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斋

　　本斋常备上等佳茗数盏，皆斋主之独门心法，精心烹制而成。虽然，不敢登大雅之堂，岂能受汪洋之叹？不惮唐突，以待知音。计有：

西方建筑小史
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
换个角度看“五四”
遗憾的爱
投向80年代的长长一瞥
怎么就这么难呢？
颓废观影十记

　　腐文数篇，冒昧冒昧。

　　另有西洋舶来珍馐佳酿，一并献上：

枪炮、病菌与钢铁

我把手机拍摄的图片调小了尺寸，并把两段视频接在一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编辑。

1．大概在下午1点半到达了人民广场，这里已经有不少人了，许多人都拿着照相机或者摄像机。


2．上海市政府门前，国旗已经降下，但是好像国旗缠在旗杆上了，拍不到飘起来的样子。


3．走到上海博物馆门前，发现现在的特展是有关古代奥运会的。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忘了奥运会的事了。


4．博物馆大门对面就是为迎接奥运火炬准备的舞台，上面还写着5.20。看来是在得知火炬传递暂停之前准备的。


5．国旗终于飘起来了。让人非常伤感。


6．一下子，好几个人也举起了照相机，看来大家都在等国旗飘起来的这一瞬间，为了记住这悲哀的一天。


7．换了个角度拍摄市政府门前降下的国旗。


8．马上就2点种了，我想人民广场这里等一会肯定会有媒体来拍镜头，于是换了个地方，来到了人民广场东侧西藏中路。这一张是从我所在的地方向北望，西藏中路、福州路口。
（这一张以及下面两张是后面的视频的背景。）


9．从我所在的地方向东望，西藏中路、广东路口。正面的建筑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这里的国旗也降半旗了。


10．从我所在的地方向南望，接近西藏中路、延安东路口。


3分钟默哀的情景我拍了视频。
（请别怪有些人站起来晚了，后来我听他们说：“以前没听过防空警报。”）


11．默哀结束之后，我回到了人民广场北侧，面对市政府大门的地方。发现这里有一些人围在一起，好像是媒体在采访什么人。


12．被采访的是几个四川籍的在上海工作的人。他们在自发地向大家呼吁捐款。


13．换了个角度拍被采访者，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黑纱。这也许意味着他们有亲人遇难，也许意味着所有遇难的同胞都是他们的亲人。


14．在路对面，旗杆下，好像也有一群人在采访，我没有过去看。


15．在地铁人民广场站里拍到的。


16．最后一张。在路上看见有卖“王老吉”的就买了一罐。顺便鄙视一下王10。



我的感觉：上海人民对于这次纪念遇难者的活动还是非常积极的。
我的初衷只想记录下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不想发太多的评价或者感慨。
但我看到了许多普通人的自觉的、真实的行为。他们没有“做秀”。
我特意找了一个媒体不太会来拍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的行为是他们本色的行为。
我相信，在那3分钟里，他们的心是和全国人民，和四川人民，和遇难者在一起的。

　　不同的演奏者演绎巴赫的音乐，往往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听众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对比这些不同的演绎，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音乐无穷的魅力。为了与大家分享自己在听巴赫时的一点喜悦，我编辑了以下10段视频，并放到了YouTube上。这里一起列出。
　　（由于大部分内容只有音乐，没有视频，所以大家将要看到的大部分是固定的图片。毕竟音乐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本人编辑视频的水平有限，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视频和音频不同步的情况，请大家谅解。）

BWV 848b的3种演绎之比较
《十二平均律》第一卷之“升C大调赋格”。演奏者：古尔德、李希特、席夫。


BWV 850a的5种演绎之比较
《十二平均律》第一卷之“D大调前奏曲”。演奏者：费斯彻、古尔德、李希特、席夫、图蕾克。


BWV 854b的6种演绎之比较
《十二平均律》第一卷之“E大调赋格”。演奏者：费斯彻、古尔德、休伊特、李希特、席夫、图蕾克。


BWV 858a的5种演绎之比较
《十二平均律》第一卷之“升F大调前奏曲”。演奏者：费斯彻、古尔德、休伊特、李希特、图蕾克。


BWV 871a的4种演绎之比较
《十二平均律》第二卷之“c小调前奏曲”。演奏者：古尔德、李希特、席夫、图蕾克。


BWV 988第5变奏的6种演绎之比较
《哥德堡变奏曲》之第5变奏。演奏者：阿劳、巴伦博伊姆、古尔德、肯普夫、席夫、图蕾克。


BWV 988第18变奏的7种演绎之比较
《哥德堡变奏曲》之第18变奏。演奏者：巴伦博伊姆、古尔德、韩泰、肯普夫、兰多芙斯卡、席夫、图蕾克。


BWV 1007a的4种演绎之比较
G大调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之前奏曲。演奏者：卡萨尔斯、马友友、马斯基、罗斯特罗波维奇。


BWV 1008d的3种演绎之比较
d小调第二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之小步舞曲。演奏者：马友友、马斯基、罗斯特罗波维奇。


BWV 1006a的3种演绎之比较
E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套曲与组曲》之前奏曲。演奏者：海菲茨、米尔斯坦、帕尔曼。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國風·周南·關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國風·周南·卷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國風·周南·漢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國風·召南·草蟲》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國風·召南·野有死麕》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國風·邶風·式微》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國風·邶風·北門》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國風·邶風·靜女》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薑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國風·鄘風·桑中》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薑孽孽，庶士有朅。
《國風·衛風·碩人》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國風·衛風·河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國風·衛風·木瓜》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國風·王風·黍離》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國風·王風·采葛》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國風·鄭風·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國風·鄭風·有女同車》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國風·鄭風·風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國風·鄭風·子衿》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國風·鄭風·野有蔓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國風·國風·綢繆》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國風·秦風·蒹葭》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國風·秦風·無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國風·陳風·月出》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小雅·鹿鳴之什·鹿鳴》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小雅·鹿鳴之什·常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小雅·鹿鳴之什·采薇》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小雅·鴻雁之什·庭燎》

鶴鳴於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小雅·鴻雁之什·鶴鳴》

毛主席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 [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 [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美国学者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于1997年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本书。因为觉得对于研究人类的历史，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而且颇有洞见的视角，所以全文转贴在这里。希望大家也能喜欢。网上有此书的中文电子版，但有不少扫描后转换汉字时出现的错误。这里贴出的是经我简单校正过的版本。一定还有不少错误，请大家见谅。

前言：耶利的问题
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一章：各就位！预备……
	第二章：历史的自然实验
	第三章：卡哈马卡的冲突
第二部分　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	第四章：农民力量
	第五章：历史上的穷与富
	第六章：种田还是不种田
	第七章：怎样制造杏仁
	第八章：问题在于苹果还是在于印第安人
	第九章：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第十章：辽阔的天空和偏斜的轴线
第三部分　从粮食生产到枪炮、病茵与钢铁	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
	第十二章：蓝图和借用字母
	第十三章：需要之母
	第十四章：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第四部分　在五章中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耶利的人民
	第十六章：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第十七章：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第十八章：两个半球的碰撞
	第十九章：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后记：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后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耶利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现状的实质，也是更新世后人类历史的关键所在。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次对各大陆的短暂的巡视，我们将怎样来回答耶利呢？
　　我会对耶利这样说：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够使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和欧亚大陆土著人口互换位置，那么，原来的澳大利亚土著现在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原来的欧亚大陆土著现在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的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散的人口。对于这种说法，你一开始可能会认为毫无意义而不屑一顾，因为这个实验是想象出来的，而我所说的那种结果也是不可能证明的。但历史学家却能用回溯试验法对有关的假说进行评价。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如果把欧洲农民迁到格陵兰或美国的大平原，如果本来出身于中国的农民移居查塔姆群岛、婆罗洲的雨林、爪哇或夏威夷的火山土地带，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些试验证明，这些具有共同祖先的民族或者最后灭绝了，或者重新回到狩猎采集团生活，或者进而建立视环境而定的复杂国家。同样，如果把澳大利亚土著狩猎采集族群迁到弗林德斯岛、塔斯马尼亚岛或澳大利亚南部，他们或者最后归于灭绝，或者成为掌握现代世界最简单技术的狩猎采集族群，或者成为根据环境修建沟渠、集约经营高产渔场的人。
　　当然，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不过，仅仅列出每一种可能的差异还不足以回答耶利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四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由于这两个原因，从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长管辖地阶段向经济上复杂的、社会上分层次的、政治上集中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
　　但大多数野生的动植物品种证明是不适于驯化的：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比较少的几种牲畜和作物。原来，各大陆在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方面差异很大，因为各大陆的面积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也不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美洲要比在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得多。因此，就生物物种来说，欧亚大陆最为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亚最下，就像耶利的新几内亚那种情况（新几内亚的面积为欧亚大陆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其原来的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即已灭绝）。
　　在每一个大陆，动植物的驯化集中在只占该大陆总面积很小一部分的几个条件特别有利的中心地。就技术创新和政治体制来说，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要比它们自己发明的多得多。因此，一个大陆内部的传播与迁移，对它的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从长远来看，由于毛利人的新西兰火枪战争以如此简单的形式所揭示的过程，这些社会又（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分享彼此的发展成果。就是说，起初缺乏某种有利条件的社会或者从拥有这种条件的社会那里得到，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被其他这些社会所取代。
　　因此，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这种传播大大依赖于气候因而也就是大大依赖于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的发明，如果不用对特定环境加以改变就能使这些发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话。传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的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在传统的新几内亚，这种传播也很困难，因为那里崎岖的地形和高山漫长的主脉妨碍了政治和语言统一的任何重大进展。
　　与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这些因素有关的，是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的6000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得到的。但东西两半球之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防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同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贡献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就往往会被竞争的对手所淘汰。非洲的俾格米人和其他许多被农民取代的狩猎采集群体，就曾碰到这样的命运。相反的例子是格陵兰岛上顽固保守的古挪威农民，他们也碰到了被爱斯基摩狩猎采集族群所取代的命运，因为在格陵兰的条件下，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方法和生存技术都比这些古挪威人优越得多。在全世界的陆块中，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的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在这方面就差得多，而塔斯马尼亚更是瞠乎其后。美洲的总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在地理上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实际上就像几个没有紧密联系的较小的大陆。
　　这四组因素构成了环境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客观地用数量来表示，而且不会引起争议。我的主观印象是新几内亚人一般要比欧亚大陆人聪明，尽管人们可以对此提出质疑，但他们无法否认新几内亚的面积比欧亚大陆小得多，新几内亚的大型动物品种也比欧亚大陆少得多。但是，提起这些环境差异不免会使历史学家们贴上那使人火冒三丈的“地理决定论”的标签。这种标签似乎具有令人不愉快的含义，因为这等于是说人类的创造性毫无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只是无可奈何地被气候、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编上了程序的被动的机器人。当然，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今天可能全都仍然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就像1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拥有有发明才能的人。事情恰恰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的条件。
　　这些答案比起耶利本人可能想要得到的答案来显得冗长和复杂。然而，历史学家们则可能认为这些答案太短、太简单了。把各个大陆的13000年的历史压缩成一本400多页的书，等于大约每150年每个大陆平均分摊到一页，这样，精练、简化就在所难免。不过，这种压缩也带来了一个补偿性的好处：对一些地区从长期范围内进行比较所产生的真知灼见，是对单一社会所进行的短期范围内的研究不可能得到的。
　　当然，耶利的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争议仍然没有解决。目前，我们只能提出一些不完全的答案和未来的研究事项，而不是一种充分展开的理论。现在需要努力去做的事，就是把人类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使之与天文学、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这些公认的历史科学并驾齐驱。因此，展望一下历史这门学科的未来，并概括地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结束本书，似乎是恰当之举。
　　我们已经提出了四组似乎最重要的因索，以说明各大陆之间的种种差异。因此，本书的最直接的延伸应是进一步地用数量来表示这些差异，从而更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些差异的作用。为了说明用于驯化的起始物种方面的差异，我曾提供了一些数字，说明每个大陆总共有多少大型野生陆栖哺乳类食草动物（表9.2）和有多少大籽粒谷物（表8.1）。本书的一个延伸部分可能是把诸如菜豆、豌豆和野豌豆之类大籽粒豆科植物（豆类植物）的相应数目收集起来。此外，我提到过一些使大型哺乳动物失去驯化候补资格的因素，但我没有用表格列出每个大陆有多少这样的候补动物由于每一个这样的因素而失去驯化资格。这样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尤其对非洲来说是这样，因为在非洲失去驯化资格的候补动物的百分比比在欧亚大陆高：在使一些动物失去驯化的候补资格的各种因素中，哪些因素在非洲最为重要，以及是什么选择决定了非洲哺乳动物十分频繁地失去驯化的候补资格？还应收集一些能用数量说明的资料，来验证我对表明沿欧亚大陆、美洲和非洲主要轴线的不同传播速度所作的初步计算。
　　本书的第二个延伸部分将涉及比本书已经论述的更小的地理范围和更短的时间范围。例如，下面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能已被读者们想到了：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会或中国或印度的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生活在从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1450年的任何一段时间内，如果他当时试图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他肯定会认为，欧洲最终的支配地位是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因为欧洲在过去那1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旧大陆的那3个地区中最落后的一个地区。从公元前8500年直到公元前500年后先是希腊后是意大利的兴起，这一段时间里，欧亚大陆西部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动物驯化、植物驯化、文学、冶金术、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出现的。在水磨于大约公元900年后大量传播之前，阿尔卑斯山以西或以北的欧洲没有对旧大陆的技术或文明作出过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它只是一个从地中海以东、新月沃地和中国接受发展成果的地方。甚至从公元1000年到1450年，科学和技术绝大多数都是从印度与北非之间的伊斯兰社会传入欧洲，而不是相反。就在那几个世纪中，中国在技术上走在世界的前列，几乎和新月沃地一样早地开始了粮食生产。
　　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和中国把它们几千年的巨大的领先优势最后让给了起步晚的欧洲？当然，人们可以指出促使欧洲兴起的一些直接因素：它的商人阶级、资本主义和对发明的专利保护的逐步形成，它的未能产生专制独裁的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负的税收，以及它的希腊—犹太教—基督教的批判主义、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传统。不过，对于所有这些直接原因，人们一定会提出关于终极原因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直接因素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新月沃地？
　　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可以详细地描绘出来。在公元前第4千纪（4000─3000 B.C.）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国家兴起后，权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月沃地，轮流为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这些帝国占据。随着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于公元前4世纪末征服从希腊向东直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的社会，权力终于第一次无可挽回地西移。随着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权力又进一步西移，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权力最后又向欧洲西部和北部转移。
　　只要把现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对它的描写加以比较，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这些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地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受到侵蚀的低矮丛林地或沙漠的过程，已经得到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明。它的林地或者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者被砍伐以获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当作木柴饶掉，或者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级生产力（与雨量成正比）也低，这样，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是这样。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环境里的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的古代纳巴泰国首都皮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贾兹铁路时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入7000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
　　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谅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一长串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其他许多发明。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人组成。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法斯科·达·伽马率领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航行，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来殖民？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
　　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些船队一共有7次从中国扬帆远航。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一种局部的政治变化，船队出海远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的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许多国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争端而引发的许多倒退措施。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
　　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和一些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所发生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入西班牙，立刻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的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
　　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
　　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巳久。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以及2000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十万八千里：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个独立的小国，公元1500年有小国500个，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经过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在继续挫败甚至是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实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过分的企图，这就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探蒂固的执着。
　　因此，了解了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这方面的真正问题，就是了解了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答案又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见下图）。欧洲海岸线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额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

