网,但只要人一走上它,人的目的性,也就是“我要从哪里到哪里去”的心态是避免不了的。这也就是“意识流”不能被称为“意识路”的原因。“路”总是从原始的环境中,被“走得多了”走出来的、和原始环境不一样的东西,而“流”却是包围着你的、迷惑着你的方向感的、浑然一体的原始之物本身。对于《历史》,追求一种clearly cut的结构,既是我们现代人的误区,也是无奈。
  就这个角度上说,我反而很欣赏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翻译者谢德风的举动。他大胆地将修昔底德原书中的插话改成了脚注,这样一来就使得主线更为清楚。修昔底德虽然只比希罗多德小30来岁,但两人讲述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们在文体上有本质的区别。受“智者派”的影响,修昔底德对于“理性”、“真理”的追求,势必要求他把明晰的“思路”放在第一位,谢德风的处理就是依据了这种精神。当然,这种处理也有弊病,那就是修昔底德原书的分节被打乱了。这样一来,有进一步研究需要的读者在读到国外学者谈论该书某卷某节时,往往不能很快找到中译本的对应部分[1]
  现代人这种可以被称之为“主线依赖症”、或者“思路依赖症”的习惯,固然和后来的文体发展有关系,比如修昔底德那代人就已经开始改变叙述方式,还有后来基督教时代从“护教士”们开始的、一开始就明确了主题(证明耶稣的神性、上帝的存在之类)的文章的影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后来的作者-读者关系发生了变化。

  不知道有人发现了没有,我以上的文字中始终没有出现“写作”这个词,而是反复使用“叙述”、“讲述”这类词。因为我认为在古希腊,至少在希罗多德的当时,讲述和写作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讲故事”是“写东西”的高级形式,或者说完成形式;一个作者写出来某段文字,必须要等到讲给大家听之后才算是完成了其“写作”;“写作”只是“讲述”的准备状态。第一次读《历史》的时候,我感觉对于这本书,一位抱着纯粹来听故事目的的读者,相比一位想探究古代历史的读者,恐怕能获得更大的享受。后来才明白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对。古代人就记述了希罗多德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公民广场上当众朗读他的作品,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并由城邦出面奖给他一笔巨款[2]。还有传说讲修昔底德,这位希罗多德之后希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广场上听了希罗多德的讲述,感动得满脸泪流。可见这本书最初的流传就是靠讲故事的方式。
  讲高于写,这个现代人不太能接受的观念,其实对于古希腊人一点也不奇怪。关于“logos∕言说”对于希腊人的重要性,类似讨论已经太多,我不准备重复。就我前面的说法来看,“logos流”最适合的表现场所,正是讲故事这种场合。讲述者和听众,有着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而不是后来的读者那样只能通过固定在纸面上的字去认识作者。无论这些纸面上的字再怎么有歧义,我们的理解仍然只能基于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这些字本身,我们仍然无法得到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才有的效果。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希罗多德讲述的当时,会有听众提出要求说想知道某个原来的“logos流”一语带过的细节的具体情况,于是大师中断叙述,单独将此细节提出来详加说明,于是“logos流”开始分支、转向,当然最后总是会回到原有主流上,继续向前流动。另外,希罗多德在雅典讲的时候,可能会着重于有关雅典的部分;在小亚细亚讲的时候,又会改变重点以适合那里的听众。正是无数这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产生于讲述者-听众关系(而不是后来人习惯的作者-读者关系)的分流、补充、改编、重新汇集,才造成了《历史》现在流传下来的文本是这样的复杂、多变。可以说,《历史》现在之所以难读,就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讲述环境。“logos流”一旦固定在了纸面上,变成了字母和单字,又怎么能流动得起来呢?生动、活泼的交流是不需要一个固定下来的面目的;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被讲述、不断地被问题激发、被环境影响而自我改变,不断地被作者充实。说得绝对一点:这些才是真正“活”的logos。而脱离了这个环境,任何被文字记录下来的“logos流”都只能是“死”的。同样的话适用于任何文字。
  我们的大师其实也明白这个困境,因为他毕竟没有仅仅满足于讲,他还是写下来了。他还是亲自动手,将自己创造的这股“logos流”杀死,将其尸体留给了后人。我们不能说他错了,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们现在连其尸体也读不到,这将是更严重的损失。时间,是记忆的敌人,所以也就是历史的敌人。希罗多德自己在《历史》的开篇就声明:“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一0)[3]。只是为了对抗时间和遗忘,大师决定用写代替讲。因为,任何活的东西都是有死的,活的“logos流”也不例外;能持久流传的东西都是无生命的。从石头、龟甲到纸、光碟,文字的媒质始终都是无生命的。写最终战胜讲,靠的就是这些能持久存在、对抗时间的媒质。当然,其代价就是失去了原始的生命力。当下的、活的交流只能存在于当下。在大师离去之后,我们也只能满足于阅读尸体,因为我们别无其它途径可寻。同时,我们也应该庆幸至少还有东西可以阅读。