同比例尺下中国与欧洲的海岸线比较。注意欧洲的海岸线更崎岖且包含了更多的大半岛，以及两个大岛。

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来竟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后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到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终于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西的欧洲西部的森林地带站稳脚根。环境因素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过，这一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
　　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人们甚至会怀疑，本书从头到尾所运用的地理学推论在现代世界上是否终于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思想可以在因特网上立即向四处传播，而货物照例可以一下子从一个洲空运到另一个洲。看来，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已实行了一些全新的规则，结果，像朝鲜、马来西亚，尤其是日本这些新的力量出现了。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新规则不过是旧规则的改头换面而已。不错，1947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跃进8000英里到日本去开创了电子工业——但它却没有跃进得近一些到扎伊尔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业。一跃而成为新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被吸收进旧有的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中心的那些国家，要不就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国家。与扎伊尔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兴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是因为它们的国民已在文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两个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或者是通过它们的一脉相承的国家（现代中国），或者是通过位于很早就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内的一些国家（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是通过由它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显得黯淡无光。公元前8000年时的历史进程之手仍然在紧紧抓住我们。
　　与回答耶利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因素中，文化因素与个别民族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先说文化因素。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特点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环境差异的产物，我在本书中已经讨论过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与环境无关的当地文化因素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一种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当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了，但一经产生就变得确然不移，从而使社会易于接受一些更重要的文化选择，就像把混沌理论运用于其他科学领城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文化过程属于历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往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
　　作为一个例子，我曾在第十三章提到标准打字机键盘问题。在许多参与竞争的键盘设计中，这种标准键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开始被人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具体原因，如美国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打字机制造技术、打字机的促销手段、一个在辛辛那提创建速写和打字学院的名叫朗利的女士于1882年作出的一个决定，以及朗利女士的杰出的打字学生弗兰克·麦克格林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他于1888年的一次广为宣传的打字比赛中彻底击败了使用朗利女士的竞争对手非标准键盘打字机的路易斯·陶布。那个决定可能有助于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无数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发明出来的另一种打字机键盘；而美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因素只有利于标准打字机键盘而不利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决定一经作出，标推打字机键盘就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个世纪后又在计算机键盘设计中得到采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由于年深日久现在已不可追寻，但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12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10进制运算系统（12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代的60分钟一小时、24小时一天、12个月一年和圆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20进制（产生了它的使用两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260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另一个周期是一年有365天）。
　　关于打字机、时钟和历法设计的这些细节并没有妨碍采用它们的社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但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妨碍。例如，如果美国的打字机标准键盘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臂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很多的德沃夏克键盘——那么，这个在19世纪作出的微不足道的决定，对于20世纪美国技术的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样，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他们用字母给汉语语音标音（称为拼音），他们就能比学习有几千个符号的传统的中国文字更快地学会写字。有人说，传统的中国文字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别大量的意义不同但发音相同的汉语词（同音异义词）。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中丰富的同音异义词可能对中国社会中识字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认为中国环境中存在某种因素促使选择了一种同音异义词丰富的语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复杂的安第斯山文明没有能发明出文字，这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来予以解释？否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印度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种姓制度，而不顾对印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也对历史产生深期影响的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什么普度众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和西亚人中而不是在中国人中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动力？
　　这些例子说明了涉及文化特质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的历久不衰的文化特点。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影响之后仍然令人费解的历史模式。
　　具有特质的个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况？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是1944年6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图谋和同时在柏林举行起义的计划功败垂成。这两件事都是德国人策划的，他们深信不可能打赢战争，于是就在德俄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在俄国境内时，他们希望寻求和平。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里的一颗定时炸伤；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代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大为改观了。
　　不大为人所知但甚至更加重大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国夺权之前两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死亡座”（前排右边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车和一辆满载的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它压死。鉴于希特勒的精神机能障碍在决定纳粹的政策与成功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果那个卡车司机晚一秒钟刹车，即使万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大概也会十分不同。
　　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个人，他们的特质和希特勒的特质一样显然对历史产生了影响，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帝国皇帝帕查库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以及祖鲁国王沙卡，就举这么几个。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
　　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原文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他对政治的内幕活动具有长期的直接经验，他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且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
　　同文化的特质一祥，个人的特质也是历史进程中的未知因素。无论是从环境的力量来看，还是事实上从任何可以归纳起来的原因来看，个人的特质都会使历史变得无法说明。然而，就本书的论题来说，所谓个人的特质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因为即使是伟人理论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也觉得难以用几个伟人来解释历史最广泛的模式。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的确轻轻推动了一下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文字、粮食生产和铁器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但他与这样的事实毫无关系：当澳大利亚还仍然维持着没有文字、没有金属工具的特猎采集部落时，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了。不过，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人的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广泛和多持久，这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历史这门学科一般认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比较接近人文学科。历史最多可以划归社会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它又被列为最少科学性的一种。虽然研究政治的专业常常被称为“政治科学”，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指称“经济科学”，但历史系即使有也很少称自己为‘历史科学系”。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看作科学家，也很少在一些公认的科学领域及其方法论方面受过训练。在许多警句中都有历史不过是一大堆细节这种认识：“历史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历史或多或少都是骗人的鬼话”、“历史和万花筒一样毫无规律可言”，等等。
　　无可否认，从研究历史中去获得普遍原则，要比从研究行星轨道中去获得普遍原则来得困难。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历史学科，包括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虽然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但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却是牢固的。不幸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概念常常是以物理学和其他几个运用同样方法的领域为基础的。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往往由于无知而对某些领域不屑一顾，因为对这些领域这些方法是不适用的，因此必须寻找其他方法——例如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就是如此。不过，诸记住：“science”（科学）这个词的意思是“knowledge”（知识）（来自拉丁语的scine即“to know”[知道]和scientia即“knowledge”[知识]），而知识是要通过任何对特定领域最合适的方法来获得的。因此，我对研究人类历史的人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同情。
　　广义的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之类的学科）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把它们同非历史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之类区别开来。我可以挑出四个方面的差别来讨论：方法、因果关系、预测和复杂程度。
　　在物理学中，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实验室实验，人们通过实验来处理结果有疑问的参数，用被认为恒定的参数来进行平行的对照实验，保留始终恒定的参数，复制对实验的处理和对照试验，并获得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也是十分有用的，它在许多人的思想里成了科学本身，因此实验常常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本质。但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实验室实验显然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人不能阻碍银河系的形成，不能发动或制造飓风或冰河期，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使几个国家公园里的灰熊灭绝，也不能再现恐龙的演化过程。人只能用别的方法获得这些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如观察、比较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这一点我等会再来讨论）。
　　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一连串的直接原因和终极原因。在大部分物理学和化学中，“终极原因”、“目的”和“功能”这些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们对于了解一般的生命系统尤其是人类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北极兔的毛色在夏天是棕色，到冬天就变为白色，但研究北极兔的演化生物学家并不满足于弄清楚从毛色色素的分子结构和生物合成途径的角度来研究的毛色的普通直接原因。更重要的问题是功能（逃避捕食者的保护色？）和终极原因（从没有季节性毛色变化的组代兔群开始的自然选择？）。同样，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不会满足于把1815年和1918年欧洲的状况描写为经过代价巨大的泛欧战争之后刚刚获得了和平。了解形成对比的一连串导致两个和平条约的事件，对于了解为什么1918年后而不是1815年后的几十年内又一次爆发了代价甚至更大的泛欧战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化学家并不为两个气体分子的碰撞规定某种目的或功能，他们也不会去寻找这种碰撞的终极原因。
　　历史科学和非历史科学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就是预测。在化学和物理学中，测验一个人是否了解某个系统就是看他能否成功地预测这个系统的未来变化。另外，物理学家还往往看不起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因为这两个领城似乎通不过这种测验。在历史科学中，人们可以提供一种事后的解释（例如，为什么6600万年前一颖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会使得恐龙灭绝，而没有使其他许多物种灭绝），而事前的预测就比较困难了（如果我们没有过去的实际情况作为指引，我们可能会无法确定哪些物种可能会招致灭绝）。然而，对于未来发现什么样的资料会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确作出了并检验了一些预测。
　　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的企图变得复杂了。对于这些性质，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加以描写。我们可以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和恐龙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数。结果，较低组织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高层次上的突变。典型的例子就是1930年险些让希待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个卡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的1亿人的生命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生物学家都同意生物系统归根到底完全决定于它们的物理性质并服从量子力学的定律，但这些系统的复杂程度实际上意味着这种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转化为可预测性。量子力学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人理解为什么引进的有胎盘食肉动物消灭了那么多的澳大利亚有袋目动物，或者为什么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是协约国而不是同盟国。
　　每一条冰川，每一团星云，每一次飓风，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生物物种，甚至每一个个人和某个有性生殖物种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受到那么多的变数的影响，而且是由那么多的可变部分构成的。相比之下，对于物理学家的任何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学家的任何分子来说，实际存在物的所有个体彼此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在宏观的层次上系统地阐述带有普遍性的决定论的规律，但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系统地阐述统计学上的趋势。我能以很高的正确概率预测，在我工作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出生的下1000个婴儿中，男婴的数目不会少于480个，也不会多于520个。但我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会是男孩。同样，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当地的人口够多，密度也够大，如果存在发展剩余粮食生产的潜力，那么部落社会也许比不存在上述情况时更有可能发展成为酋长管辖地。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当地人口都有其自身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其结果是酋长管辖地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高原地区出现了，但却没有在新几内亚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高原地区出现。
　　历史系统尽管有其终极的确定性，但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不待言的。描述这种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指出，长长的一连串因果关系可能把最后结果同存在于那一科学领域之外的终极原因分开。例如，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可能导致了恐龙的灭绝，但那颗小行星的轨道却是完全由古典力学的定律决定的。但如果有古生物学家生活在6700万年前，他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恐龙的灭亡迫在眉睫，因为小行星属于一个在其他方面都与恐龙生物学关系疏远的科学领域研究的对象。同样，公元1300年至1500年之间的小冰期也是格陵兰岛上古挪威人灭绝的部分原因，但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也许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现代气候学家能够预测小冰期的到来。
因此，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这些领域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扰：不可能进行可重复的、可控的实验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时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正如我的预测下1000个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但却不能预测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性别那样，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使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在经过13000年的独立发展后发生碰撞所产生的广泛后果变得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却不能认识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择的后果。在1960年10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会上，四个总统候选人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能会使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获得选举的胜利，但却没有谁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以阻挡欧洲人征服印第安人。

　　研究人类史的人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们的经验中获益呢？有一个证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来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由于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所以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例如，流行病学家虽然不可以在实验中使人服用大量的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在盐的摄入方面已经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人群，来确定盐的高摄入量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家虽然不能用实验在许多世纪中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丰富程度不同的资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不同的岛屿上的近代波利尼西亚人，来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研究人类史的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限于比较5个有人居住的大陆。在进行比较时不但可以利用数以百计的较小岛屿上的社会和从每个大陆都能到达的区域性社会，而且也可以利用一些在相当孤立状态中发展了复杂社会的大岛（如日本、马达加斯加、美洲的伊斯帕尼尼奥拉岛、新几内亚、夏威夷和其他许多岛屿）。
　　任何领域的自然实验，不管是生态领域的还是人类史领域的，生来就容易受到可能的方法论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但包括了从观察到的变数之间相互关系来推定因果关系链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包括了混淆除关系重大的变数外其他一些变数的自然变异的作用。这些方法论问题已为了某些历史科学而得到了详尽的讨论。特别是流行病学——通过比较不同的人群（通常用历史追溯研究法）来对人类疾病作出论断的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地运用正式的程序，来处理类似人类社会历史学家所碰到的问题。生态学家也十分注意自然实验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用直接的实验介入法来处理相关的生态变量可能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或不可能的，所以生态学家必须把自然实验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
　　总之，我承认，了解人类的历史要比了解某些科学领域的问题困难得多，因为在这些科学领城里，历史是不重要的，起作用的个别变量也比较少。不过，有几个领域已经设计出一些用来分析历史问题的成功的方法。因此，人们普遍承认，对恐龙、星云和冰川的系统阐述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不属于人文学科。但是内省的方法使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比对恐龙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得多的真知灼见。因此，我很乐观，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科学地进行，就像对恐龙的研究一样——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因而使今天我们自己的社会从中获益。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不管你事前读过多少关于非洲的书，一旦你身临其境，你对那里的第一个印象使你感到不知所措。在新独立的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得和克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赫雷罗族黑人、奥万博族黑人、白人和既不同于黑人也不同于白人的纳马族人。他们不再是教科书里照片上的人物，而是我眼前的活生生的人。在温得和克外面，过去分布很广的卡拉哈里沙漠布须曼人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批了，他们正在为生存而奋斗。但在纳米比亚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街的名字：温得和克闹市区的主要马路之一竟叫做“戈林街”！
　　我本来以为，肯定不会有哪个国家受到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那么大的影响，竟然会用那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国会议员、纳粹德国空军的创建者赫尔曼·戈林的名字来给一条街道命名！果然如此。原来这条街是为纪念赫尔曼的父亲亨利希·戈林而命名的。亨利希·戈林是前德国殖民地西南非洲（后来成为纳米比亚）的帝国议会创始人。但亨利希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因为他的业绩包括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一次最凶残的袭击，即德国于1904年对赫雷罗人发动的种族灭绝的战争。今天，虽然邻国南非的事态发展受到全世界较多的关注，但纳米比亚也在努力克服过去殖民地的影响并建立一个多种族和睦相处的社会。纳米比亚向我证明了非洲的过去和现在是多么地难分难解。
　　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把非洲的土著看作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就是近代的入侵者，非洲的种族历史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只注意这些特有的事实，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黑人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熟悉的唯一的非洲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曾经大批地作为奴隶被运来美国。但是直到几千年前，现代黑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可能为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所占有，而所谓非洲黑人其本身也是来源各异的。甚至在白人殖民主义者来到之前，已经生活在非洲的不只是黑人，而是（我们将要看到）世界上6大人种中有5个生活在非洲，其中3个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的语言，有四分之一仅仅在非洲才有人说。没有哪一个大陆在人种的多样性方面可以与非洲相提并论。
　　非洲多样化的人种来自它的多样化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的地跨南北温带的大陆，同时它也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得多：我们的远祖大约在700万年前发源于非洲，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可能是在那以后在非洲出现的。非洲许多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令人着迷的史前史，包括过去5000年中两次最引人注目的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向马达加斯加的移民。所有过去的这些相互作用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谁在谁之前到达了哪里之类问题的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那5个人种是怎样到达他们如今在非洲所在的地方的呢？为什么在非洲分布最广的竟是黑人，而不是美国人往往忘记其存在的其他4个群体？非洲过去的历史是没有文字的历史，它没有那种把罗马帝国扩张情况说给我们听的文字证据。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指望从它的过去历史中努力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非洲的史前史是一个大大的谜团，仍然只是部分地得到解答。结果证明，非洲的情况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美洲史前史有着某种惊人的类似之处，不过很少得到重视罢了。
　　到公元1000年，这5个主要的人类群体已经把非洲当作自己的家园。外行人不严密地把他们称为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亚洲人。图19.1（原图缺）是他们的地理分布图，而他们的肖像会告诉你他们在肤色、发形和颜色以及面部特征方面的明显差异。黑人以前只生活在非洲，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而白人和亚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比生活在非洲之内的多得多。这5个群体构成了或代表了除澳大利亚土著及其亲戚外的全部主要的人种。
　　许多读者可能已在表示抗议了：不要用随意划分“人种”的办法把人定型的，我承认，每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主要群体是十分多样化的。把祖鲁人、索马里人和伊博人这样不同的人归并在“黑人”这一个类目下，是无视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把非洲的埃及人和柏柏尔人以及欧洲的瑞典人一起归并在“白人”这一个类目下，我们同样是无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体这种划分是随意的，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的界限很难分得清楚：地球上所有人类群体只要和其他每一个群体中的人接触，就会发生婚配关系。不过，我们将会看到，承认这些主要的群体对了解历史仍然十分有用，我们可以把这些群体的名称当作一种简略的表达方法，而不用每句话都重复一下上面为防止误解而作的解释。
　　在非洲的这5个群体中，许多黑人和白人的典型代表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所熟悉的，不需要对他们的体形特征加以描写。甚至到公元1400年止，黑人仍然占据着非洲最大的地区：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见图19.1）。虽然美洲的非裔黑人后代主要源于非洲西海岸带，但同样的民族在传统上还占据了东非地区，北达苏丹，南至南非的东南海岸。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和摩洛哥人的白人占据了非洲的北海岸带和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这些北非人几乎不可能与蓝眼金发的瑞典人混同起来，但大多数外行人仍然会把他们称为“白人”，因为同南面的叫做“黑人”的人相比，他们的肤色较浅，头发较直。人多数非洲的黑人和白人靠种田或放牧或两者维持生计。
　　相比之下，其次两个群体——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则包括没有作物和牲畜的狩猎采集族群。俾格米人和黑人一样，生有深色皮肤和浓密的卷发。然而，俾格米人身材短小得多，皮肤微红色较多，黑色的较少，脸上和身体上的毛较多，以及前额、眼睛和牙齿较突出——这些都是和黑人不同的地方。俾格米人大都过着群体的狩猎采集生活，他们的群体广泛分布在中非的雨林中，与邻近的黑人农民进行交换（或为他们干活）。
　　科伊桑人的群体是美国人最不熟悉的，美国人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以前分布在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中不但有叫做桑人的人数不多的狩猎采集者，而且还有叫做科伊人的人数较多的牧人。（现在人们更喜欢用那比较熟悉的名字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科伊人和桑人看上去（或曾经看上去）与非洲黑人很不相同：他们的皮肤微黄，他们的头发十分浓密而卷曲，妇女往往在臀部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医学上称为“臀脂过多”）。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科伊人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因为欧洲殖民者枪杀、驱赶和用疾病感染了他们许多人，大多数幸存者和欧洲人生下了混血种，这些混血人口在南美有时叫混血人，有时叫巴斯特人。桑人同样地受到枪杀、驱赶和疾病的感染，但在不适于农业的纳米比亚沙漠地区，有一批人数日渐减少的桑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几年前有一部吸引很多观众的影片《上帝也疯狂》描写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非洲白人分布在非洲北部，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体质相似的民族都生活在近东和欧洲的邻近地区。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在欧洲、近东和北非之间来来往往。因此，在本章中对非洲白人我不会作过多的讨论，因为他们的来源并无任何神秘之处。神秘的倒是黑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因为他们的地理分布暗示了过去人口的激烈变动。例如，现在零星分布的20万俾格米人散居在1.2亿黑人中间，这就表明俾格米猎人以前曾遍布赤道森林，后来由于黑人农民的到来，他们才被赶走和隔离开来。科伊桑人在解剖学上和语言上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但他们在非洲南部所拥有的地区却小得令人吃惊。会不会科伊桑人本来也分布较广，后来他们在北面的人口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消灭了？
　　我已把这个最大的异常现象留到最后来讨论。马达加斯加这个大岛在东非海岸外只有250英里，它离非洲大陆比离任何其他大陆都近得多，它与亚洲及澳大利亚之间隔着印度洋的广阔水域。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是两种成分的混合。一个成分是非洲黑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另一个成分从外貌上一眼就可看出是热带东南亚人。特别是，所有马达加斯加人——亚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说的语言是南岛语，与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上说的马安亚语非常相似，而婆罗洲与马达加斯加隔着开阔的印度洋有4000多英里远。没有任何一个哪怕与婆罗洲人有一点点相似的民族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几千英里范围之内的。
　　当欧洲人于1500年第一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时，那些说南岛语的人带着他们的南岛语和经过改造的南岛文化已经在那里扎下根来。我认为，这是全世界人类地理学上的一个最令人惊异的事实。据推测，史前的婆罗洲人在没有地图和罗盘的情况下乘船航行，最后到了马达加斯加。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马达加斯加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民族的语言同他们的体形外貌一样，能够提供关于他们的起源的重要线索。只要看一看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源自热带东南亚，但我们不可能知道是热带东南亚的哪个地区，而且我们绝不会猜到是婆罗洲。我们从非洲语言还能知道哪些我们不能从非洲人面相上知道的东西？