  另外,正如修昔底德他们进行的文体革命一样,“真理”要求于logos的,是不变、是普适、是唯一、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是“直指人心”。随时可能变动的东西、难以完整把握的东西、没有清晰“思路”的东西,对于求知也确实是个阻碍。任何一个认真的听众不能满意于一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任何一个认真的讲述者同样不能满意。求知欲的需要最终将战胜听故事的娱乐——这是不可遏制的潮流,那么文体的改变也就是顺理成章了。所以,既然希罗多德是认真地要“把他们(希腊人和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一0),那么写下来、固定下来就是他不得不做的事了,虽然他的这种固定还是很初步的(否则《历史》就应该更易读)。而修昔底德则将希罗多德可能写成奇幻小说的故事,自觉自愿地写成条理清晰的说明文。再后来,亚理士多德之所以要为无穷变幻的logos套上logic的枷锁,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大师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讲”,还要求logos能传达他们的“思”。永远只能存在于当下的“讲”,也只有上升到可以被反复进行的“思”的层次上,才算真正获得了永恒。这样,logos就必须先死上一回,成了不再有生灭的天使之后,才能成为“原因”、“真理”的代言人。我们阅读的确实是尸体,但如果我们真正对之进行了思考、理解了它,那么我们将重新获得其灵魂。虽然不是其生命,却也不应苛求什么了。
  这种两难但是不得不做的牺牲,其实在任何logos由口传转变为笔传,即写作最终取代讲述、阅读最终取代倾听的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敏感的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写过(讲过)一个传说(274C以下):埃及的塞乌斯发明了文字,便夸口说文字可以让埃及人增长记忆,可以变得更聪明。埃及国王萨玛斯却说文字只能让人容易忘记,因为他们不再重视当下发生的交谈,不再致力于内心的理解、真正的记忆了,而是相信外在的书写符号。学生们从书本上学到的只是近似于智慧的东西,却不是智慧本身,因为他们对那些书写符号其实大多并不真正理解。就我看来,这是关于文字与logos之间的关系最深刻的洞见之一。文字固然可以将logos记录下来,让后人来反复地阅读,这确实是增长、延长了人们的记忆。但如果以为书写符号本身就能带给人智慧的话,那么抄书匠和印刷工人就是最博学的人了。我们得将书写符号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思考中,尽量还原成活的logos,才能确保我们的读书和印刷厂校对员的读书是不同的活动。这固然是费力的,但是既然大师已经离去、围绕着他的那些活的logos也已经离去,我们也只有寄希望于阅读,因为我们已无法倾听。
  我也很理解柏拉图为何有这样的担心。和希罗多德处于原生态的logos向书写符号转变过程的最关键阶段一样,柏拉图自己也处于同一位置。他的对话录在文学和哲学相得益彰的程度上,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巅峰。那简直就是原生态logos最辉煌的表演。然而一俟向书写符号的转变完成,他学生亚理士多德那种条分缕析、平铺直叙、甚至有点寡然无味的文体,却成了后世哲学家不约而同的范本。
  我不敢说这种转变肯定是一种进步,但至少我得接受它。我也并非不知道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风气,早已经由“作者中心论”转向了“文本中心论”,甚至还有“读者中心论”。他们认为:对logos最有发言权的,已不再是作者,也不是logos自身,而是阅读者。只是这样一来,歧义成了最正常的现象,没有歧义倒是不正常的了。我得说这是长久以来缺乏大师的结果。读者既然成了理解的中心,那么读者和作者的直接交流也仅仅等价于任意两个读者之间交流读后感。对于绝大部分作者而言,这话并不错。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师,我得说我宁愿每天去听他们现场的讲述,而不愿仅仅满足于面对他们写下来的东西。既然我有不看尸体、直面活生生的logos的机会,那么我干嘛还要以自己或者文本为中心呢?特别是如果我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像希罗多德这样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大师的时候。就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希腊人简直是太幸福了。
  同样的,面对《历史》,我们可以抱着求知的目的来读它,但需要避免那种静坐在书斋中、埋首于故纸堆的、我们已经习惯的心理状态,而是要放松心情,走出去,到阳光下,去和众人一起,去听大师讲故事。我们要忘记那种中世纪僧侣,或者德国古典哲学家身上特有的学究气。因为这本书将要带领我们前去的,是所有学术的童年状态。天真、幼稚、饶舌、想象力,都在这里,而且确实是太多了些。但正因如此,它才有其特殊的魅力。如果你实在不习惯欣赏这种魅力,也不要紧。有位意大利学者Silvana Cagnazzi曾经将《历史》的九卷书分成28段“讲稿∕logoi”,每段讲稿都自成一体且有其独立的中心内容。很可能希罗多德当年给人宣读的不是全文,而是这些“讲稿”。想尽快从希罗多德的“logos流”中找到方向感的,我推荐他去这里,从那28个logoi入手吧。
  细心的人恐怕注意到了,古希腊口传logos,甚至可以说全世界口传logos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我前面始终没有提到,那就是荷马。这是因为关于希罗多德和荷马比较,将是我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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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札记引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参考了谢德风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并注明了谢译本中的章节数和页数。
[2] 具体的数目是10塔兰同,约260公斤白银。这后来成了普鲁塔克批评希罗多德的理由之一。
[3] 本札记引用的《历史》参考了王以铸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些地方作了修改。这里的“一0”指的是《历史》第一卷卷首的介绍语,可以视作全书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