图19.2 非洲的语系

　　非洲有1500种语言，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斯坦福大学的大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把它们加以梳理，使之变得清晰明了。他确认，所有这些语言正好分为5个语系（它们的地理分布见图19.2）。读者们习惯上认为语言学枯燥乏味而过于专门，但如果他们知道图19.2对于我们了解非洲的历史作出了什么样的有趣贡献，他们也许会感到惊奇。
　　如果我们首先把图19.2和图19.1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语系和解剖学上界定的人类群体之间有着一种大致的对应关系：某个语系中的某种语言往往是由特定的人说的。特别是，说阿非罗—亚细亚语占的人多半证明是可以被归为白人或黑人一类的人，说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的人证明是黑人，说科伊桑语的是科伊桑人，说南岛语的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表明语言往往是和说这些语言的人一起演化的。
　　在图19.2的上方隐藏着我们的第一个意外，对那些相信所谓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欧洲中心论者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人们教导我们说，西方文明起源于近东，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欧洲发展到光辉的顶峰，并产生了世界上的3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发生在说3种叫做闪语的近亲语言的人们当中，这3种语言分别是阿拉米语（基督和使徒的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我们本能地把闪语民族和近东联系在一起。
　　然而，格林伯格断定，闪语实际上只形成了一个大得多的语系——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中6个或更多分支语言中的一支，阿非罗—亚细亚语系的所有其他分支（和现存的其他222种语言）只分布在非洲。甚至闪语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语言，它的现存的19种语言中有12种只分布在埃塞俄比亚。这就表明，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传播到近东。因此，也许正是非洲产生了作为西方文明道德支柱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古兰经》的作者们所使用的语言。
　　图19.2隐藏着的下一个意外是一个表面上的细节，刚才我在告诉你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语言时并没有对这个细节加以评论。在非洲人的5个群体——黑人、白人、俾格米人、科伊桑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中，只有俾格米人没有任何不同的语言：俾格米的每一个族群和邻近的黑人农民群体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然而，如果把俾格米人说的某种语言与黑人说的同一种语言比较一下，俾格米人说的话里好像包含一些发音特别的独特的词。
　　当然，就语言的起源来说，像俾格米人这样特别的人，又是生活在像非洲赤道雨林这样一种特别的地方，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程度肯定会使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语系。然而，今天这些语言已经消失了，而我们也已从图19.1看到，俾格米人的现代地理分布是非常分散的。因此，人口分布和语言方面的线索加起来表明，俾格米人的家园被淹没在入侵的黑人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硕果仅存的一些俾格米人采用了这些农民的语言，而他们原来的语言只在某些词和发音上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马来西亚的矮小黑人（塞芒人）和菲律宾的矮小黑人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他们从包围了他们的农民那里分别采用了南亚语和南岛语。
　　图19.2中尼罗—撒哈拉诸语言的零星分散的分布同样表明了，许多说这些语言的人也被淹没在说阿非罗—亚细亚语言和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但科伊桑语言的分布说明了一种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淹没”现象。这些语言用吸气音作辅音，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独特的。（如果你对！库恩·布什曼这个名字感到莫名其妙，那么这个惊叹号不是表示一个过早的惊愕，它只是语言学家用来表示吸气音的办法。）所有现存的科伊桑语言只有非洲南部才有，但有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是两个非常特别、充满吸气音的科伊桑语言，一个叫哈扎语，一个叫桑达韦语，孤立地存在于坦桑尼亚，距离非洲南部靠得最近的科伊桑语言有1000多英里。
　　此外，科萨语和非洲南部其他几种尼日尔—刚果语也是充满了吸气音。甚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肯尼亚的黑人所说的两种阿非罗—亚细亚语中也出现了吸气音或科伊桑语的一些词，而肯尼亚的这些孤立的黑人比坦桑尼亚的说哈扎语和桑达韦语的人更加远离现今的科伊桑人。所有这一切表明，科伊桑语言和科伊桑民族的分布，以前并不只限于现今的非洲南部，而是到达了遥远的北方，后来他们也和俾格米人一样，被淹没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在语言学上留下了他们过去存在的遗产。这是语言学证据的独特贡献，仅仅根据对活人的体质研究是几乎不可能推测出来的。
　　我把语言学的最杰出的贡献留到最后来讨论。如果你再看一看图19.2，你就会看到尼日尔—刚果语系分布在整个西非和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显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说明在那个广大的范围内这个语系究竟发源于何处。然而，格林伯格确认，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所有尼日尔—刚果语言属于一个叫做班图语的语支。这个语支占去了1032种尼日尔—刚果语言中的近一半语言，并占去了说尼日尔—刚果语言人数的一半以上（近两亿人）。但所有这500种班图语言彼此非常相似，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它们是—种语言500种方言。
　　从整体来看，班图诸语言只构成了尼日尔—刚果语系中一个单一的、低一位的语族。另外176个语族的大多数都挤在西非，在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整个分布范围内只占很小一部分。尤其是，最有特色的一些班图语言以及与班图语亲缘关系最近的非班图语的尼日尔—刚果诸语言，都挤在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狭小地区内。
　　显然，尼日尔—刚果语系起源于西非；它的班图语分支起源于这一分布范围的东端，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后来这支班图语又从它的故乡扩展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扩展必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所以这个祖代的班图语有足够的时间分化为500种子代语言，但分化的时间也相当近，以致所有这些子代语言彼此仍然十分相似。出于所有其他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和说班图语的人一样都是黑人，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体质人类学的证据推断出谁向哪一个方面迁移。
　　为了使这类语言学的推理变得明白易懂，让我举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例子：英语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数目最多的人生活在北美洲，其他人则分散在全球各地，如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英语方言。如果对语言的分布和历史方面的知识不过如此，我们就可能会猜测英语起源于北美洲，后来才被殖民者传播到海外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
　　但所有这些英语方言仅仅构成了日耳曼语族的一个低一位的语支。所有其他的语支——各种各样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和荷兰语——都挤在欧洲的西北部。尤其是，与英语亲缘关系最近的另一种日耳曼语——弗里西亚语只限于荷兰和德国西部的一个小小的沿海地区。因此，一个语言学家可能立刻正确地推断出英语起源于欧洲西北部沿海地区，并从那里传播到全世界。事实上，我们从历史记载得知，英语的确是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由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从那里传到英国来的。
　　基本上相同的推理告诉我们，如今在非洲地图上占据很大一块地方的近两亿的班图人起源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连同闪米特人起源于北非和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于亚洲一样，这是又一个我们在没有语言学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够得出的结论。
　　我们已经根据科伊桑语言的分布和俾格米人没有自己的特有语言这一点推断出，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分布较广，后来被黑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了。（我把“淹没”当作一个中性的、无所不包的词来使用，不管这个过程是征服、驱逐、混种繁殖、杀害或是流行病。）根据尼日尔—刚果语言的分布，我们现在明白了，“淹没”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黑人是班图人。迄今所考虑的体质证据和语言证据使我们推断出这些发生在史前的“淹没”现象，但仍然没有为我们解开这些“淹没”现象之谜。只有我接着将要提出的进一步证据才能帮助我们回答另外两个问题：是什么有利条件使班图人得以取代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地位？班图人是在什么时候到达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的家园的？
　　为了回答关于班图人的有利条件问题，让我们研究一下眼前的活证据——来自驯化了的动植物的证据。我们在前面的几章看到，这方面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粮食生产带来了高密度的人口、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其他权力要素。由于地理位置的偶然因素而继承或发展了粮食生产的民族，因此就能够“淹没”地理条件较差的民族。
　　当欧洲人于15世纪初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时，非洲人在种植5组作物（图19.3──原图缺），每一组作物都对非洲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组作物只在北非种植，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北非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其特点是雨量集中在冬季的几个月。（南加利福尼亚也属于地中海型气候，这就说明为什么我的地下室和其他许多南加利福尼亚人的地下室常常在冬天被淹，而又总是在夏天变得十分干燥。）农业发源地的新月沃地也是属于冬季多雨的地中海型气候。
　　因此，北非原来的作物证明都是适合在冬天雨季里发芽生长的作物，考古的证据表明，它们在大约1万年前开始首先在新月沃地得到驯化。这些新月沃地的作物传播到气候相似的北非邻近地区，为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们包括诸如小麦、大麦、豌豆、菜豆和葡萄之类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这些作物之所以为我们所熟悉，完全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气候相似的欧洲邻近地区，并由欧洲传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亚，从而成为全世界温带农业的一些主要作物。
　　当你在非洲越过撒哈拉沙漠向南旅行，并在沙漠南部边缘的萨赫勒地带重新碰到下雨时，你会注意到萨赫勒地带下雨是在夏天，而不是在冬天。即使适应冬雨的新月沃地作物能够设法越过撒哈拉沙漠，它们也可能难以在夏季多雨的萨赫勒地带生长。我们发现有两组非洲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正好出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它们适应了夏季的雨水和日光方面的较少的季节性变化。其中一组包含这样一些植物，它们的祖先在萨赫勒地带从东到西有广泛的分布，可能就是在那里驯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包括高梁和珍珠稗，而这两种作物成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的主要谷物。高梁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物，现在在各大洲的炎热、干旱地区（包括美国）都有种植。
　　另一组包含这样一些植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可能是在那里的高原地区驯化的。其中大多数仍然主要在埃塞俄比亚种植，美国人对它们仍然一无所知——这些作物包括埃塞俄比亚的有麻醉作用的球果、像香蕉一样的埃塞俄比亚香蕉、含油的努格、用来酿制当地啤酒的龙爪稗和用来做当地面包的叫做画眉草的籽粒很小的谷物。但每一个喝咖啡成瘾的读者可以感谢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农民，是他们驯化了咖啡植物。咖啡本来只在埃塞俄比亚种植，后来在阿拉伯半岛进而又在全世界受到欢迎，在今天成了像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遥远的国家的经济支柱。
　　倒数第二组非洲作物来自生长在西非湿润气候下的野生祖先。其中有些作物，包括非洲稻，几乎始终限于在当地种植；另一些作物，如非洲薯蓣，已经传播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其他地区；还有两种作物——油棕和可乐果——已经传播到其他大陆。西非人把可乐果的含咖啡因的坚果当作麻醉品来嚼食，而可口可乐公司诱使第一批美国人和后来的全世界人去喝一种原来是用可乐果的萃取物调制的饮料，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最后一组非洲作物也适应了湿润的气候，但它们在图19.3中却最令人感到意外。香蕉、亚洲薯蓣和芋艿在15世纪初已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广为种植，而非洲水稻也已在东非海岸地区移植生长。但这些作物都发源于热带东南亚。如果印度尼西亚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出现，还不曾使我们认识到非洲在史前阶段与亚洲的联系，那么这些作物在非洲出现就可能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是不是当年从婆罗洲启航的南岛人在东非海岸登陆，把他们的作物赠与满心感激的非洲农民，又搭载了一些非洲边民，然后扬帆向东方驶去，到马达加斯加岛去拓殖，因而在非洲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关于南岛人的蛛丝马迹？
　　还有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是：所有非洲本地作物——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的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地区。没有哪种非洲作物是起源于赤道以南地区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来自赤道以北、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何以能取代非洲赤道地区的俾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能发展出农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农民的资格，而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适于驯化。无论是班图农民还是白人农民，尽管他们继承了几千年的农业经验，后来还是没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
　　至于非洲的驯化动物，概括地介绍起来可以比介绍它的植物快得多，因为那里的驯化动物实在太少。我们确切知道是在非洲驯化的唯一动物，是一种叫做珍珠鸡的像火鸡一样的鸟，因为它的野生祖先只有非洲才有。驯养的牛、驴、猪、狗和家猫的野生祖先原产于北非，但西南亚也有，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驯化的，虽然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家驴和家猫出现在埃及。近来的证据表明，牛可能是在北非、西南亚和印度各自独立驯化出来的，而这3个地方的品种与现代非洲牛的品种都有关系。除此以外，非洲其余所有的驯养的哺乳动物想必都是在别处驯化后引进的，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驯化的，它的鸡是在东南亚驯化的，它的马是在俄罗斯南部驯化的，它的骆驼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驯化的。
　　这个关于非洲家畜的清单的最意想不到的特点又一次是负面的。非洲是以大型野生哺乳动物而著称的，它们的数量也非常丰富——有斑马和牛羚，有犀牛和河马，有长颈鹿和野牛，但没有一种上了那张清单。我们还将看到，这个事实与非洲赤道以南没有本地的驯化植物一样，对非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非洲主要粮食产品的这一快速巡视足以看出，其中有些粮食产品是从它们在非洲内外的发源地经过长途跋涉而到来的。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些族群由于从环境继承了整个系列的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而比另一些族群“幸运”得多。澳大利亚土著的狩猎采集族群被以小麦和牛群为生的英国殖民者所“淹没”，由这一事实来类推，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些“幸运的”非洲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淹没”他们的非洲人邻居。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淹没”了谁。
　　关于非洲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实际年代和地点，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任何一个潜心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读者，如果他想当然地认为，非洲的粮食生产肇始于法老和金字塔之乡古埃及的尼罗河河谷，那么他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毕竟，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无疑已是非洲最复杂社会的所在地，并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心之一。然而，事实上，非洲粮食生产可能最早的考古证据却是来自撒哈拉沙漠。
　　当然，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燥得寸草不生。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撒哈拉沙漠比较湿润，有许多湖泊，到处都是猎物。在那个时期，撒哈拉人开始养牛和制陶，后来又养绵羊和山羊，他们可能也已着手驯化高梁和黍。撒哈拉的放牧业早于以整个西南亚冬季作物和牲口的形式出现的粮食生产引进埃及的已知最早年代（公元前5200年）。粮食生产也出现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亚，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牛人已经越过现代的边界，从埃塞俄比亚进入肯尼亚北部。
　　虽然这些结论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但也有一种独立的方法来判定驯化动植物引进的年代：比较现代语言中用来指称它们的词汇。比较一下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尼日利亚南部一些语言中植物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些词分为3类。第一类中用来指称某种作物的词，在尼日利亚南部的所有这些语言中都十分相似。这些作物证明就是西非的薯蓣、油棕和可乐果之类的作物——也就是人们按照植物学证据和其他证据认为原产西非并最早在那里驯化的植物。由于它们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亚南部的现代语言都继承了原来用以指称它们的同一套词汇。
　　其次，有些作物的名称只有在属于尼日利亚南部那些语言的一个小语支的语言中才保持一致。原来，据认为这些作物来自印度尼西亚，如香蕉和亚洲薯蓣。显然，这些作物只是在一些语言开始分化成一些语支之后才到达尼日利亚的南部的，这样，每一个语支为这些新来的植物发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只有属于那一特定语支的一些现代语言才继承了下来。最后一批作物的名称在一些语族内是完全不一致的，而是与贸易路线有关。这些作物证明是来自新大陆的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们知道这些作物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开始后（公元1492年）才引进非洲，并从那以后沿贸易路线传播，因此它们常常带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别的外国名字。
　　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的或考古学的证据，我们也仍然能够仅仅靠语言学的证据来予以推断：先是驯化西非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度尼西亚的作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运用这种语言学方法来确定驯化的动植物为属于每一个非洲语系的人所利用的顺序。有一种方法叫做词源统计分析法，其根据就是计算出词通常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比较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甚至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
　　把关于作物的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同比较间接的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几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梁和黍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的祖代语言。同样，最早驯化西非湿润地区作物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日尔—刚果诸语言的祖代语。最后，说阿非罗—亚细亚祖代语言的人可能驯化过埃塞俄比亚的本地作物，而且他们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进北非的人。
　　因此，来自现代非洲语言中植物名称的证据，使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几千年前非洲存在3种语言：祖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祖代的尼日尔—刚果语和祖代的阿非罗—亚细亚语。此外，我们还能根据其他的语言学证据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语的存在，虽然不是根据作物名称这个证据（因为科伊桑人的祖先没有驯化过任何作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种语言，那么几千年前它肯定不会只有这4种祖代语言。但所有其他这些语言想必都已消失——这或者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虽然生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语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于连这些人本身部消失了。
　　现代非洲本土的4个语系（即除去最近传入的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的4个语系）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不是由于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相反，这应归因于一个历史的偶然因素：说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家畜，从而使他们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族群或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族群。现代的为数不多的说科伊桑语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适于班图人的农业的、与世隔绝的地区。
　　在我们考查科伊桑人如何躲过班图人的移民浪潮而幸存下来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非洲史前期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南岛人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殖民情况，考古学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在马达加斯加调查的考古学家们现已证明，南岛人至少不迟于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即已到达马达加斯加。南岛人在那里碰到了（并着手消灭）一个陌生的动物世界，这些动物非常特别，好像它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这些动物是在长期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马达加斯加演化出来的。它们中有大隆鸟，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灵长目动物，还有矮小的河马。对马达加斯加岛上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铁器、牲畜和作物的残存，从这点来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独木舟的被风吹离航线的渔民；他们是一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探险队。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有一本古代航海书对此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本书名叫《欧力斯里洋（古代地理学家对非洲与印度间的大洋的名称，实际上包括红海与波斯湾，后仅用以称红海）航行记》，是公元100年左右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无名氏商人写的。这位商人描述了当时已相当繁荣的把印度和埃及与东非海岸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路线。随着公元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也兴旺发达起来，有充分的考古文献证明，在东非沿海定居点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中东的（偶尔甚至还有中国的）产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商人们等待着有利的风向，好让他们横渡中非和印度之间的印度洋。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法斯科·达·伽马成为绕过非洲南端到达肯尼亚海岸的第一个欧洲人，他碰到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贸易点，并在那里带上一个水手领着他走上那条通往印度的直达航线。
　　但从印度向东，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一条同样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殖民者就是从这条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后来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东非的贸易路线，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人与东非人的这种结合，今天仍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中体现出来，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基本上是南岛语，只是从肯尼亚沿海的一些班图语中借用了一些单词。但在肯尼亚的一些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来自南岛语的借用词，而且在东非的土地上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南岛人的其他痕迹：主要地只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亚乐器在非洲的遗产（木琴和筝）以及当然还有在非洲农业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岛人的作物。因此，人们怀疑南岛人是不是没有走经由印度和东非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比较容易的路线，而是设法（令人难以置信地）直接渡过印度洋，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只是后来才加入了东非的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最令人惊异的人类地理学上的事实多少还仍然是个谜。
　　关于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根据现代民族和他们的语言这个双重证据，我们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并不总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黑色的大陆。这个证据倒是表明了俾格米人曾在中非雨林中有广泛分布，而科伊桑族群在非洲赤道以南较干旱地区亦甚为普遍。考古学能不能对这些假定进行验证呢？
　　就俾格米人来说，答案是“还不能”，这仅仅是因为考古学家们还必须从中非森林中去发现古人类的骨骼。对于科伊桑人，答案是“能”。在现代科伊桑人分布地区北面的赞比亚，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与科伊桑族群在欧洲人到达时仍在非洲南部制作的那种石器相似的石器，而且也发现了可能与现代科伊桑人相似的一些人的头骨。
　　至于班图人最后是怎样取代北部的那些科伊桑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班图人的农民祖先从西非内陆的稀树草原往南向较湿润的海岸森林扩张，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开始了（图19.4──原图缺）。在所有班图语言中仍然广泛使用的一些词表明，那时班图人已经有了牛和薯蓣之类的在湿润气候下生长的作物，但他们还没有金属制品，并且仍然从事大量的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牛群甚至由于森林中的采采蝇传播的疾病而被毁掉。他们进入刚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带，在那里开垦园地，并且增加了人口。这时，他们开始“淹没”了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俾格米人，把他们一步步挤进森林。
　　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缘走出来，进入了东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较开阔的地带。在这里他们碰到了一个民族大熔炉，这里有在较干旱地区种植黍和高粱以及饲养牲畜的、说阿非罗—亚细亚语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还有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科伊桑人。由于从他们的西非家园继承下来的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这些班图人得以在不适合以往所有那些当地人耕种的东非气候湿润地区进行耕种。到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不断前进的班图人到达了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开始从他们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邻居那里得到了黍和高梁（以及尼罗—撒哈拉语中表示这些作物的名称），并重新得到了牛群。他们还得到了铁，那时铁还刚刚开始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熔炼。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便已有了铁制品的制造，但起源于何处则仍不清楚。这个早期年代有可能接近于北非海岸迦太基的近东铁制品制造技术引进的年代。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识是从北面传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另一方面，自从至少公元前2000年以后，铜的熔炼就已在西非撒哈拉地区和萨赫勒地带进行。那可能是非洲独立发现铁冶炼术的先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铁匠们的铁熔炼技术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因为它们和地中海地区的铁熔炼技术差异很大，足以表明这是独立的发展：非洲的铁匠们发现如何在他们村庄的熔炉里产生高温从而炼出钢来，这比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贝塞麦转炉早了2000多年。
　　有了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再加上铁器，班图人终于拼凑出一整套在当时非洲赤道以南地区所向披靡的军事—工业力量。在东非，他们仍然不得不同为数众多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铁器时代的农民进行竞争。但在南部2000英里的地区内生活着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没有铁器和作物。在几个世纪内，班图农民在最近的史前史上的一次最迅猛的移民进军中，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推进到今天南非东海岸纳塔尔省的地方。
　　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无疑是一次迅速而引入注目的扩张行动简单化，并把一路上的科伊桑人描绘成听任成群结队汹涌而来的班图人践踏的人。事实上，情况要比这复杂。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族群在班图人向外扩张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牛、羊。班图人的第一批开路先锋可能人数很少，他们选择了适于种植他们的薯蓣的湿润的森林地区，而跳过了比较干旱的地区，把这些地区留给科伊桑的牧人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交换和通婚关系无疑已在这些科伊桑农民和班图农民之间建立起来，他们各自占据邻近的一些不同的栖息地，就像俾格米狩猎采集族群和班图农民今天在赤道非洲仍然在做的那样。随着班图人口的增长并把牛和适应干旱气候的谷物吸收进他们的经济，他们才逐步地布满了原先被跳过的那些地区。但最后的结果仍然一样：班图农民占据了原先属于科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区；原先的这些科伊桑居民的遗产除了埋在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头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的非科伊桑语言中的吸气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图族群酷似科伊桑人的外貌特征。
　　这些消失了的科伊桑人究竞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在科伊桑族群生活了也许有几万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现在生活着班图人。我们只能大胆猜测，用现代亲眼目睹的一些事件来进行类比，例如用钢铁武装起来的白人农民与使用石器的澳大利亚土著和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狩猎采集族群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狩猎采集族群被用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灭了：他们或者被赶走，或者男人被杀死或沦为奴隶，女人被霸占为妻，或者无论男女都受到农民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这种病的一个例子就是疟疾，疟疾是蚊子传染的，而蚊子是在农民村庄的四周滋生的，同时，对于这种疾病，入侵的班图人已经形成了遗传的抵抗力，而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大概还没有。
　　然而，关于最近的非洲人口分布的图19.1提醒我们，班图人并没有搞垮所有的科伊桑人，在非洲南部的一些不适合班图人农业的地区仍有科伊桑人幸存下来。最南端的班图人是科萨人，他们在开普敦以东500英里的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来。这不是因为好望角这个地方过于干旱不适合农业：毕竟它是现代南非的粮仓。事实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班图人的适应了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长的。到1652年，即荷兰人带着他们原产近东的适应冬雨的作物到达开普敦的那一年，科萨人仍未渡过菲什河。
　　这种植物地理学的表面上的细节对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关系。一个后果是：一旦南非的白人迅速杀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赶走好望角的科伊桑人群体，白人就能正当地宣称他们在班图人之前占有了好望角，因而对它拥有优先权。这种宣布不必认真看待，因为好望角科伊桑人的优先权并没有能阻止白人把他们赶走。严重得多的后果是，1652年的荷兰移民要与之争夺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钢铁装备起来的班图农民。当白人最后向东扩张，于1702年在菲什河与科萨人遭遇时，一场长期的殊死战斗开始了。虽然欧洲人当时能够从他们在好望角的防卫基地调派军队，但也经过了9次战争，历时175年才把科萨人征服，军队前进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当初那几艘最早到来的荷兰船遇到这样的激烈抵抗，白人怎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稳脚跟呢？
　　因此，现代南非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家园碰巧很少有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碰巧从他们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夏雨的作物；而欧洲人碰巧从他们近1万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冬雨的作物。正像新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的那块“戈林街”路牌提醒我的那样，非洲的过去给非洲的现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就是班图人何以能够“淹没”科伊桑人，而不是相反。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对非洲史前史的难解之迷的剩下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和生境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多样化这些有利条件。如果1万年前有个外星人访问地球，他认为欧洲最后会成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个帝国的一批附庸国家，他作出这样的预测也许是情有可原的。
　　导致非洲与欧洲碰撞的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探险和征服的花费巨大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这些优势在碰撞几乎还刚刚开始时就显示了出来：在法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首次抵达东非海岸后仅仅4年，他又率领一支布满了大炮的舰队卷土重来，迫使控制津巴布韦黄金贸易的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投降。但为什么欧洲人能发展出这3大优势，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则不能呢？
　　我们已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粮食生产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延误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的适于本地粮食生产的小得多的面积，以及它的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南北轴向。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关于家畜，我们已经看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家畜来自欧亚大陆，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是来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开始被新兴的欧亚大陆文明利用之后几千年，它们才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在开始时的确使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认为非洲是充满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那个大陆。但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要想对一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它必须相当温驯，对人服从，驯养花费少，对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还必须生长迅速并存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产的牛、绵羊、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几种通过所有这些考验的大型野生动物。而它们的非洲同类——如非洲野牛、斑马、野猪、犀牛和河马——则从来没有被驯化过，甚至在现代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动物有时确曾被驯养过。汉尼拔在对罗马的不成功的战争中利用过驯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驯养过长颈鹿和其他动物。但这些驯养的动物没有一种实际上被驯化了——就是说，在圈养中进行有选择的繁殖和对遗传性状的改变以使之对人类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马得到驯化并供人骑乘，它们不但可以供养军队，而且还可以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把欧洲的骑兵冲得落花流水。骑着犀牛的班图突击队可能已推翻了罗马帝国。但这种事没有发生。
　　第二个因素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欧亚大陆之间在可驯化的植物方面的一种虽然不是那样极端但也相当大的差异。萨赫勒地带、埃塞俄比亚和西非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但在品种数量上比欧亚大陆少得多。由于适合驯化的野生起始植物品种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农业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农业晚了几千年。
　　因此，就动植物的驯化而论，领先优势和高度多样性属于欧亚大陆，而不属于非洲。第三个因素是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的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为农民和牧人所占据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7亿，而欧亚大陆有40亿。但如果所有其他条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更多的发明创造，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速度。
　　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后发展速度比欧亚大陆慢的其余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大陆主轴线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轴线和美洲的主轴线一样都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走向（图10.1）。如果你沿南北轴线行走，你会穿越在气候、生态环境、雨量、日长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部大不相同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个地区驯化或得到的动物和作物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在虽然相隔数干英里但处于同一纬度并有相似的气候和日长的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就显得容易了。
　　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轴线的缓慢通过或完全停止前进，产生了重大的后果。例如，已经成为埃及的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作物，在发芽时需要冬雨和日长的季节性变化。这些作物无法传播到苏丹以南，因为过了苏丹，它们就会碰上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照变化。埃及的小麦和大麦在欧洲人于1652年把它们带来之前，一直没有到达好望角的地中海型气候区。而科伊桑人也从来没有发展过农业。同样，适应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长变化的萨赫勒地带的作物，是班图人带到非洲南部的，但在好望角却不能生长，从而终止了班图农业的前进。非洲的气候特别适合香蕉和其他的亚洲热带作物，今天这些作物已居于非洲热带农业最多产的主要作物之列，但它们却无法从陆路到达非洲。显然，直到公元第1千纪（1─1000 A.D.），也就是它们在亚洲驯化后很久，它们才到达非洲，因为它们必须等到横渡印度洋的大规模船运的那个时代。
　　非洲的南北轴线也严重地妨碍了牲畜的传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蝇是锥虫体的携带者，虽然非洲当地的野生哺乳动物对锥虫病有抵抗力，但对从欧亚大陆和北非引进的牲畜来说，这种病证明是灾难性的。班图人从没有采采蝇的萨赫勒地带获得的牛，在班图人通过赤道森林的扩张中亦未能幸免。虽然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经到达埃及，并在那以后不久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方式，但直到公元第1千纪中，它们才渡过撒哈拉沙漠，推动了一些以骑兵为基础的西非王国的出现，而且它们也从来没有通过采采蝇出没的地区而到达南方。虽然牛、绵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3千纪（3000─2000 B.C.）中已经到达塞伦格蒂大草原的北缘，但在那以后又过了2000年，牲畜才越过塞伦格蒂到达了非洲南部。
　　沿非洲南北轴线同样缓慢传播的还有人类的技术。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经在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好望角。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已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威王国，虽然字母文字也传入了埃塞俄比亚（可能从阿拉伯半岛传入），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区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

第十八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过去13000年中最大的人口更替是新、旧大陆社会之间新近的碰撞引起的。我们在第三章看到，这种碰撞的最戏剧性也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是皮萨罗的小小西班牙军队俘虏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是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管理和技术最先进的印第安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他的被俘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象征，因为造成这一事件的一成不变的各种近似因素，也是欧洲人征服其他印第安社会的部分原因。现在，让我们回到两个半球的那次碰撞上来，把我们自第三章以来所学到的知识加以运用。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达了印第安人的国家并征服了它，而不是相反？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就是把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作一比较，时间是到公元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为止。
　　我们的比较从粮食生产开始。粮食生产是当地人口多寡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征服的终极因素。美洲的粮食生产与欧亚大陆的粮食生产的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涉及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在第九章我们接触到欧亚大陆的13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成了欧亚大陆的动物蛋白（肉和奶）、毛绒和皮革的主要来源，是对人员和货物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通过拉犁和提供粪肥）作物增产的保证。在水轮与风车于中世纪开始取代欧亚大陆的哺乳动物之前，它们还是人的臂力之外的重要的“工业”动力——例如，用来转动石磨和提升汲水器具。相形之下，美洲只有一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美洲驼／羊驼，而这种动物也只有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很小地区和邻近的秘鲁沿海地区才有。虽然人们利用它是为了肉、毛绒、皮革和货物运输，但它从不产奶供人消费，从不供人骑乘，从不拉车或拉犁，也从不被用作一种动力源或战争工具。
　　这就是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巨大的一组差异之所在——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大多数灭绝（被消灭？）所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动物灭绝了，现代史的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科尔特斯率领他的满身泥汗的雇佣军于1519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时，他们可能会被几千个骑着本地驯化的美洲马的阿兹特克骑兵赶进大海。不是阿兹特克人死于天花，而是那些西班牙人可能会被对疾病有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所传染的美洲病菌消灭光。依据畜力的美洲文明国家可能会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躏欧洲。但这些假设的结果由于几千年前哺乳动物的灭绝而被排除了。
　　这些动物的灭绝使欧亚大陆有了比美洲所提供的多得多的供驯化之用的野生动物。大多数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由于6、7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原因而失去了作为可供驯化的动物的潜在资格。因此，欧亚大陆最后只有13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而美洲只有本地的一种。这两个半球还有驯化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美洲有火鸡、原鼠和完全属于本地的美洲家鸭以及比较普遍的狗；在欧亚大陆有鸡、鹅、鸭、猫、狗、兔、蜜蜂、蚕和其他一些动物。但所有这些小型的驯养动物的作用比起大型的驯养动物来是微不足道的。
　　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在植物性粮食生产方而也存在着差异，不过这方面的差异没有动物性粮食生产方而的差异那样明显罢了。1492年，农业已在欧亚大陆普及。在欧亚大陆的少数几个既没有作物也没有家畜的狩猎采集族群中，有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没有驯鹿的西伯利亚社会，以及散居印度和热带东南亚雨林、与附近农民进行交换的狩猎采集族群的一些小的群体。其他一些欧亚大陆社会，主要地有中亚的牧人、放牧驯鹿的拉普人和北极地区的萨莫耶德人，他们都饲养家畜，但很少有农业，或完全没有农业。几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社会不但放牧牲口，而且也从事农业。
　　农业在美洲也很普及，但狩猎采集族群在美洲占有的地区比在欧亚大陆大。美洲的这些没有粮食生产的地区包括北美洲的整个北部和南美洲南部、加拿大大平原和北美洲的整个西部，只有美国西南的一些小块地区有灌溉农业。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没有粮食生产的印第安地区，包括欧洲人来到后开发的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最肥沃的农田和草原：美国的沿太平洋各州、加拿大的小麦产区、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和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缺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由于地理和生态障碍使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几种家畜无法引进。在欧洲移民引进了合适的家畜和作物后，这些地区立即变得富饶起来，这不仅要归功于欧洲移民，而且有时候也要归功于印第安人。例如，在大平原的一些地方，在美国西部和阿根廷无树大草原，印第安社会以驯马和精于放牧牛羊而著称。平原上的骑马战士、纳瓦霍族的牧羊人和编织工，在美洲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印象中现在占有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印象的基础是在1492年以后建立的。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
　　在美洲的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农业，但和欧亚大陆的农业相比，它受到5大不利条件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的品种繁多、蛋白质丰富的谷物；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而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动物粪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来做诸如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农活。这些差异表明，到1492年为止的欧亚大陆农业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小时产生的卡路里和蛋白质要多于印第安的农业。
　　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关系最直接的差异是病菌。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对照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名单，唯一可以有把握归之于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社会的群众传染病是非梅毒密螺旋体病。（我在第十一章说过，梅毒究竟起源于欧亚大陆还是起源于美洲仍然未能确定，至于在哥伦布以前美洲就已有了人类肺结核病这种说法，是我的尚未得到证明的看法。）
　　说也奇怪，大陆之间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这种差异竟是来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异。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1万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亚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印第安社会演化出来的致命病菌如此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为传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比在欧亚亚大陆晚几千年；新大陆出现城市社会的3个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从来没有同把瘟疫、流行性感冒、可能还有天花从亚洲带到欧洲的那种规模的快速而大量的贸易发生过关系。因此，甚至连疟疾和黄热病也根本不是美洲的疾病，而是由起源于旧大陆热带地区、被欧洲人传人美洲的病菌引起的。而这些传染病最后成为欧洲人向美洲热带地区移民的主要障碍，并成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最大障碍。
　　在帮助欧洲征服美洲的一些直接因素中，可与病菌相提并论的是技术的各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归根到底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有5个技术领域可以挑出来讨论：
　　第一，金属——开始时是铜，后来是青铜，最后是铁——到1492年止已在所有复杂的欧亚大陆社会被用作工具。相比之下，虽然铜、银、金和一些合金已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饰物，但石头、木头和骨头在所有印第安社会中仍然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这些社会只在局部地区有限地利用铜器。
　　第二，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比美洲的军事技术要有效能得多。欧洲的兵器是钢刀、长矛和匕首，辅以小型火器和火炮，而护身的盔甲也是由纯钢打就的，或是由锁子甲做成的。印第安人不用钢铁，他们用棍棒、用石制或木制的斧头（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偶尔也有用铜制的）、投石器、弓箭和加软衬料缝制的盔甲，这些东西无论防护还是进攻，效果都差得多。另外，印第安军队没有任何可以与马匹相抗衡的牲口，而马匹在进攻和快速运输方而的价值使欧洲人获得了压倒的优势，直到有些印第安社会后来也采用了马匹。
　　第三，欧亚大陆社会在利用动力源运转机械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超越人力的最早进展是利用动物——牛、马和驴——来拉犁就地和转动轮子来磨谷、提水、灌溉或排水。水轮在罗马时代就已出现了，后来到了中世纪数量日渐增多，这时又出现了潮汐磨机和风车。这些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机械和传动轮系统结合起来，不但被用来磨谷和运水，而且还可用于多种多样的制造目的，包括榨糖、为鼓风炉拉风箱、碾碎矿石、造纸、打磨石头、榨油、盐、织布和锯木。习惯上都是把产业革命武断地定为从18世纪的英国利用蒸汽动力开始，但事实上一种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在中世纪时就已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直到1492年，所有这些在欧亚大陆用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做的工作，在美洲仍旧靠人力来做。
　　在轮子开始在欧亚大陆用于动力转换之前很久，轮子就已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陆上运输的基础——不但用于牲口拉的车子，而且也用于靠人力来推的独轮车。独轮车使一个或更多的人即使仍旧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搬动比不用独轮车时大得多的重量。轮子在欧亚大陆的制陶和时钟上也得到采用。轮子的这些用途没有一样在美洲得到采用，据考证在美洲采用轮子的只有墨西哥的陶瓷玩具。
　　其余的值得一提的技术领域是海上运输。许多欧亚大陆社会发明了大型帆船，其中有些能逆风航行并能横渡大洋，船上装备有六分仪、磁罗盘、尾柱舵和大炮。无论在装载量、速度、机动性或是抗风浪能力方面，欧亚大陆的这些船只都比新大陆最先进的社会即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社会用来进行贸易的那些木筏优越得多。这些木筏靠风力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皮萨罗的船在其前往秘鲁的首次航行中毫不费力地就撞翻并俘获了这样的一只木筏。
　　除了在病菌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外，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有组织的国家的统治之下。其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中国的历代国家、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13世纪达到全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一开始就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而形成的多种语言的民族大融合。因此，它们通常被说成是帝国。许多欧亚大陆国家和帝国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和批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欧亚大陆的部落社会和族群社会，主要限于北极地区放牧驯鹿的牧人、西伯利亚狩猎采集族群、印度次大陆和热带东南亚狩猎采集族群的孤立小群体。
　　美洲有两个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它们在面积、人口、语言的多种组成、官方宗教和征服小国的策源地等方面，与欧亚大陆的一些帝国相似。在美洲，这两个帝国是唯一的能够以许多欧亚大陆国家的那种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建公共工程或进行战争的两个政治单位，而7个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有能力从1492年到1666年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在美洲的热带南美地区、阿兹特克帝国统治范围以外的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也有许多酋长管辖地（其中有些几乎就是小小的国家）。美洲的其余地区只有一些部落和族群组织。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有由有文化的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在某些国家里，官员以外的平民大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文字使欧洲社会得到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换之便，激励与指导探险和征服，并可利用远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类经验。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小的一个地区内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印加帝国使用了一种以结绳（叫做基普）为基础的会计制度和记忆符号，但作为一种传递详细信息的手段，它还不可能起到文字的作用。
　　因此，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拥有对印第安社会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对哥伦布以后碰撞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但到1492年为止的这些差异，只不过是历史轨迹上的一个快照镜头，而这个历史轨迹在美洲至少长达13000多年，在欧亚大陆时间还要长得多。尤其对美洲来说，1492年的这个快照镜头却拍下了印第安人这个独立轨迹的结尾。现在，让我们来描绘一下这些轨迹的各个早期阶段。

表18.1 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历史轨迹（根据原图译出）

　　表18.1概括地介绍了每个半球最大的“中心地”（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和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河地区和中美洲）的主要发展成果出现的大致年代。表中还列出了美国东部这个新大陆较小的中心地的发展轨迹，也列出了英国的发展轨迹，因为英国虽然完全不是一个中心地，但把它列出来是为了说明发展成果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
　　这个表肯定会使任何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产生反感，因为它把极其复杂的历史变成了几个貌似准确的年代。其实，所有这些年代仅仅是为了把一个连续体上的一些任意的点标出来。例如，比某一个考古学家发现的第一件金属工具的年代更重要的，是所有工具中相当大一部分工具是用金属制造的时间，不过金属工具要有多普通才可被定为“普遍的”？同一发展成果出现的年代，在同一中心地的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例如，安第斯山脉地区内厄瓜多尔沿海陶器出现的时间（公元前3100年）比在秘鲁（公元前1800年）早1300年左右。有些年代，如酋长管辖地出现的年代，要比陶器或金属工具之类的人工制品更难根据考古记录来推断。表18.1中的有些年代是很不确定的，尤其是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年代。不过，只要我们了解这张表是简化的结果，它对比较各个大陆的历史还是有用的。
　　这张表表明，粮食生产开始提供很大一部分的人类食物，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要比在美洲的中心地早5000年左右。必须立即提醒的一点是：虽然欧亚大陆粮食生产年代之久远无可怀疑，但美洲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却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考古学家们常常大量引用所宣布的早于表中所列年代的植物驯化的年代，发现这些植物的地方是墨西哥的科克斯卡特兰洞穴、秘鲁的吉塔里罗洞穴和美洲的其他一些考古遗址。这些宣布的年代现在正受到重新评价，这有几个原因：最近直接用碳—14对一些作物残存进行的测定，在有些情况下得出了较近的年代；以前所报道的较早的年代，是以遗址中一起出土的木炭为根据的，这些木炭被认为是与作物残存属于同一时期，但也可能不是；有些年代较早的植物残存，原来究竟是作物或只是采集来的野生植物，其身分还不能确定。不过，即使美洲植物驯化开始的时间早于表18.1所列的年代，美洲的农业无疑直到比欧亚大陆中心地晚得多的时候才为美洲中心地人类大部分卡路里的摄入和定居生活捉供了基础。
　　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十章中看到，每一个半球只有几个较小的地区充当“中心地”，粮食生产首先在那里出现，接着又从那里向外传播。这些中心地是欧亚大陆的新月沃地和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河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部。得益于许多考古学家在欧洲工作，一些主要发展结果在欧洲的传播速度得到了很好的理解。正如表18.1对英国概括介绍的那样，一旦粮食生产和村居生活在经过长期的迟滞（5000年）之后从新月沃地引进英国，随后英国采用酋长管辖地、国家、文字、尤其是金属工具的迟滞时间要短得多：最早普遍使用铜和青铜金属工具晚了2000年，而普遍使用铁器只晚了250年。显然，一个已经属于定居农民的社会向另一个这样的社会“借来”冶金术，要比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向定居农民“借来”粮食生产（或被农民所取代）容易得多。
　　为什么所有主要发展结果的发展轨迹在年代上美洲要晚于欧亚大陆？这有4组原因：起步晚、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系列比较有限、较大的传播障碍，以及稠密的人口在美洲生活的地区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小，或者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孤立。
　　就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来说，人类占领欧亚大陆已有大约100万年之久，比他们在美洲生活的时间长得多。根据第一章中讨论的考古证据，人类在阿拉斯加进入美洲不过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作为克罗维猎人向加拿大冰原以南扩散是在公元前11000年前的几百年，而到达南美洲的南端不迟于公元前10000年。即使关于美洲存在更早的人类居住遗址的一些有争论的主张证明是有根据的，但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这些假定存在的克罗维人以前的居民也只有很稀少的分布，不能像在旧大陆那样随着人口、技术和技艺的发展而在更新世使狩猎采集社会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加。在源自克罗维人的狩猎采集族群到达南美洲南部后仅仅1500年，粮食生产便已在新月沃地出现了。
　　欧亚大陆的这种领先优势的几个可能的结果值得考虑。首先，在公元前11000年后，人类是否花了很长时问才完全占据了美洲？只要能算出有关的可靠数字，就会发现这一结果对于造成美洲生产粮食的村庄晚5000年出现这一局面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第一章中所作的计算告诉我们，即使只有100个成为开路先锋的印第安人越过加拿大边界，进入美国南部，并以每年1.1％的速度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他们所形成的狩猎采集人口可能已布满了整个美洲。这些开路先锋如果每月向南只前进一英里，那么他们在越过加拿大边界后只需70年就已到达南美洲的南瑞。同人们占据先前无人居住或居民稀少地区的已知的实际速度相比，这里所假设的人口扩散和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非常低的。因此，美洲可能是在第一批移民到达后的几个世纪内就被狩猎采集族群全部占领了。
　　其次，在这滞后的5000年中，会不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最早的美洲人必须用来熟悉他们所碰到的当地动植物新品种和石料？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的狩猎采集族群和农民也曾占据了原来不熟悉的环境，如新西兰的毛利人移民或新几内亚开利莫伊盆地的图达辉移民。如果我们能以这些人为例，再一次用类比办法进行推理，那么美洲的这些移民大概在远远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也发现了最好的石料，并学会了把有用的野生动植物和有毒的野生动植物区别开来。
　　第三，欧亚大陆人在发展适合本地的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情况又是如何呢？新月沃地和中国的早期农民是这种技术的继承者，而这种技术是行为上的现代智人几万年来为利用这些地区的当地资源而发展起来的。例如，石镰、地下窖藏穴以及新月沃地的狩猎采集族群为了利用野生谷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他技术，对新月沃地最早的生产谷物的农民来说都是现成可用的。相比之下，美洲的最早移民在到达阿拉斯加时所带来的只是适合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冻原使用的设备。他们每到一处，都得为自己发明适合新环境的设备。这种技术上的滞后可能对印第安人发展的迟缓起了重大的作用。
　　造成这种迟缓的一个甚至更明显的因素，是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我在第六章中讨论过，狩猎采集族群之所以采纳粮食生产，不是因为那可能会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好处，而是因为早期的粮食生产开始显示了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优势。早期的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活动的竞争，在美洲不及在新月沃地和中国那样激烈，这一部分是由于美洲几乎没有可以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因此，早期的美洲农民仍然依靠野生动物来获得动物蛋白，所以必定以一部分时间仍然去从事狩猎采集活动，而在新月沃地和中国，植物驯化之后紧接着就是动物驯化，这样就及时地发展出全套粮食生产，最后取得了对狩猎采集活动的胜利。此外，欧亚大陆的家畜通过提供粪肥并最后通过拉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更具竞争力。
　　美洲野生植物的特点也是印第安人粮食生产竞争力差的一个原因。这个结论在美国东部看得最为清晰，因为那里只有靠10种是驯化的，包括小籽粒的谷物而没有大籽粒的谷物，还有豆类植物、纤维作物，或栽培的水果树或坚果树。这对中美洲的主要作物玉米也是很清楚的，因为玉米的传播使它也成了美洲其他地方的主要作物。虽然新月沃地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几个世纪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演化成作物，但野生的墨西哥类蜀黍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演化成作物，同时必须在繁殖生物学和对结籽的能量分配方面经历巨大的变化，使种子失去坚硬的外壳并大大增加玉米棒子的尺寸。
　　因此，即使接受关于美洲植物驯化开始年代较晚的假定，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内陆和美国东部，从植物驯化开始（公元前3000—2500年左右）到普遍出现终年定居的村落（公元前1800—500年），中间可能经过了大约1500年或2000年。美洲的农业长期以来在获得食物方面只是对狩猎采集的一个小小的补充，只能养活稀少的人口。如果接受关于美洲植物驯化开始年代较早的传统说法，那么粮食生产经过了5000年而不是1500年或2000年才维持了终年定居的村落。相比之下，在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村落的出现在时间上是和粮食生产的出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本身相当富有成效，足以维持定居的村落，在这两个半球的一些地方，如旧大陆的日本和新月沃地，新大陆的厄瓜多尔沿海和亚马孙河地区，甚至在采用农业前便已有村落存在了。）对新大陆本地现有的驯化动植物所造成的限制的最好说明，就是美洲社会本身在别的作物或动物引进时所发生的变化，不管这些作物或动物来自美洲的其他地方，还是来自欧亚大陆。这方面的例子有玉米引进美国东部和亚马孙河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有美洲驼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南部驯化后被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北部所采纳，还有马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方出现。
　　除了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和野生动植物品种外，欧亚大陆发展速度的加快也由于在欧亚大陆动物、植物、思想、技术和人员的交流比在美洲容易，而交流容易又是由于存在几组地理和生态因素的结果。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欧亚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与欧亚大陆始终如一的东西宽度不同，新大陆在中美洲的那一段特别是在巴拿马变窄了。尤其是，美洲被一些不适于粮食生产也不适于稠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这些生态障碍包括：把中美洲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社会分隔开来的巴拿马地峡雨林；把中美洲社会同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社会分隔开来的墨西哥北部沙漠；把美国西南部同东南部分隔开来的德克萨斯州干旱地区；以及把本来可能适于粮食生产的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隔开的沙漠和高山。因此，在中美洲、美国东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这些新大陆的中心之间，完全没有家畜、文字和政治实体方面的交流，以及只有在作物和技术方面的有限的缓慢的交流。
　　美洲范围内的这些障碍的某些特有的后果值得一提。粮食生产从未从美国西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向美国现代的粮仓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传播，那里的印第安社会仅仅由于缺乏合适的驯化动植物而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安第斯山脉高原地区的美洲驼、豚鼠和马铃薯从未到达墨西哥高原，因此，中美洲和北美洲除了狗始终没有别的驯养的哺乳动物。反过来，美国东南部栽培的向日葵也从未到达过中美洲，而中美洲驯养的火鸡也从未到过南美洲或美国东部。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分别花了3000年和4000年走完了从墨西哥农田到美国东部农田的700英里距离。在玉米引进美国东部后，又过了700年，在北美气候条件下培育的一种高产玉米促使密西西比河谷产粮地的兴起。玉米、豆类和南瓜可能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从中美洲传播到美国西南部。虽然新月沃地作物往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速度相当迅速，预先排除了同一品种植物独立驯化的机会，要不然就是预先排除其他地方亲缘相近植物驯化的机会，但美洲的那些障碍导致了作物有许多这样的平行驯化的机会。
　　与生态障碍对作物和牲畜传播的这种种影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其对人类社会其他特点的影响。最后起源于东地中海的字母从英格兰到印度尼西亚，传遍了欧亚大陆的各个复杂社会，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因为中国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文字已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相形之下，新大陆唯一的书写系统——中美洲的那些书写系统，从未传播到本来是会采用它们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国东部的复杂社会。在中美洲作为玩具的零件而发明出来的轮子，从未与安第斯山脉地区驯化出来的美洲驼碰头，以便为新大陆产生装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在旧大陆从东到西，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横跨3000英里，而蒙古帝国则略地6000英里。但中美洲的帝国和国家则与北面700英里的美国东部的酋长管辖地，或南面1200英里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帝国和国家，没有任何政治关系，而且显然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们。

表18.2 旧世界的语言扩张（根据原图译出）

　　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在地理上更为支离破碎这种状况也在语言的分布上反映了出来。语言学家们一致同意，欧亚大陆的语言除几种外，可以分为大约十几个语系，每一个语系包括多达几百种亲属语言。例如，印欧语系不但包括法语、俄语、希腊语和印地语，而且也包括英语，这个语系由大约144种语言组成。在这些语系中，只有很少几个语系分布在大片的相邻地区内——就印欧语系来说，它所分布的地区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再向东经过西亚很大一部分地区到达印度。把语言的、历史的和考古的证据结合起来就可清楚地看出，语言的每一个这样的大片的相邻分布，起源于某一祖代语言在历史上的扩张，随后又由于地方性的语言分化而形成了一个由亲属语言组成的语系（表18.2）。大多数这样的扩张似乎可以归因于粮食生产社会中说这一祖代语言的人对狩猎采集族群所拥有的优势。我们在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中已经讨论过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和其他东亚语系在历史上的这种扩张。在过去1000年里主要的一些语言扩张中，有把印欧语从欧洲带到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语言扩张，有把俄语从欧洲东部带到整个西伯利亚的语言扩张，还有把土耳其语（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从中亚向西带到土耳其的语言扩张。
　　除了美洲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和阿拉斯加、加拿大西北部与美国西南部的纳迪尼语系，美洲没有为语言学家普遍承认的大规模语言扩张的例子。专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大多数语言学家，除了爱斯基摩语系和纳迪尼语系，看不出还有其他大的明确的语言分类。他们最多认为，现有证据只够把其他印第安语言（估计的数目从600种到2000种各不相同）分为100个或更多的语族或孤立的语言。一个有争议的属于少数派的观点，是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所持有的观点，他把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和纳迪尼诸语言以外的所有印第安语言归入一个大语系叫做美印语系，包括大约十几个语族。
　　格林伯格的这些语族中的某些语族，以及得到比较传统的语言学家承认的某些语言分类，可能证明是在某种程度上由粮食生产推动的人口扩张的遗产。这些遗产可能包括中美洲和美国西部的犹他—阿兹特克诺语言、中美洲的奥托—曼格安诸语言、美国东南部的纳齐兹—马斯科吉诸语言，以及西印度群岛的阿拉瓦克诸语言。但语言学家们在商定对印第安诸语言进行分类时所碰到的因难，反映了印第安复杂社会本身在新大陆扩张时所碰到的困难。如果任何从事粮食生产的印第安族群带着他们的作物和牲口成功地向远处扩张，并在广大地区内迅速取代狩猎采集族群，他们可能会留下如同我们在欧亚大陆看到的那样容易辨认的语系遗产，而印第安诸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会那样引起争论了。
　　因此，我们已经找到了3组有利于欧洲人入侵美洲的终极因素：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间长的领先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动物的资源比较丰富而引起的比较有效的粮食生产；以及欧亚大陆范围内对传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并非那样难以克服。第四个，也是更具推测性的终极因素，是根据美洲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没有发明而提出来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复杂社会没有发明文字和轮子，虽然这些社会同作出这些发明的中美洲复杂社会在时间上差不多一样久远；轮子只用在玩具上并且后来竟在中美洲失传了，而推测起来轮子在中美洲是会像在中国一样用在人力独轮车上的。这些谜使人想起了在一些孤立的小社会中同样令人费解的要么没有发明要么发明了又失传了的情况，这些社会包括塔斯马尼亚土著社会、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日本、波利尼西亚诸岛和美洲北极地区。当然，美洲的面积加起来并不算小：整整占欧亚大陆面积的76％，美洲的整个人口到1492年止大概也相当于欧亚大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们已经看到，美洲被分割成一些社会“孤岛”，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许，美洲的轮子和文字的历史，反映了真正的孤岛社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来予以说明的那些原则。在各自独立发展了至少13000年之后，先进的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终于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发生了碰撞。在这之前，新旧大陆人类社会的唯一接触一直是白令海峡两边狩猎采集族群的接触。

图18.1 挪威人从挪威向北大西洋的扩张，图中标出了到达各地的时间或大致时间

　　没有任何美洲人试图向欧亚大陆移民，只有一小批来自阿拉斯加的伊努伊特人（爱斯基摩人）渡过了白令海峡，在海峡对面的西伯利亚海岸定居下来。最早有文献证明的试图向美洲移民的是北极地区和亚北极纬度地区的古挪威人（图18.1）。古挪威人于公元874年从挪威向冰岛移民，然后于公元986年从冰岛向格陵兰移民，最后从大约公元1000年到1350年屡屡到达北美洲的东北部海岸。在美洲发现的唯一的关于古挪威人的考古遗址是在纽芬兰岛上，可能就是古挪威人传说中的文兰地区，但这些传说还提到了一些显然还要更北面的登陆地点，就是在拉布拉多海岸和巴芬岛的一些地方。
　　冰岛的气候使放牧和极其有限的农业成为可能，它的面积也够大，足以养活源自古挪威人而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人口。但格陵兰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冰帽，甚至那两个条件最好的海岸边的峡湾也只能让古挪威人进行最起码的粮食生产。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从未超过几千。它始终依靠从挪威运进粮食和铁器，从拉布拉多沿海运进木材。与复活节岛和其他偏远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不同，格陵兰无法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进行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它在古挪威人占领之前、占领期间和占领结束之后，确曾养活了一些自给自足的伊努伊特狩猎采集群体。冰岛和挪威本身的人口太少、太穷，不可能继续养活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
　　在13世纪开始的小冰川期间，北大西洋的变冷使格陵兰的粮食生产和古挪威人从挪威或冰岛前往格陵兰的航行变得甚至比以前更加勉为其难了。已知的格陵兰岛民与欧洲人的最后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410年，当时一艘冰岛船被风吹离了航线，靠上了格陵兰海岸。当欧洲人最终又于1577年开始访问格陵兰时，岛上古挪威人的殖民地已不复存在，显然在15世纪便已消失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但是，考虑到公元986年至1410年这一时期古挪威人的造船技术，如果船只直接从挪威本土开航，那事实上是无法到达北美海岸的。古挪威人要想到达北美海岸，就得从格陵兰的殖民地出发，因为格陵兰与北美只隔着宽200英里的戴维斯海峡。然面，要使这样一个勉强够格的殖民地去支持对美洲的探险、征服和殖民，其希望等于零。甚至位于纽芬兰的古挪威人的唯一遗址，显然不过是几十个人住过几年的一个过冬的营地。古挪威人的传说描写了他们在文兰的营地遭到叫做斯克里林人的袭击，显然这些人或者是纽芬兰的印第安人，或者是多西特爱斯基摩人。
　　中世纪欧洲最遥远的前哨基地纽芬兰殖民地的命运，始终是考古学的传奇性的神秘事件之一。格陵兰的最后一批古挪威人是饿死了呢，是试图扬帆远去了呢，是与爱斯基摩人通婚，或是死于疾病或爱斯基摩人的弓箭之下呢？虽然这些关于直接原因的问题仍然无法回答，但古挪威人在格陵兰和美洲殖民失败的终极原因是非常清楚的。它的失败是由于发起者（挪威）、目标（格陵兰和纽芬兰）和时间（公元984—1410年）必然使欧洲在粮食生产、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潜在优势无法得到有效的运用。在对很大一部分粮食生产都不相宜的纬度太高的地区，在欧洲穷国之一的无力支持下，几个古挪威人手中的铁器没有斗得过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狩猎采集族群手中的石器、骨器和木器，要知道这后两种人是世界上掌握在北极地区生存技巧的最伟大的专家。
　　欧亚大陆人第二次向美洲移民的企图成功了，因为这一次在发起者、目标、纬度和时间方面都使欧洲的潜在优势得以有效地发挥。和挪威不同，西班牙富有而又人口众多，足以支持海外探险和对殖民地进行资助。西班牙人在美洲的登陆处的纬度是非常适于粮食生产的亚热带地区，那里粮食生产的基础起先主要是印第安的作物，但也有欧亚大陆的家畜，特别是牛和马。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的雄心勃勃的殖民事业开始于1492年，这时欧洲远洋船只建造技术为时达一个世纪的迅速发展宣告结束，它吸收了旧大陆社会（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度洋发展起来的先进的航海术、风帆和船舶设计。在西班牙建造和配备人员的船只能够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类似于格陵兰岛上妨碍古挪威人殖民的那种情况不复存在了。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很快又有6、7个欧洲国家加入到开拓殖民地的行列中来。
　　欧洲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以哥伦布于1492年建立的殖民地为其开端。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发现”时估计人口超过100万，但大多数岛上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疾病、驱逐、奴役、战争和随便杀害消灭了。1508年左右，美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巴拿马地峡建立。随后分别在1519—1520年和1532—1533年发生了对美洲大陆上两个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在这两次征服中，欧洲人传播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起了主要的作用，不但杀死了大批人口，而且还杀死了皇帝本人。其余的事则是由一小撮西班牙骑兵在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和他们利用当地人口的内部分歧的政治技巧来完成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接着又发生了欧洲人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其余土邦的征服。
　　至于北美洲的那些最先进的土著社会，即美国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水系地区的社会，它们的毁灭主要是由病菌独立完成的，病菌由早期的欧洲探险者带来，但却走在他们的前面。随着欧洲人的足迹踏遍美洲，其他许多土著社会，如大平原的曼丹人社会和北极地区的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社会，也是不用军事行动就被疾病消灭了。没有被疾病消灭的人口众多的土著社会，则遭到了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同样命运，被一些全面的战争摧毁了，发动战争的越来越多的是欧洲职业军人和他们在当地的盟友。作为这些军人的后盾的，先是欧洲母国的政治组织，后来是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政府，最后是继承殖民地政府的独立的新欧洲国家。
　　较小的土著社会则被私人组织的小规模的袭击和屠杀更随便地消灭了。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土著狩猎采集族群起初总共有20万人，但他们分散在100个小部落中，要打败其中任何一个小部落根本用不着战争。在1842─1852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或其后不久，大多数这样的小部落被杀光的杀光，被赶走的赶走，同时大批的移民涌入了该州。举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亚希小部落，人数在2000左右，也没有火器。他们被武装的白人移民的4次袭击消灭了：一次是1865年8月6日17个移民在黎明时对一个亚希人的村庄发动的袭击；一次是1866年在一个深谷中对亚希人出其不意的屠杀；一次是1867年左右跟踪到一处洞穴对33个亚希人的屠杀；最后一次是1868年左右对被4个牛仔诱进另一个洞穴的大约30个亚希人的屠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割胶热中，亚马孙河地区的许多印第安群体被白人移民用同样的方式消灭了。这种征服的最后几出戏是在当前的这10年中演完的，如始终独立的雅诺马马人社会和亚马孙河地区其他的印第安人社会，或是死于疾病，或是被矿工杀害，或是放置于传教士和政府机构的控制之下。
　　最终结果是：在适合欧洲的粮食生产和欧洲人生理机能的气候最温和的地区，人口众多的印第安社会被消灭了。在北美洲，相当大的保存下来的完整社会，现在多半生活在居留地里或其他一些被认为不适于欧洲的粮食生产和采矿的地方，如北极地区和美国西部的贫瘠地区。许多热带地区的印第安人已被来自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移民所取代（尤其是非洲黑人以及亚洲的印度人和苏里南的爪哇人）。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地区，印第安人本来人数很多，即使在流行病和战争之后，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仍然是印第安人或混血人。在安第斯山脉的高纬度地区情况尤其如此，那里的欧洲妇女甚至在生育方面也有遗传性的生理障碍，那里的安第斯山脉本地的作物仍是粮食生产的最合适的基础。然而，即使在印第安人生存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也已被旧大陆的文化和语言所取代了。原先在北美洲使用的几百种印第安语言，除187种外，全都不再使用，而就是在这最后的187种语言中，也有149种奄奄一息，就是说只有老人还在使用，儿童已不再学了。在大概40个新大陆国家中，现在全都把某种印欧语或克里奥耳（指在美洲出生的黑人后裔）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在那些现存印策安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如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只要看一看政界和商界领袖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他们很多都是欧洲人，而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的领袖是非洲黑人，圭亚那的领导人则是印度人。
　　原来的印第安人口已经减少了，至于减少了多少，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据估计在北美洲最高可达95％。但由于旧大陆的人（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到来，现在美洲的总人口大概是1492年的10倍。现在美洲的人口是来自除澳大利亚外所有大陆的人们的混合体。这种在过去500年中发生的人口变迁——除澳大利亚外任何大陆上最大的人口变迁——的最早的根。